开放问题空间之后：从“新诗”到“现代汉诗” 作者：姜涛

[王从彬]

——评《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格局中，新诗研究的位置十分特殊：从最初对“七月派”、“新月派”、“象征派”等一系列流派的重新评价，到对新诗史上“现代主义诗潮”的挖掘、整理，作为现当代文学学科重建的一部分，新诗研究都强有力地呼应了外部的历史文化逻辑；但在与整体进程保持同步的同时，有关新诗的讨论又自成体系，在不断的延伸中，形成一套自足的方法、问题和框架。以流派为基础，以现代主义诗潮为中心，以传统与现代融合为理想，集中于审美形式、诗学观念层面的研究，已经成为新诗研究一个主要“范式”，支配了20年来大多数研究的展开。“范式”的稳定，带来了可贵的学科自主性，但某种封闭性或许也包含其中，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经过20多年的研究，虽然在某些问题、某些环节上尚存争议，但从总体上看，对于“新诗”的历史图景，我们似乎已拥有了确定的“知识”，那些曾经令人耳目一新的思路，也在学术生产的流程中，逐渐制度化、常识化，失去了与周遭学术、思想对话的活力。视角单一、方法陈旧、材料重复造成的“拥挤”，更是当前新诗研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一个可能的印象是，“新诗”的研究已经饱和，相关的话题也被“穷尽”了。

一


当一项研究给人以“穷尽”的印象，值得追问的是，难道所有的问题真的被“做”完了，还是随着历史条件、文化语境的转变，原有的研究范式失去了历史有效性。因而，如何打破封闭，在既有的范式中引入反思的可能，重新唤起活力，也就成为目前新诗研究者共同面对的课题。在这一背景中，王光明教授《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一书的问世，可以说是近年来新诗研究界的一桩“大事”。这本厚达七百多页的著作，以百年为视角，重新审视了从晚清到上世纪90年代现代汉语诗歌的发展历程，对许多重大的理论问题也作出了深入剖析。在丰厚的学术含量之外，对新诗研究现状的反省与超越，也本书最值得关注一点。在导言《从问题出发》中，作者对此有清楚的交代：“作者的出发点，不是要‘锁定’历史，把‘尝试’的文本经典化，堵塞继续探索的可能，而是想开放探求的过程，观察解构与建构的矛盾，梳理凝聚的素质，反思存在的问题，呼唤艺术的自觉。”（20页）这种清晰的自我定位，意味着作者要绕开那些“锁定”历史的结论，“与其把一种未完成的探索历史化，不如从基本问题出发，回到‘尝试’的过程”，梳理它与现代语境、现代语言的复杂纠缠。”（4页）一种打破“僵局”，激活研究可能性的努力，不言自明。
在一定程度上，全书的写作的确实现了这种意图。从总体上看，这不是一本“四平八稳”的新诗史，对新诗历史图景的完整描述，不是其目的所在，对一系列问题的关注，构成了写作的起点。诸如作为一种尚未定型的文类，“新诗”的百年求索有何文学史意义？是否完成了象征体系和文类秩序的重建？能否作为一个环节体现中国诗歌传统的延续等？对于这些问题，作者并不准备提供确定的答案，而是以此为契机，进入到历史的复杂纠葛当中，这使得本书在写作体例上，与一般的新诗史著作迥然不同。上文已提及，在新诗研究中，“流派”研究是所谓“范式”的基础，常见的新诗史著作也大体如此：先将“流派”描述当作基本的叙述单元，既而又通过“流派”的交替、更迭，构架出完整的历史线索，一部新诗史也就成了诗歌流派、思潮的发展史。本书的写作，却抛开这种写法，转而抓住重点问题，如从“白话诗”到“新诗”的命名过程，自由诗与散文诗的历史辨析，现代诗形、诗质的探索，50年代后两岸三地不同的诗歌取向等。通过对“问题”的关注，构架出新诗演变的历史脉络，这一“另类”写法，使得本书获得了极大的阐述自由。在兼顾“史”的时间性同时，使得作者可以腾出手来，尽可能地回到新诗历史的内部，作深入的开掘。当“锁定”历史的绳索被解开，“过程”之中诸多复杂的纠葛、鲜活的细节，自然相继呈现出来：譬如对新诗史上较少被论及的吴兴华、林以亮等人的诗歌实践，在书中就得到了充分的探讨，而在一些个案的处理上，作者也独具匠心，如胡适翻译的美国诗人梯斯黛尔《关不住了》一诗，被称作是新诗成立的“纪元”。作者通过英文原本与不同译本之间的比较，阐明了在表达现代经验方面“白话”的优越性（76—81页）。通过“比较”，抽象的理论命题变得清晰具体了，拥有了历史的可感性。
