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当代成为经典——从《瓯北诗话》的成书过程看赵翼的诗歌史观

[南海思晓]

【作者】李鹏
【内容提要】
赵翼《瓯北诗话》一书的写作，至迟在嘉庆二年（1797）就已经开始准备；嘉庆六年（1801）秋天，赵翼曾将写好的唐、宋、金七家诗话给洪亮吉看，后者反对他以查慎行配作八家的写作计划；但赵翼没有接受他的意见，反而添上了高启、吴伟业、查慎行三人，于嘉庆六年冬天完成十卷本《瓯北诗话》写作；并于第二年夏天刊印。而全书十二卷的最后完成当在嘉庆九年（1804）。
选择唐宋以来各代优秀诗人加以评述的写作体例，充分体现了赵翼一贯的发展变化的诗歌史观；尤其是通过把当代诗人查慎行、吴伟业树为经典，赵翼强调了“爱古不薄今”的诗歌史观。这样的写作安排，反映了以赵翼为代表的清乾嘉时期文人对自己、自己所处时代的文学成就在整个文学史上获得承认的自信和渴望。
【关键词】 《瓯北诗话》、诗歌史观、当代、经典

赵翼的《瓯北诗话》[1]是众多清诗话中相当优秀的一种，其中所阐发的对“新变”的追求、对“性灵”的宏扬等诗歌理论早已为研究者熟悉。但诗论研究者大都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文献问题，即《瓯北诗话》一书的写作过程。之所以说这一问题重要，并不仅仅因为《瓯北诗话》的成书中经波折、赵翼的写作计划有过重大调整；还因为从吴伟业、查慎行最终入选《瓯北诗话》这一写作安排中，我们可以透视赵翼的诗歌史观，这是其整个诗论的基础，同时反映了清乾嘉时期以赵翼为代表的一批文人对当代文学在整个文学史上地位的诉求，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代文人在文学事业上的焦虑与期盼、自信与野心。因此，本文拟在文献考订的基础上对此进行必要的阐发。

一、

现存《瓯北诗话》共十二卷，但湛贻堂最初刊行的家刻本只有十卷，即论述李白、杜甫、韩愈、白居易、苏轼、陆游、元好问、高启、吴伟业、查慎行等十位诗人，卷七为陆游年谱，元好问和高启合为一卷，其他的诗人每人一卷。最后两卷是赵翼后来增补的。

十卷本《瓯北诗话》刊刻时，赵翼写了个小引，说自己“晚年无事，取诸家全集，再三展玩，始知真才分、真境地……”再次细读唐、宋以来各家全集，实际上是在为写作《瓯北诗话》做准备。从基本由赵翼自己随写随编的编年诗集《瓯北集》[2]里相关诗歌来看，这一工作至迟在嘉庆二年（1797）已经开始。编年为丁巳（即嘉庆二年）的卷39下有一首诗题为《读杜诗》：“杜诗久循诵，今始识神功。不创前未有，焉传后无穷。一生为客恨，万古出群雄。吾老方津逮，何由羿彀中？”[2](P943)表明他此时在研读杜诗，而且觉得自己终于真正领悟到杜诗的奥妙，只可惜已经年老，难以循此途径使自己诗歌更进一层。而他所领悟到的真谛，在《瓯北诗话》里有类似表述：“大凡才人好名，必创前古所未有，而后可以传世。”[1](P38)这更说明前期准备工作实实在在影响着后期的写作。此外，编年为庚申（即嘉庆五年）的卷41有《读白香山陆放翁二集戏作》、编年跨庚申、辛酉的卷42有《书剑南集海棠诗后》、《书放翁诗后》、《批阅唐宋诗感赋》等诗，表明他在研读白居易、陆游的诗。据年谱记载，嘉庆五年（1800）赵翼编成《陆放翁年谱》一卷，可见赵翼大概是每读完一个评论对象的集子，就动笔写一个专题。

