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90华诞 中国诗坛“论剑”史略

[南海思晓]

【作者】张健 万静

事到如今，有点说不清了。这种景象倒有点像黎巴嫩诗人纪伯伦的诗句：我们已经走得太远了／以致于我们忘记了／我们为什么而出发。

为什么呢？说来话长——写他们，1970年代末是恰当的起点。

解冻之后，一切都在复苏，包括诗歌。诗歌自复苏第一天起，就伴随着“论剑”———“归来派”与“朦胧派”之争，最终以后者胜出告终；“朦胧派”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儿，“第三代”就横空出世……

“朦胧派”Vs“归来派”

1978年4月30日，上海《文汇报》登出了艾青的短诗《红旗》。这是艾青在时隔21年之后第一次在报刊上正式出现。艾青的复出，似乎意味着诗人的政治冬眠已宣告结束。与艾青年龄相仿的“解冻者”大都已白发苍苍，复出之后的他们被称为“归来诗人”。

贵州的青年诗人哑默(伍立宪)读罢《文汇报》，即致信艾青：“……我们找你找了20年，我们等你等了20年……”

之后，艾青在《艾青诗选》的《自序》中，将哑默的信摘抄引用。

1980年，哑默再次致信艾青，语态与前次迥异：“艾青在我的心里已经死去了……”这段话，被登在贵州民间诗刊《崛起的一代》中。

《崛起的一代》主要撰稿人叫黄翔，哑默是积极参与者，而这两个人正是此后朦胧诗的导火索。

感于诗歌的新生，1978年10月，黄翔偷偷跑到北京，在王府井大街贴了100多张大字报，总题为《启蒙：火神的交响诗》。12月到次年3月，他又5次进京，除了接着张贴大字报，又加了发自己油印的诗集。

黄翔惊动了两类人，一类是如北岛一样的青年诗人，一类是如公刘一样的老诗人。

1992年，北岛曾在伦敦的“中国当代诗歌研讨会”上说：“他们这种狂妄的态度，对于北京人来说，可以说是呼啸而来，所以，对我们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1978 年12月23日，北岛联合芒克等人创办民间诗刊《今天》，并执笔发刊词：“过去的已经过去，未来的尚且遥远，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讲，今天，只有今天！”“归来诗人”公刘随后在《星星》复刊号上发表评论：“他们……或是可以争议的。如视而不见，任其自生自灭，那么人才和平庸将一起在历史上湮没。如加以正确的引导和实事求是的评论，则肯定会从大量的树苗中间长出大树来。”

洪子诚和刘登翰在《中国当代新诗史》这样描述青年人回应：“他们曾私下议论，不知道应该由谁引导谁！是顾工引导顾城，还是顾城引导顾工？(顾工为顾城之父，1950年代初开始写诗的军队诗人。)”

1980年，《诗刊》登载了章明的《令人气闷的‘朦胧’》，称青年诗人的诗歌“写得十分晦涩、怪癖，叫人读了几遍也得不到一个明确印象，似懂非懂，半懂不懂，甚至完全不懂，百思不得其解。”于是，“朦胧诗”这个名字，也就叫开了。

臧克家坚决认为“朦胧诗”“是诗歌创作的一股不正之风，是我们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文艺发展中的一股逆流”。艾青也陈词严厉：“‘朦胧诗’……排除了表现‘自我’以外的东西把‘我’扩大了遮掩整个世界。”

因为冬眠，“归来诗人”阴错阳差地来到了孩子们的年代，然而江湖已不再是那个江湖，前辈与晚辈用冰冷的眼光相互审视。

就此，朦胧诗看似胎死腹中。《中国当代新诗史》一书认为，“他们(归来诗人)把这种‘复出’，看着是原有的生活、艺术位置的‘归来’：从被‘遗弃’到回归文化秩序的中心。”

无论如何，记住他们的名字吧：艾青、流沙河、牛汉、蔡其矫、穆旦、公刘、邵燕祥……人们确实没有忘记他们，CCTV2007新年新诗会，牛汉获“年度推荐诗人”奖。

《今天》像磁铁一样，吸引了一群青年，他们遍及全国，迅速形成了一个“群落”。欧阳江河当年就是将《今天》当作“启示录”和“写作范本”来读。接受采访时，欧阳江河援引他之前写过的话，说：“《今天》，好比我们青年的宗师，他带来了异端思想和怀疑精神。”

顾城，也是被这块磁铁吸引而至的一个精灵。

芒克讲了这样一个故事：1979年初，姐姐顾乡把顾城带到了《今天》编辑部，北京一座大杂院里的一间简陋平房，便是当时编辑部的所在地。芒克和北岛等人正在埋头印刷杂志。顾城进屋后像个“胆小的孩子”躲在姐姐身后，两眼怯生生地盯着芒克。芒克说：“我心说这里又没人打你，你这是干什么呀？！”

这个“胆小的孩子”是去投稿的，他把一大摞诗稿递给芒克。北岛和芒克对他的诗什么话也没说，只是留下了。等顾城和他姐姐离开后，北岛笑着对芒克说：“看你把人家给吓的！”

