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情报告·诗歌：喧嚣狂欢与沉潜静思之间（一）

[南海思晓]

【作者】霍俊明

在诗歌写作愈益多元化和个人化的今天，试图归纳出2006年乃至当下诗歌事件、诗歌刊物、诗歌批评的大体趋向和整体的诗歌写作趣味肯定是有着相当的难度，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做法是值得怀疑的。尤其是当我们面对着大量的诗歌刊物和综合性文学期刊以及更多的难以准确计算的诗歌民刊和诗人自印的诗集时，这种难度更是可想而知。从这点上讲，我们只能就自己相当有限的阅读体验来说些粗糙的感想。再有，应该注意到当下的诗歌写作的差异性特征，换言之，任何人在试图规划和总结当下的整体性的诗歌图景时都应该以诗歌写作的差异性为前提。这是我在近几年尤其是2006年的诗歌阅读中的一个非常强烈的体验。我在为2006年的《诗林》的最后一期“2006年中国当代诗人巡回展”所写评论的标题就是《在差异中延展的诗歌写作》。目前诗人的写作和诗歌刊物的办刊取向都是很难用同一的向度来进行概括的，而恰恰相反，这些诗人的写作却是充满了不可弥合的差异性，而这种差异性也正是在我们所处的时代坚持诗歌写作的必要前提。但是如果最终要总结2006年一年来的诗歌事件、诗歌论争、诗歌刊物的特点和诗歌写作的大体走向和特征的话也未必不可行，因为在差异性的前提下还是大致呈现出了一些共性的元素和大致景观。

　　1、诗歌事件与论争：争鸣、娱乐、“恶搞”、狂欢？

2006年是先锋诗歌发展的第20个年头，也注定是充满了诗歌事件和争论的多事之秋，当然对一些聚讼纷纭的诗歌话题和“恶搞”事件我想还有待时间的积淀。在一个越来越速读的读图、读屏时代，本年度诗歌事件的大面积涌现不能不成为近年文坛稀有的现象，诗歌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如此地受到大众和媒体的“青睐”了。这对于沉寂和边缘多年的诗人、诗歌写作和诗歌阅读而言是喜是忧？不管如何，这些诗歌事件背后更为复杂的文化因素、社会背景倒是值得关注和反思的。我们不能不注意到这样一个显在的事实：诗歌也与娱乐相当含混的缠绕在一起，正如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所批评的：“这是一个娱乐之城，在这里，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那么在这个意义上，当诗歌成为公众事件、茶余饭后的谈资和娱乐的噱头而引起一阵阵意味深长或不怀好意的笑声时，是否有人怀有这样的警惕：在一个科技发达的时代里，造成精神毁灭的敌人更可能是一个满面笑容的人，而不是那种一眼看上去就让人心生怀疑和仇恨的人。

面对着当下诗歌写作的平面性、技术性和无关痛痒而又大张旗鼓的诗歌论争以及大面积涌现的圈子性的诗歌批评的追捧或利害关系的棒杀（尤其是大众传媒的恶俗话语势力的不可忽视的影响），作为一个诗歌评论者我越来越怀疑评论的准确性和必要性。尤其当我们不得不面对诗歌这种特殊的文体和话语方式，不得不面对它所产生的歧义性和随之产生的阅读的多层面性、暧昧性甚至误读。同样是面对一首诗甚或一首相当简单的诗却会产生聚讼纷纭的解读，这多少也是一种尴尬，尽管我从来都坚持诗歌的解读永远都难以达成一个完结和完备的共识。但是，我们又不能不看到近些年来的诗歌批评已经进入了一种困境甚或悖论，尽管少数的优异的诗歌评论者仍在坚持富有良知的话语方式和评判标准。当评论逐渐陷于一种个人化、极端化的美学趣味，当套用半生不熟的理论来评价诗歌而悬置文本，当圈子性的利益逐渐取代诗歌写作的正常化，我们对诗歌写作尤其是诗歌批评就不能不重新反思。实际上尽管一些批评者试图尽量客观的勾画诗坛的脉象和走势，但是面对着各种渠道发表和出版的难以记数的诗歌文本，就个体阅读而言其局限性和视野的狭窄是显而易见的，而基于此的评判文章不能不是大而无当。当面对网络、民刊、年鉴、诗集和诗选上名目纷繁的或长或短的“朋友哥们”式而又不得要领的评论文字，我们所看到的正是我们这个时代诗歌写作和诗歌评论的特色，几乎很难有一首诗、一个诗人、一篇评论能够产生轰动性的社会效应和美学影响，相反一些跳梁小丑和不懂诗歌的话语权力倒是在不停地作践诗歌。这种不无暧昧的诗歌批评实则正成为强硬的话语剥夺，“梨花体”诗歌事件、裸体朗诵和一首诗能够卖到80多万的价钱都不能不让有良知的与诗歌有关的人重新返观这个喧哗不已的杂草漫延的时代。当大众文化尤其是超女现象、各种各样的选秀节目和文坛上一些更为无知无畏的青春写者以惊人的销量赢得审美水平极其底下的人的追捧时，当一些几乎与写作和生存没有任何关系的畅销书在图书大厦排上年度销量排行榜的时候，是否已经有人用理性和真知来面对？