嘉庆五年，因直言上书被谪戍伊犁的洪亮吉遇赦放回归里，和赵翼同住一条街。由于赵翼对洪亮吉的学问和忠直之气很是钦佩，两人过从甚密。赵翼和洪亮吉谈论过自己正在写作的诗话，并将已写成的部分给洪亮吉看，后者阅后有题诗，即《更生斋诗》[3]卷第四《沪渎消寒集》里的《赵兵备翼以所撰唐宋金七家诗话见示，率跋三首》：

一事皆须持论平，古人非重我非轻。编成七辈三朋集，好到千秋万世名。未免尊唐祧魏晋，欲将自郐例元明。尘羹土饭真抛却，独向毫端抉性情。

诗家别集已成林，一一披沙与检金。作者众怜传者少，前无古更后无今。法家例可平心断，大府文非刺骨深。卷卷漫从空处想，就中多有指南针。

名流少壮气难驯，老去应知识力真。七十五年才定论，一千余载几传人？杀青自可缘成例，初白差难踵后尘（君意欲以查初白配作八家，余固止之）。只我更饶怀古癖，溯源先欲到周秦（余时亦作《北江诗话》，第一卷泛论自屈宋起）。

和《瓯北集》一样，《更生斋诗》也是严格编年的诗集，《沪渎消寒集》写于辛酉年（即嘉庆六年）。这首诗编在《九月十三日越来溪见燕》之后、《消寒第一会……为赋长句（时长至前一日）》之前，时间当在九月十三日和冬至之间。

从洪亮吉的这三首题诗中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一是在嘉庆六年的秋天，赵翼送给洪亮吉看的诗话只有“唐宋金七家”，并没有论到元明，即第一首诗中所谓“七辈”、“自郐例元明”（按：意谓元、明诗歌不值得论述）；二是在赵翼自己的写作计划中，诗话还并没有杀青，他曾和洪亮吉讨论过将查慎行选入诗话，遭到后者强烈反对，即洪亮吉诗注所谓“君意欲以查初白配作八家，余固止之”。

赵翼没有采纳洪亮吉的意见，但却因此调整了写作计划，不是单单添上查慎行，而是将明代的高启、明末清初的吴伟业也一并列入。所以成书时既非洪亮吉所看见的“七家”，也非计划中的“八家”，而是“唐宋以来十家”。 十卷本《瓯北诗话》的成书时间当在嘉庆六年（1801）冬天，因为《瓯北集》卷43卷末有《稚存见题拙著〈瓯北诗话〉，次韵奉答》，其中第三首有这样的句子：“从此国门悬《吕览》，听他辩舌骋仪秦。”[2](p1092)表明此时诗话写作已经基本完成，准备迎接他人的驳难、评议。据此，《瓯北全集》家刻本所附《瓯北先生年谱》于嘉庆六年辛酉下缀语：“是岁作唐宋以来《十家诗话》，共十卷。”承此，赵兴勤先生编的《赵翼年表》也将成书时间系于嘉庆六年（1801），谓“是岁，作唐宋以来《十家诗话》（后称《瓯北诗话》），共十卷”[4](p428)。但说书名原来叫《十家诗话》、后来才称作《瓯北诗话》恐怕不确，因为从上述考察来看，称《十家诗话》是由于最后成书时恰好评论了十位大诗人，而当初写完唐、宋、金七家后，本来打算添上查慎行配作八家。因此，书名应该是原来就叫《瓯北诗话》，因为后来共评论了十家，所以又叫《十家诗话》。实际上，在奉和洪亮吉的诗时，赵翼自称的就是“拙著《瓯北诗话》”。