芒克说：“后来，顾城成了朦胧诗的主要一员。”顾城写下了“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他寻找光明”(《一代人》)这样的诗句，并被称为“童话诗人”。

朦胧诗最终从论争中得胜。“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看吧，在那镀金的天空中，／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回答》，北岛)类似诗句家喻户晓，俨然成为新的经典。

“第三代”Vs“朦胧诗”

“叛逆者”出身的朦胧诗，未及弹冠相庆，一群新的“叛逆者”就出现了。他们自称“第三代”。

1981年，四川南充师范学院学生诗人万夏结识了同样写诗的廖希、胡冬和赵野。他们的共同点是，写了诗只放在抽屉里，只给朋友看看。“我们已经感到，如果我们联合起来，肯定能和‘朦胧诗’打一架。”万夏说。

洪子诚和刘登翰在《中国当代新诗史》中这样评论这次“打架动机”：“朦胧诗显然是被过早‘经典化’了，对由此导致的束缚，他们感到忧郁和不满。他们需要加以反抗和超越。”

于是，1982年的西南师范学院，成了四川年轻诗人“密谋”的地点。

是年夏天，万夏“领军”南充，胡冬和赵野“领军”成都，乘坐火车，向重庆进发，会师廖希于西南师范学院。

万夏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忆及当年，十分激动，“妈的”这个口头禅也随之密集起来。

桃园二舍206和207号房，30多个诗人，围着桌子站着，桌子上，堆满了诗。

主客分成了“两拨”，就命名权开始争执不下。赵野开始拍桌子，扔板凳，大家“到了骂街的程度，最后，我们差点被赶走”。万夏说。

这次聚会不欢而散，然而他们提出一个概念：1949年至“文革”前的诗人为第一代；起始于“文革”的北岛、杨炼等诗人为第二代；他们便是第三代。

万夏认为，第三代诗人，淡薄发表，远离作协；而李亚伟的说法则更极端：“第三代诗人，有一个明显的外在特征，那就是地下，不为众人知。”“油印”和“手抄”也成了他们搞“地下”的关键词。“第三代”这一概念的原产地是四川，但与第三代情况相似的年轻诗人却遍及全国。他们在“地下”蛰伏，随时准备爆发。

21年前，徐敬亚入职《深圳青年报》，开始酝酿一件大事。1986年7月，他写了一封题为《我的邀请》的信，复印了几十份后寄向全国他熟悉的诗人们。他在信中写道：“要求公众和社会庄严认识的人，早已漫山遍野而起。权威们无法通过自省懂得并接受上述事实。”

此函一出，回信犹如雪花一样降落深圳，“办公桌已经堆积成山，只好带回家，每天下班自行车后面都满满的一堆。”徐敬亚说。诗人孟浪、海波、海上等30多个青年诗人就直接跑到深圳，当起了徐敬亚的编辑助理。

1986 年10月21日到24日，《深圳青年报》和《诗歌报》联手举办“1986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群体大展”，推出13万字、64个诗歌流派、100多位诗人。有趣的是，所谓64个流派，并非大展之前都有的，有些就是为了大展，几个人合计取个名号，好打招牌。所以奇奇怪怪的名字都有：三脚猫、霹雳诗、特种兵、四方盒子……西川当时也登了一首，干脆取名叫西川体。当然，也有在大展上一战成名的，它们，揭幕了一个帮派林立的时代：

“大学生诗派”、“非非主义”、“他们文学社”、“海上诗群”、“撒娇派”、“星期五诗群”、“整体主义”、“新传统主义”、“莽汉主义”、“极端主义”、“圆明园诗群”……它们操持着各种名目的刊物，网罗着各自的拥趸，高举着自己的名号，在贵州、四川、南京、上海等地开始“攻城略地”。它们各有口号，其中叫得最响的，就是：反文化、反崇高、反意象……

“‘团伙’的集结方式虽然与诗艺的建设无关(有时甚或受到损害)，但这种情况下，为了‘突围 ’，便选择了群体的方式制造大规模“哗变’的景观。”(见洪子诚、刘登翰《中国当代新诗史》)这好比朦胧诗当初的境地：每个人都可以称“一两星星……煎熬现代诗”。现在，每个人都可以张嘴说出一通话，然后在话的任意地方敲打几个回车键，诗便好了。将口语诗走向极端的也许是伊沙的《结结巴巴》：“结结巴巴我的嘴，二二二等残废，咬不住我狂狂狂奔的思维，还有我的腿……”唐晓渡说，这些诗太好模仿了，这些都给“一个恶搞诗歌的时代”埋下了伏笔。

似乎也有例外，欧阳江河到现在也不承认自己是“第三代”，柏桦和翟永明等人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我们是被强拉进第三代的。”

自杀和分裂

1984年，成都，骆耕野、欧阳江河、周伦佑等人成立四川青年诗人协会，并各任副会长，万夏、杨黎任副秘书长。

据杨黎的《灿烂》透露，由夏入冬，万夏曾打电话问他：“诗协跨了没有？”