当然，出于对空洞的理论演绎的反拨，返回历史现场、呈现复杂的细节，这种方式在文学史研究中，目前已被普遍接受。但换一个角度看，返回历史现场，并不意味着纯客观的历史“还原”，呈现复杂的细节，也不等同于各种纷纭现象的杂陈。在进入历史的同时，研究者无法避免地会携带着自身的价值取向或理论预设，这也是独特的历史“洞见”得以产生的前提。换言之，在“历史”与“价值”之间，某种叙述的张力难以避免。在回到历史过程，开放问题空间之后，这样的“张力”同样制约了《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一书的展开，这集中体现在贯穿全书的审美主义的视角和一种激烈的反思意图上：前者，是指作者在叙述中紧扣诗歌的审美和形式问题，处处强调新诗艺术本体的优先性；后者，则是指对新诗史一味追新逐异，造成传统断裂，注重社会功利、时代使命，轻视艺术经营的趋向，作者也从现代性迷思的角度，进行有力的反思。这两点又是互为表里，彼此勾连的，共同塑造了进入历史之间的特殊“成见”。从某种意义上说，在新诗史上类似的“反思”，其实并不鲜见，从梁实秋的著名断语：新诗注重的是“白话”而不是诗，到90年代初郑敏先生的长文《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的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作为一种颇有势力的话语，与新诗的现代性追求的构成对话关系的“反思”一直在进行。重要的是，在本书之中，基于审美关注的“反思”意图，没有停留在泛泛而谈的层面，作者不仅延续了前人的思路，而且将目光聚焦于一个核心话题，即：对“新诗”这个历史称谓本身的检讨。
从历史的角度看，“新诗”之名，只是一个约定俗成的概念，指称20世纪与旧诗相区别的诗歌形态，其他类似的称谓还有白话诗，新体诗，新派诗，现代诗等等。然而，这不只是命名的差异而已，在不同的称谓背后，其实也隐含着不同的历史想象和合法性期待，作者敏锐地抓住了这一点，可以说抓住了问题的要害。为了澄清 “新诗”背后的意识形态机制，他用了很大的篇幅，在历史的脉络中，重新爬梳了从“白话诗”到“新诗”的命名过程，得出这样一种结论：“新诗”这一名目过于浮泛，只能是中国诗歌寻求现代性过程中一个临时的、权宜性的概念，提出拟用“现代汉诗”这一文类概念取代“新诗”之名，与20世纪的中国诗歌现象展开对话。这一名称的“替换”，可以说构成了他思考的起点与最终结穴点，全书的内在线索也由此展开。
在作者的思路中，“新诗”之名之所以问题重重，原因之一在于过于强化“新”与“旧”的冲突，陷入一种现代性的意识形态“迷思”，即所谓的“时间乌托邦”，忽略了诗特殊的文类规则，转移了对所谓诗“本体”的关注。较之“新诗”之名，“现代汉诗”则是一个更为稳妥、更为包容性的概念：一方面，它可以涵盖百年来的诗歌现象，强化汉语诗歌“现代”的品质；另一方面，也淡化了新与旧的冲突，为解决困扰“新诗”的文化身份问题，在理论上提供了一种可行的策略。“现代汉诗”的概念，虽也指陈与古典诗歌的不同，但如作者所言，它“所强调的是‘代际’性的文类秩序、语言策略和象征体系的差异，而不是诗歌本质上的对立”。（7 页），由此一来，“别立新宗”的20世纪的诗歌实践，似乎就可洗刷自我，象唐诗、宋词一样，重新被编入中国诗歌的“家谱”中。应当说，这一名称的“替换”，在理论上非常具有说服力，一种新的诗歌史研究模式，也呼之欲出。然而，当作者运用这一模式，去处理新诗百年来尚未稳定的历史“过程”时，上文言及的所谓“价值”与“历史”之间的张力，仍然无法回避，某种可以讨论的空间也由此形成。

二