嘉庆七年（1802）夏天，《瓯北诗话》第一次刊刻印行，共十卷。《瓯北集》卷44《呼匠刷印所著诗文戏作》一诗，于“著书未满二百卷”句下自注：“余所著《陔余丛考》四十三卷，《廿二史札记》三十六卷，《瓯北集》四十四卷，唐宋以来十家诗话十卷，《皇朝武功纪盛》四卷，杂记四卷，共一百四十卷。”[2](p1104)这首诗编年在《午节携家人水阁小酌看夜船灯火之盛》之后，而赵翼附在诗话前面的小引，也是写于嘉庆七年五月。据此，十卷本《瓯北诗话》刊刻的具体时间或即在这年五月。

在十卷本《瓯北诗话》付梓之后，赵翼又陆续增补了两卷的内容。在第12卷最后一条“古今诗互有优劣”里，赵翼提及“今甲子岁，梅雨连旬”，甲子岁为嘉庆九年（1804），据此，则增补工作的最后完成大致就在这一年。

综上，至迟在嘉庆二年（1797），赵翼已经开始准备写作《瓯北诗话》；嘉庆六年（1801）秋天，赵翼曾将写好的唐、宋、金七家诗话给洪亮吉看，后者反对他以查慎行配作八家的写作计划；但赵翼没有接受他的意见，只是调整了原计划，添上了高启、吴伟业、查慎行三人，于嘉庆六年冬天基本完成十卷本《瓯北诗话》写作；并于第二年夏天刊印。而全书十二卷的最后完成当在嘉庆九年（1804）。

二、

嘉庆六年冬天，当赵翼基本写定《瓯北诗话》时，他已经七十五岁了。《瓯北诗话》的写作，用赵翼自己的话说就是“老始识途”、“晚知甘苦” [2](p1092)，他想借此总结自己一生通过实际创作以及阅读前人作品所获得的对诗歌本身、诗歌史的看法，表达自己的诗学趣味和创作追求。因此，和袁枚写作《随园诗话》比起来（袁枚收诗太滥，他自己对此供认不讳：“徇一己之交情，听他人之求请……余作《诗话》亦不能免。”[5](p349)时人及后人对此多所讥议，朱庭珍直斥为“佞口”[6](p2352)。而且，《随园诗话》所载之事也多有不实之处），赵翼的态度要严肃得多，对于写作体例及批评对象的选择他有过认真的、通盘的考虑。恰恰也因为这样，我们就有可能从《瓯北诗话》的体例安排、写作过程去透析赵翼的诗歌史观以及一些“可为知己道、难与俗人言”的心态。

按照赵翼最初的写作计划，由于元明诗歌整体成就不高，根本不值得评价，他打算直接在唐、宋、金之后接上清代的查慎行。在遭到友人反对后，他添上了明代的高启和明末清初的吴伟业。就其诗歌创作所达到的高度看，高启显然难以和唐、宋大家如李、杜、白、韩、苏等相比；就其在诗歌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而言，恐怕连没有入选“十家”的黄庭坚也不如。所以，赵翼选择自己的批评对象不是按照文学价值来衡量的，他想挑出某一特定时代的代表人物。如果将由金入元的元好问看作元代的诗人代表的话，那么唐、宋、元、明、清各代的诗人代表都有了。这一有意为之的历史时段（朝代）上的连续性，透露出赵翼想以各个朝代优秀诗人为“点”、串起来后粗线条地把握从唐代到当代的诗歌史。实际上，这种选出各朝代优秀诗人加以评论的写作体例体现了赵翼一贯的诗歌史观，即他在诗歌中表明过的：“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论诗》）[2](P630)、“古人宁遂无余地，代有作者任取将”（《连日翻阅前人诗，戏作效子才体》）[2](P812)、“词客争新角短长，迭开风气递登场”（《论诗》）[2](P1375)。他认为诗歌是发展变化的，不能说好诗已经被前人写尽了，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社会和历史的条件、特点，都会产生自己的优秀诗人。