应该说从2006年的9月开始，不断涌现的关于诗歌的事件、争论成为聚讼纷纭的话题，而实则从年初开始关于新诗的种种看法甚至微词已经出现在重要的刊物上了。2006年1月10日的《文艺报》刊载胡长斌的文章《让诗歌回归人民》，此文后来又刊登于2006年第2期经过改版的《扬子江》诗刊。胡长斌极其尖锐的指责目前的诗歌已经到了回归人民的十字路口，认为诗歌已脱离了底线，成为“诗歌玩家”的文字游戏，尤其认为90年代以来的诗歌走进了越来越狭窄的死胡同，很多诗人和诗歌漠视大众，拉开了与现实之间的距离，“人民大众的喜怒哀乐被阻隔在外，诗歌终于在各色各样的名义下完成了堕落。”《扬子江》诗刊第3期刊登了梁平的文章《诗歌：重新找回对社会责任的担当》，论者指出诗歌应该承担对社会的道德担当，关注底层和社会现实。而2006年1月24日的《文艺报》上张敏的文章《新诗正在回归传统》则认为新诗已经在重新找回传统，对目前的新诗进行了肯定，著名学者王富仁也撰文指出90年代以来的新诗批评出现了“反常现象”，认为不应该鄙弃现代和当代的诗人（《为新诗辩护》，《文艺报》2006/2/28）。

在一个被认为娱乐至死的“秀时代”的语境下，诗歌同样不能幸免于难，在一年时间里纷至沓来的诗歌事件多少呈现了娱乐时代的荒谬症候。

很多报刊、网站和媒体评选出了所谓的2006年度“诗坛风云人物”，即赵丽华、郁葱、老巢、伊沙、沈浩波、杨黎、牧野、苏非舒、叶匡正、李少君。实际上，这些人中很多都牵扯到了赵丽华诗歌事件。从2006年9月13日开始，赵丽华写于2002年前后的一些没有在公开刊物上发表的旧作开始在网络上快速流传，关于赵丽华诗歌的争论甚至“恶搞”不断升级。大量的网民和读者指责赵丽华的这些诗作毫无诗意，“废话连篇”。其中《一个人来到田纳西》有这样的诗句：“毫无疑问/我做的馅饼/是全天下/最好吃的”。另一首《傻瓜灯——我坚决不能容忍》更是引起了“争议”乃至网民、读者的“板砖”：“我坚决不能容忍/那些/在公共场所/的卫生间/大便后/不冲刷/便池”。据此有人在网络上总结出“诗歌”写作的秘诀就是“不断使用回车键”。赵丽华的这些诗作被冠名为“梨花体”，赵丽华也被称为“梨花教主”、“梨花教母”、“诗坛芙蓉姐姐”。有好事的网站还发明了平均每小时写400首“诗”的在线写诗软件。诗人沈浩波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赵丽华的诗歌是典型的“废话写作”从而引起了争论，早在赵丽华事件之前就倡导“废话主义”的第三代诗人杨黎更是推波助澜。在10月30日由杨黎举办的在第三极书局举行的名为“支持赵丽华保卫现代诗歌”的朗诵会上，70后诗人苏非舒的带有行为特征的裸体朗诵出尽了“风头”，也引起了公众对诗歌的大面积的误解和非议。其中80后的韩寒更是极其尖锐的指责诗歌和当代诗人，韩寒在《现代诗和诗人怎么还存在？》、《诗人急了，不写诗了》、《坚决支持诗人把流氓耍成一种流派》等文章中几乎是以门外汉式的无稽、无知抛出了“现代诗歌和现代诗人都没有存在的必要”论调，从而一石激起千层浪，立刻就引起了诗人的公愤，沈浩波、伊沙、春树、尹丽川、东篱、牧野等诗人纷纷在报刊和博客撰文针对韩寒进行批驳和“反击”。实则人们忽视了一个背景，这就是韩寒故意抛出惊人之语是为了借诗歌来炒作和配合他的《十八禁》的出版发行。在娱乐、恶搞、狂欢的语境之下，关于新诗的争论文章纷纷出现在各种媒体上，而一些不负责任、以偏概全的文章更是激起了一些诗人和批评家的不满。海南作协副主席、《天涯》主编、诗人李少君针对《人民日报》的署名李舫的文章要求《人民日报》的记者对新诗的“不实”说法和编造汪剑钊的访谈公开道歉。