首先，为历史“解纽”，回到“尝试”的过程，是全书承诺的研究起点。但在回到“过程”之前，对于什么诗？什么是好诗？什么是理想的新诗？作者似乎已有了明确的答案，一种有关“诗”的本体性表述，潜在地支配了他的判断。在下面一些段落中，这一点表露地尤为鲜明：“诗歌不可能具有百科全书或时代现实的镜子的光荣，它的主要特点是作为一根敏感的感觉神经，感受世界深沉的脉动，并将之转化为诗歌的语言秩序与韵律。”（19页），“赋比兴是诗歌修辞的基本法则，是任何时代的诗歌都绕不开的基本问题。诗歌语言的组织，从最基础的层面而言，遵循的就是这一基本的修辞规则，而不是散文的语法规则。”（111页）应当说，这样一些表述大体不差，符合了一般的文学常识，但值得注意的，是那种斩钉截铁、不容质疑的语调。当然，从文类差异的角度看，诗歌在表现方式、经验范畴方面的特殊性不容忽视，然而，是否存在一种古今通用的、普遍的诗歌“本体”，实际上是一个可以探讨的问题。为了把握到这一“本体”，一般的表述所依托的理智/情感、观念/直觉、反映/表现、说明/暗示、公共与隐私、社会与个人等一系列二元对立，一方面吻合于诗歌的写作、阅读实践，另一方面，也是一种受惠于浪漫主义—现代主义传统的制度性想象，换言之，也是一种现代知识规训的结果。在历史的视野中祛除这一“本体”的神话，或许才是必要的态度。
具体到本书而言，从确定的“本体”判断出发，作者对于新诗史上不同的写作向度，似乎并没有一并给予“历史的同情”。那些与时代保持距离，更多致力于内心飘忽经验的捕捉，多用象征、暗示的手法，以及在诗体形式上有较多经营的探索，因为更多地回到了诗歌的“本体”，在书中得到了极力褒扬；而对与之相对的、或者相异的方式，则因疏离了“本体”而不同程度地遭到贬抑；对浪漫主义、写实主义的诗歌方式，作者有较多批评，而现代主义诗歌的美学趣味，则是其评判的潜在标准。除此之外，本书引起争议最多的一处，大概要算是关于诗体形式的讨论。从外部的诗体形式上，寻求新诗的美学规范，是新诗史上一种不绝于缕的努力，但是否构成一种总体的方向，有否形成一种规律性的模式，新诗研究界有很多不同的观点，即便是作者本人也不是一味地支持，而是采取审慎的分析态度。但是，由于从本体的角度，强调外部诗体形式的重要，作者在认同于新诗史上诸多格律化探索的同时，对从胡适到冯文炳、到艾青的自由诗理论，则给予了较多的批评，认为形式的自由造成了“诗”的失落，譬如，对废名的著名主张：“用散文的句子自由写诗”，作者就判定为“是内容至上主义，本质上也是对诗歌的误解。”（139）这些观点和结论，都有待进一步的商榷。但在具体的褒贬外，值得考虑的是：在文学史研究中，特定的审美判断、价值选择当然是无法让渡的，但是否将其提升为一种不言自明的、完全常识化的“本体”或“标准”，则是另外一个问题。如果执着于某种“本体”，那么对“过程”的返回，便有可能轻盈地滑过，仍然陷入一种历史的 “先验”。
与“本体”化倾向相关的是，全书虽然以对“问题”的关注为展开线索，但某种线性的目的论叙事，仍强烈地体现于观点的衔接、章节的安排之中。全书共十三章，每一章处理一个问题，因而几乎都可以独立成篇，但由于每个问题都产生于新诗发展的特定阶段，十三章连缀起来，一个完整的现代汉诗的“成长史”，也被巧妙地讲述出来。这个“成长”的故事，大致由四段构成：从晚清到“五四”，这是现代汉诗的“破坏时期”；从20年代到40年代，是现代汉语诗歌的“建设时期”；从50—80年代，现代汉诗在大陆、台湾、香港三地呈现为“分化期或多元探索的时期”；而80年代新诗潮的兴起，则是新的历史语境中分化期的延续。这个故事虽然包含了多重的曲折、分化，但内在的展开线索仍相当明晰，现代汉诗的历史就是一个朝向“现代”不断演进的历史，一个在历史压力下不断追寻某种诗歌本体的历史。
以“两岸三地”为不同板块，以现代主义诗歌的演进为主要动力，这样一种历史叙述的模式，在80年代以来的新诗史研究中十分常见，本书所讲述的“故事”，似乎也遵循了这一模式。然而，将百年的诗歌实践，嵌入这样一个线性的目的论叙事，在带来似曾相识之感的同时，也会让人感到多少有些匆忙。在导言中，作者强调要回到历史的“过程”，梳理其中复杂的纠葛，但是为了突出“过程”或“演进”，其间的“纠葛”在某种意义上反而被简化了，特别是“从破坏到建设”，“从诗形到诗质”，“从主体的诗到本体的诗”这样一些叙述，似乎也过于明快了。譬如，作者对于新诗的发生期（“破坏时期”）的判断：“它的注意力主要在语言、形式、自我的解放，而不是诗歌想像世界的艺术规律”，不过是重申了新诗史上常见结论，而忽略了胡适等人新诗构想中“工具变革”与“诗美追求”的复杂“纠葛”。