在上述撰写计划变更过程中，最有意味的事情是赵翼不顾洪亮吉的坚决劝阻，坚持己见，将当代的查慎行和前代的大诗人相提并论，附带着还将吴伟业也选入诗话中。洪亮吉题诗认为“初白差难踵后尘”，这代表了当时一般人的论调，赵翼写道：“惟查初白才气开展，工力纯熟，鄙意欲以继诸贤之后，而闻者已掩口胡卢。”[1](P146)清初诗坛，在吴伟业之后，卓然名家的有宋琬、施润章、王士禛、朱彝尊等人，查慎行也是其中一个。《筱园诗话》卷2云：“顺治中，海内诗家称南施北宋，康熙中，称南朱北王，谓南人则宣城施愚山、秀水朱竹垞，北人则新城王阮亭、莱阳宋荔裳也。继又南取海盐查初白、北取益都赵秋谷益之，号‘六大家’。后人因有《六家诗选》之刻。”[6](P2357)但就当时的名气和影响而言，无论是王士禛还是朱彝尊都要盖过他。因此，在选择查慎行而不是其他人作为自己的批评对象时，赵翼需要说明自己的理由。他认为施润章“稍嫌腐气”，宋琬“全学晚唐，无深厚之力”，吴兆骞“有高调，无余味”， 王士禛“专以神韵胜，但可作绝句，……终不足八面受敌为大家也”，朱彝尊“恃其博奥，尽弃格律……究非风雅正宗”，均不如查慎行功力之深[1](P146-147)。赵翼对查慎行有强烈的个人偏爱，《东京大学总合图书馆汉籍目录》别集类著录有：“《敬业堂诗钞》四卷，附录一卷。清查慎行撰，清赵翼批，……嘉永二年江户出云寺万次郎等刊本。”[13]（P473）据此，赵翼有可能还手批过查慎行的诗。袁枚在这点上和他是同调，所谓“漫从近代推初白”（《西湖晤袁子才喜赠》）[2](P526)。但在赵翼看来，具体选择当代的哪个诗人并非问题的关键，重要的是要推出当代的诗人，这就是他强调的论诗不可以“荣古虐今” [1](P146)。所以，他在奉答洪亮吉的题诗时，并没有回应查慎行能否继踵前贤的问题，而是提出“爱古仍须不薄今”的论诗原则[2](p1092)，委婉却又坚决地表明了自己对此的态度。

“爱古仍须不薄今”，即尊重古人所取得的成就，但也决不轻易菲薄今人。显然，这句诗所表述的重心落在后面的“不薄今”上。早在乾隆四十四年（1779）写的《再赠子才》里，赵翼就表达过类似的观点：“世儒目论多拘牵，每薄今人慕古贤。庸知不朽有真价，何论以往与目前。”【2】（P541）因此，他认为自己同时代的袁枚肯定会千古不朽，实际上就是将袁枚也推为经典。从“爱古不薄今”这一原则出发，对于古代的传统是尊重的，但决不一味仰视，因此就不可能走上复古的道路。所以，赵翼论述唐、宋的大诗人，不是为了“宗唐”或“宗宋”，而是以业已确认的经典（按：既指作家也指作品）树立起一个批评的参照系，将当代的诗人和他们比附，目的是想让当代也跻身经典的行列。我们不能忽视赵翼这种“处心积虑”的努力。在文学经典的形成过程中，文学批评、撰写文学史起了重要的作用。批评家从强有力的个人兴趣出发，通过雄辩的论述，极大地影响了一般读者的看法，逐渐使某一作家或作品为文化主流圈子所接受，成为整个文学传统的一部分[7](p43-44)。如果说对于吴伟业的入选争议尚不大，那么赵翼如此推举查慎行事实上成了不大不小的文学事件：一石激起千层浪，当时人们或不以为然，或赞为卓见，而后人对此无论同意与否，都得再次将问题提出来讨论，例如梁章钜在《退庵随笔》“学诗二”、朱庭珍《筱园诗话》卷2以及《听松庐文钞》都对赵翼这一做法表述了自己的看法。在这种重复中，实际上扩大了查慎行的影响。因此，查慎行后来在清代诗歌史上能有那么重要的地位，和赵翼在《瓯北诗话》中的大力推介是分不开的。