晚上，万夏来杨黎家楼下。“当时我都已经上床了。我们家只有三间屋，我父母一间，我外婆一间，我和我的女朋友一间。所以，我和万夏那个重大的‘阴谋’，就是在我家楼下的寒风中商定的。”杨黎在书中写道。

这次“阴谋”，利用周伦佑和会长陈礼蓉有隙，改组了诗协的领导班子：万夏自荐而任副会长兼秘书长，杨黎和赵野当选副会长，而周伦佑和欧阳江河等尽皆刈除。

周伦佑匆忙从西昌赶回成都，但为时已晚。成都诸人正沉醉在酒乐之中。

1991年，周伦佑写下《第三代人》一诗，不乏微辞：“一群斯文的暴徒／在词语的专政之下／孤立得太久／终于在这一年揭竿而起／占据不利的位置，往温柔敦厚的诗人脸上／撒一泡尿／使分行排列的中国／陷入持久的混乱／这便是第三代诗人／自吹自擂的一代……”

1992年，分裂的“非非”由杨黎、蓝马编印《非非作品稿件集》，而周伦佑则编印《非非》复刊号。大家开始为谁是正宗的“非非”争执不休。

类似的分裂正在进行时，间或传来不幸的消息。

1989年3月26日，海子山海关卧轨自杀。

离弃了他曾写下的：“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告诉他们我的幸福……”(《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海子)

海子生前与诗人骆一禾、西川并称“北大三剑客”，三人交好。骆一禾4月15日曾致信万夏，说：“例如说他的诗不行，他抵不住后现代主义艺术，他是怯懦的等等……我和西川都要与之斗争到底。”

一个半月后，骆一禾死于突发性脑溢血。

“海子的死，让我突感人之作为存在的尴尬；你有权利选择死，却决定不了尸体的样貌。”西川说。此后，西川每作长诗，在笔记准备完毕后，并不能起笔写，他需要等待一个噩梦，然后才能写。“我不需要噩梦的内容，我需要的是噩梦本身。”西川说。

1993年，“童话诗人”顾城在新西兰激流岛自杀，自杀前，他以斧头结束了妻子谢烨的生命。

“知识”Vs“民间”

1999 年4月16日到18日的“盘峰会议”的正式名称为“世纪之交：中国诗歌创作态势与理论建设研讨会”，会议具体内容是相互攻击。会上，诗人们激动地认为，诗人共分两种，一种叫“知识分子”，另一种叫“民间”；前一种诗人认为后一种诗人试图垄断话语权力，而后一种诗人则认为，前一种诗人正在垄断话语权力。

会后，《中国青年报》有篇报道，题为《十几年没“打仗”诗人憋不住了》。

那场被诸多诗人津津乐道的“峰会”之后，只会写诗的诗人过时了，流行的是边写诗边制作诗歌理论，同时治史——诗歌史。

是年，王家新在其文《从一场蒙蒙细雨开始》中提出，以“后朦胧诗”取代“第三代”诗歌的称谓，并在《知识分子写作，或曰“献给无数的少数人”》中极力批判所谓“民间写作”。

于坚反击：“第三代诗歌并非所谓后朦胧……后朦胧诗在80年代张扬的是‘文化诗’，到了90年代则变成了‘知识分子写作’……”

于坚当年参与论争时，据说“言辞激烈”，如今他说：“我是出于对母语的敬畏，希望能警醒人们汉语在衰颓，你把我那些激烈的措辞抛开，你会发现什么？我听说一个美国研究者就比较理性，他说‘盘峰论争’是中国诗人民族主义意识的觉醒的标志。”

近年，这场争论仍在以各种形式继续。“叛逆者”后面是不间断的“叛逆者”：“下半身写作”、“垃圾诗派”、“低诗歌”，直到2006年9月恶搞赵丽华的所谓“梨花体”……闹剧从未中止。

到此，近30年的诗歌史，几乎为两个关键词统摄，那就是“反叛”和“分裂”。问题是：时代需要留恋诗的诗人，还是留恋诗歌史的诗人。

欧阳江河没参加“峰会”，他说：“回国后，我发现一切都变了。消费时代来了，市场经济冲洗之后，理想淡了，生计浓了，谈诗的也许也不是谈诗了，‘盘峰’哪里是什么诗学的争论，就是大家划分地盘，抢占谁是诗歌主流的话语权而已。”

洪子诚和刘登翰认为：“诗人们之所以焦躁不安，是意识到这个时代留给诗歌的空间已经不多，也不再那么相信‘时间’的公正。他们这样做也是迫不得已。他们从历史中收取的经验是，诗人可能会有很多偏执，但以‘公正’面目出现的诗歌史，偏见也不可避免，甚至更多。”

1978年，贵阳黄翔跑到北京点燃“朦胧诗”；1982年，“第三代”跑到重庆“革命”了“朦胧诗”；1980年代末，几个诗人“游侠”海外；而今，国内“论剑”不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