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对文学的演进规律，内在线索的强调，一方面使文学研究摆脱了简单的作家、作品的评论，获得了历史学科的品质，另一方面，也打破了外部政治、社会批评的束缚，建立起学科的自主性。但一种线性的、朝向某种“本体”趋近的文学史观，是否会造成对复杂历史现象的抹擦，也是不容忽视的问题，正如韦勒克所称，在处理文学史上的“演变”观念时，“必须抛弃轻易得出的解决方案，并且正视现实中的全部具体浓密性与多样性。”在这个意义上，在线性的历史描述外，对新诗史上共时的交错、偶然和矛盾因素的讨论，或许更能在“过程”中的呈现历史本来的“纠葛”。
无论是“本体”化的评价标准，还是目的论的诗歌史观，上述言及的一些问题，凸现了“回到历史”与“价值预设”之间的张力，而这种张力其实也暗含在“现代汉诗”这一概念之中。表面上看，“现代汉诗”超越于新/旧之争，是一个较为中性、价值色彩较淡的提法。但事实上，与“新诗”一样，它也并非是一个单纯的历史概念，同时也是一个价值概念，包含着特定的文类期待。在本书的开头与结尾，作者反复申明，百年来的现代汉诗像一个“问题少年”，“未必建立起相对稳定的象征体系和文类秩序”。面向这一探索的过程，也是本书研究的主旨，但作者最终的目的，却似乎不止于此，克服这种“不稳定性”、“未完成性”，“寻找最切近现代汉语特质的形式与表现策略，让诗歌的创作规则及手段在诗歌文类的意义上稳定下来，建立起诗人与读者共同的桥梁”，才是他的抱负所在。在面向过程的同时，又暗中设定了演进的目的，“现代汉诗”因而也是一个不无矛盾的概念，本书“论”大于“史”的总体风格也与此有关。在序言中，孙玉石教授在谈到作者的“理想主义色彩”时，也委婉地指出了这一点，并坦言在新诗的开放多元探索中，将来会不会形成如中国古典诗歌范式与境界那样的“相对稳定的象征体系和文类秩序”？ “我认为这只是一个非常遥远的梦，甚至可能是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梦。”
这样的“分歧”，来自对诗歌历史前景的不同估计，但在更深层次，也基于对“新诗”历史性质的判断。在作者看来，“新诗”应该从一种从“新”、“解放”的链条中解脱出来，沉淀或上升为一种稳定的现代文类，如此一来，诗歌在语言方式、象征系统、表达策略等方面，也就如古典诗歌一样有了“轨范”可寻，诗歌的评价问题、阅读问题、传播问题似乎也可迎刃而解。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非常“理想化”的方案。然而，换一个角度看，新诗之“未完成”、“不稳定”等特征，非但不是历史的缺陷，反而是它存在的前提，也是它最值得珍视的一种传统。因为在现代社会，“新诗”不再是一门服务于公共情调的愉悦的艺术，而更多地变成一门致力于探索现代生活丰富性与复杂性的艺术，它的展开是发生于自我与世界之间关系的不断辨认中。从动力上考察，新诗的发展不一定是趋向某种稳定的“文类规范”，它的历史或许就是一个在“多元探索中”不断扩张的可能性空间。两种不同的理解，同时也会导致两种不同的诗歌史观：一种强调演进的方向、线索和目的，一种则更多地从差异的角度把握新诗的多种可能性，二者之间的分歧，相信还会影响到今后新诗研究的展开。然而，在上述分歧之外，开放问题空间之后，继续开放对“本体”的理解，打破线性目的论叙事的束缚，无疑是一种更为有效的方式，这当然需要在“价值”与“历史”之间进行更艰苦的磋商、更耐心的斡旋。

三