三、

虽然赵翼推举查慎行有自己强烈的个人偏爱因素，但是使查慎行成为经典并不是他的最终目的，他并不想以此来显示自己的见识超群，他也不是为了展示自己作为一个批评家如何有影响力、如何成功。他真正关心、真正追求的是清诗在整个文学史中的地位。

清诗在唐诗、宋诗之后，面前矗立的是唐、宋留下的各种经典，如果对此采取盲目崇拜的态度，走上复古的道路，那么势必在前代经典的威压之下使得当代越发渺小，失去自我。因此，有识的诗人大都强调创新，力图自成一家，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为整个诗歌的发展做出当代的贡献，而不是单纯地重复过去。所以，当汤大奎说赵翼的诗“为杜紫微则不能，为杨诚斋则过之无不及”时，赵翼傲然宣称：“吾自为赵诗，乌论唐宋？”（《炙砚琐谈》卷中）[8]赵翼这一态度在清代中期有一定的代表性。张问陶《题屠琴坞论诗图》（其三）：“规唐模宋苦支持，也似残花放几枝。郑婢萧奴门户好，出人头地恐无时” [9](P543)，对模仿前人表示了自己的忧虑和不屑。郑燮每当听见有人自称“高古而几唐宋”，便厌恶地说：“吾文若传，便是清诗、清文；若不传，将并不能为清诗、清文，何必侈言前古哉！”（《板桥自叙》补记）[10](P176)话里透出的，同样是对当代诗文的重视。要在古往今来众多的诗人中不汨灭无闻，就得通过“新变”展示自己独特的个性；要让当代的诗歌成就获得后世的承认，就必须树立起当代的经典。因此，在类似水浒英雄排座次的写作体例中，赵翼给了当代的两位诗人两把交椅，其中既有对传统的焦虑[11]（到了清代乾嘉时期，由于几千年文化传统积淀得越来越厚，当时文人对如何超越前人也越来越焦虑，这几乎成了一代文人的普遍意识。赵翼曾多次发过这一类感慨：“临流欲唱《公无渡》，及席先愁某在斯。”[2](P867)连一个并不知名的文人丁珠，也有“著书翻恨古人多”的诗句[5](P)），带有某种不得不为之的苦衷，同时也洋溢着对自己时代诗歌创作成就的自信。

对当代文学在整个文学史上地位的诉求，关系到当代文人自己的切身利益。因为只有自己所处的这个时代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定地位，身处其中的个人才更有可能吸引后人注视的眼光。因此，“爱古仍须不薄今”以及与此相关的发展的诗歌史观，都和赵翼在文学事业上的个人野心密切相关。