10月27日名为“颠覆！全球化语境下现代汉语诗歌建构专题研讨会”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召开，会议对赵丽华事件进行了讨论，基本上使赵丽华诗歌事件告一段落，会上，中间代诗人叶匡正宣读文章《文学死了！一个互动的文本时代来了！》。此后叶匡政在自己的博客和媒体上发表系列文章《文学的十四种死状》、《文艺复兴宣言》，认为一般意义上的“文学时代”死亡了，一个崭新的“新新文化时代”、互动的文本时代即将到来引发了激烈的争议。

实际上在喧嚣的诗歌事件和争论中，一些不无重要的诗歌现象、诗歌研讨活动甚至一些更具学理意义的诗歌论争却被公众所忽略，而这些被忽略的部分实际上对新诗写作和发展而言有的是相当意义的。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4月份由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和南开大学联合召开的穆旦诗歌研讨会以及此前由李方整理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的两卷本的《穆旦诗文集》的出版，一些重要的新诗史料的挖掘、整理对穆旦研究而言是相当重要的。10月，陈伯良撰写的《穆旦传》一书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此次穆旦传记的公开出版更是首次披露了一些具有相当的学术研究价值和史料价值的图文资料。

在青年诗人周建歧不幸辞世后新浪网推出“周建歧纪念馆”，刊载《乡村画匠周建歧》（东篱）、《在诗歌的光亮中返观逝去的影像》（霍俊明）、《悼念诗人周建歧》（齐凤池）、《想念一个尚未走远的人》（李木马）、《走过的人说：树枝低了，树枝在长》（唐小米）、《一个诗人死了》（兰叶子）、《让我难过的诗人》（山菊花）、《死亡离我们这样近》（阿采）等纪念文章；10月4日著名诗人林庚逝世，北大和诗歌界举行相关的纪念活动。10月18日，继江非、路也之后，李小洛成为首都师范大学的第三位驻校诗人进行为期一年的研讨、交流活动。

2006 年是1986年现代诗大展的20周年，所以《诗歌月刊》（上半月刊）推出“86现代诗群体大展20周年回顾”专号，刊发“86现代诗群体大展”发起人徐敬亚、姜诗元的回顾文章和柏桦、于坚、李亚伟、翟永明、陈东东、孙文波等人的“86大展”作品、近作以及访谈、照片。11月18日，《诗歌月刊》杂志社在黄山举办了“2006现代诗派‘86大展’20周年纪念暨金秋诗会”，徐敬亚、、舒婷、李亚伟等诗人到会。同样，在“非非主义”创立 20周年之际，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悬空的圣殿·非非主义二十年图志史》和《刀锋上站立的鸟群·后非非写作：从理论到作品》两部文集，图文并茂地对非非的20年历程进行了总体性的回顾和总结，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是一部“非非”的诗歌发展史。

10月14日至10月15日，来自国内、台湾、香港、日本、韩国、新加坡、澳门的新诗研究者齐聚北京友谊宾馆召开了“新世纪中国新诗国际学术研讨会”，集中对新诗现状、新诗历史、新诗理论等重要的诗学问题进行了严谨而热烈的讨论。11月11日，由中央电视台青年部和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传媒与中国新诗暨央视新年新诗会”的学术研讨会在国际文化大厦召开，与会者就朗诵会与诗歌传播、百年新诗与传媒、诗歌生产与接受以及新年新诗会集中展开讨论。12月29日下午，首届“宇龙诗歌奖”颁奖仪式暨诗歌朗诵会在北京老故事吧举行，获奖人为宇向、李建春、杨键，宇龙的生前妻子刘农菊女士向三位获奖诗人颁发获奖证书。“宇龙诗歌奖”是经宇龙家属提议，在诗歌界人士的支持下设立的民间性的诗歌奖项。12月31日由小引、江非、李少君、沈浩波、胡续冬、曹五木、霍俊明、谭克修组成的第二届“明天·额尔古纳诗歌双年奖”评委会经过公开投票决定，各奖项决定授予以下人选：艺术贡献奖李亚伟；双年诗人奖：余怒；双年新锐奖：雷平阳；双年评论奖：沈奇。

臧棣、孙文波和林贤治的关于90年代的诗歌争论更应该引起诗坛的注意，因为这与其它的纷攘的诗歌运动和诗歌事件不同，尽管论争双方在诗歌趣味上有相当大的差异，尽管有些言辞已经超出了诗歌范畴，但论争双方基本上还是在诗歌内部进行争论，如诗歌和现实的关系、诗歌和政治的关系，诗歌的本体和功能认知等等。如何评价90年代以来的诗歌写作，是一座无意义的喧闹“空山”还是有待挖掘和重估的“矿藏”，自然会清者自清、浊者自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