通过“现代汉诗”对“新诗”的替换，作者尝试了一种新的研究思路，以期完成对现代百年诗歌历史的有力反思，对其中的张力及相关的问题，上文已做了大致的讨论。如果进一步分析的话，这一思路也并非个人“发明”，而是呈现于80—90年代学术思想转型的大背景之中，内在的理路和局限，也同样值得注意。如上文所述，从语言、形式入手的审美主义视角，是本书的研究起点，而无论是强调诗歌特定的文类规则，还是将一种稳定的文类秩序与象征体系的重建，设定为演变的方向，一种与外部社会、政治干预的抗辩性，在行文中或隐或显。在某种意义上，这种思路在暗中仍然接续了80年代“重写文学史”的逻辑，也似乎没有挣脱其轨范。在80年代，“重写文学史”的思潮打破了单一的教科书式文学史模式，开放文学史写作的多样性，但为了建构一种独立的、自足的本体化文学史观，反拨过去的“政治标准”，“审美”就被颁布为另一个大写的标准，这种对抗性的思路决定了“审美”本身的抽象化，其与政治、历史、社会之间的复杂关联，自然被简化或忽略了。当然，单从政治要求与审美规约、社会功利与艺术追求的二元框架，是不足以说明新诗历史的特殊性的。为了反思“新诗”之“新”，建立“现代汉诗”概念的合理性，90年代兴起的“反思现代性”思潮，实际上是本书更为重要的一重背景。
借助“反思现代性”的视角，“新诗”的“唯新”情结、对“时代精神”的膜拜、对社会现代化以及西方意识形态的趋同等“现代性迷思”，在书中得到了充分的检讨，李欧梵、詹明信等人的论述，尤其是卡林内斯库关于“两种现代性”的区分，也成为作者不断援引的理论资源。所谓“两种现代性”，即强调“在西方，现代性不是‘一个’，而是多个”，其中有相信进步、科学、人道主义的资产阶级社会现代性，也有与前者构成批判、质疑关系的所谓文化和美学现代性。（第8—9页）在本书的论述逻辑中，“新诗”陷入的“迷思”之一，就是过于依附注重功利、迷信进化的所谓社会现代性，而在美学现代性上不足。在讨论新诗“破坏时期”的时候，这一判断最为明显：不论是胡适的散文化方式，还是郭沫若用“自我”改变诗歌的言说内容，反映的都是西方自启蒙主义至今的科学主义意识形态，没有看到西方现代文化的多元复杂性，更没有把怀疑和反思的精神应用于外来的意识形态。（第103页）因而，这一时期的新诗，“它是一种负有更高使命的诗歌，醒目凸显出来的是诗人的解放姿态和对人间苦难的关切，而不是美学的现代性。”（250页）而以李金发、穆木天等为代表的早期象征主义的意义，“是把诗歌美学的现代性从社会现代化的宏大历史方阵中离析出来，以感觉的丰富性回应理性的化约”（第 261页）虽然作者也强调新诗有自身的历史，不应依照西方的发展逻辑，但上述判断依然时隐时现。
两种“现代性”的区分，在90年代以来的文学研究中被广为接受，它为理解“现代性”内在的紧张提供了有效的视角，但如果将这一“区分”作为凌驾历史之上的现成框架，同样也会带来一些问题，譬如，在交代所谓美学现代性的时候，作者引述了波德莱尔关于“现代性”的论述，强调了其中“反现代的现代性”一面，即以颓废、神秘以及通感、暗示的手段反抗理性化、功利化的资产阶级现代性（253—254页），但在波德莱尔那里，“美学”与“社会”之间的区分，恰恰不是象在后来理论的表述里那样泾渭分明，而是呈现出剧烈的胶着、缠绕，设置一轮新的二元对峙，似乎也有单一化、模式化的弊病，同样简化了历史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在书中作者曾明确提出：“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公害之一，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化为二元对立的黑白归类，从而演绎出一系列‘站队’式的划分标准”，诸如进步与落后，革新与保守，现代与传统等（第146页）。但如果反思的方式，没有真正突破现成的知识模式，回到过程的“纠葛”中，那么二元对立的陷阱也很难闪避。
从80年代的“重写文学史”，到90年代的反思现代性，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学科格局、前提一直处在变动之中。当既有的研究范式暴露出存在的问题，而一种整体性的历史叙述尚无法建立，在暧昧不明的时期，《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这本充满创见的著作，其意义正如作者在开头坦言的，不是在于提供确定的答案，而是恰恰显露于内在的活力与限制之间。在“回到过程”、“开放空间”之后，对自身研究前提、方法的不断追问，或许是新诗研究得以进一步展开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