赵翼胸怀壮志，“少年意气慕千秋，拟作人间第一流”（《七十自述》）[2](P901)，甫及中年，因为官场上的一点小挫折，毅然归隐，转而追求“三不朽”中的立言，自谓“偶然高兴返田庐，妄意名山数卷书”（《六十自述》其四）[2](P662)。袁枚称许他说：“生面果然开一代，古人原不占千秋。”（《谢赵耘菘观察见访湖上兼题其所著〈瓯北集〉》其二）[12](P645)袁枚可谓赵翼的知音，说出了他的心里话，即只要真正在诗歌创作上做到别开生面，那么自己和古人一样有成为经典、永垂不朽的可能。“爱古仍须不薄今”的上句是 “论人且复先观我”，赵翼在评论历代优秀诗人的同时，不断地反观自己，正如他在《闲居无事取子才、心余、清沙、述庵、白华、玉函、璞函诸君子诗手自评阅辄成八首》（其六）所说的：“背人恰向菱花照，还把看人眼自看” [2](P542)。这种反观，在比较中带着浓厚的争胜意味。赵翼在《瓯北诗话》小引中感叹自己“惜乎老至耄及，精力已衰，不复能与古人争胜”，但实际上他仍处处想和古人一较高下。他在论及杜甫五、七律中的“雄丽之语”，感慨“自后亦竟莫有能嗣响者”，在将欧阳修、苏轼及元人的名句贬斥一番后，举出朱彝尊一联，认为胜过宋人，然后是连举自己作品中的三联，自称“亦颇近之”、“似亦有力” [1](P17-1。言下之意，似乎真正能够“嗣响”的是他们清代诗人。这里既生动地体现了赵翼“爱古不薄今”的态度，又反映了他热衷和经典比附的心态。类似的例子还有卷12论“古今诗互有优劣”条，将自己一些诗作和前人名句比较，得出“亦似过之”的结论[1](P181-182)，认为自己胜过前人。所谓“古今互有优劣”，在他这则评论中我们只看到“古劣今优”。可见，赵翼最想做的是超越前代已有的经典，让自己成为经典，被人供奉在文学殿堂里。

归根到底，无论是宣扬“江山代有才人出”，还是强调“爱古仍须不薄今”，都是出于对自己时代以及自己本人诗歌成就承认的需要。在把当代推为经典的过程中，充分体现了赵翼一以贯之的发展诗歌史观，显出的是一代文人的自信，暗含的却是对文学史上一定地位的期盼。

[参考文献]

[1] 赵翼.瓯北诗话[M].霍松林,胡主佑校点,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2] 赵翼.瓯北集[M].李学颖,曹光甫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3] 洪亮吉.洪北江遗书[M].授经堂藏板.光绪三年

[4] 赵兴勤.赵翼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5] 袁枚.随园诗话[M].王英志校点,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

[6] 朱庭珍.筱园诗话[A]. 郭绍虞,富寿荪.清诗话续编[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P2325-2414

[7] 斯蒂文.‍‌托托西.文学研究的合法化[M].马瑞奇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8] 汤大奎.炙砚琐谈[A].盛宣怀.常州先哲遗书后编[C].武进盛氏刊本,光绪宣统年间

[9] 张问陶.船山诗草[M]. 北京:中华书局,1986

[10] 郑燮.郑板桥集[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11] 哈罗德.布鲁姆.影响的焦虑[M].徐文博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

[12] 袁枚.小仓山房诗文集[M].周本淳标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13] 东京大学总合图书馆汉籍目录[M].株式会社东京堂,1995

Make His Contemporary Become a Canon: A Discussing on Zhao Yi’s Concept of Poem History through the Wrting Process of Ou Bei Poetics

LI Peng

(Chinese Department,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ZHAO Yi began to prepare for the writing of Ou Bei Poetics no later than 1797. In the autumn of 1801, ZHAO Yi asked HONG Liangji to read the unfinished book, which included only seven great masters from Tang dynasty to Jin dynasty. ZHAO Yi also told HONG Liangji that he intended to add ZHA Shenxing to the list, which was oppugned by HONG Liangji. But ZHAO Yi didn’t accept the latter’s opinion. He only adjusted his writing plan by adding GAO Qi, WU Weiye and ZHA Shenxing to the list during this winter. The book published in the next year’s summer. ZHAO Yi supplemented the work after that and the last two volumes were finally completed in 1804.

Through choosing the representatives of each dynasty since Tang, ZHAO Yi implied his concept of poem history, which he always argued in his verse such as every era has its singer. Furthermore, ZHAO Yi made his contemporary become a canon and put his emphasis on contemporary poet, which reflected the anxiety and ambition of the poets in the era of Qian Long and Jia Qing. ZHAO Yi and his fellow poets were so confident in and desired for ascending the shrine of poem.

Key words: Ou Bei Poetics, the concept of poem history, contemporary, can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