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霜 钟鸣和他的蜗牛式随笔

[新岳]

1995年，钟鸣《畜界，人界》的初版问世时，曾让大学即将毕业的我为之深深着迷。此前一两年间我已读到他的诗，玄奥惝恍，老实说，超出我当时的理解力。同样的风格趣味展现在散文中，却未料成就出如此奇妙的一路随笔。我折服于作者阅读的淹博和文字的雅逸，也未免怀揣一点疑惑：世上真有他提到的这么多别致有趣的书吗？——这疑惑显然并非我一人所独有，记得有位兄长曾大有发现似的告诉我，《畜界，人界》中称引的某些书籍，“应该是钟鸣杜撰出来的”。 　
　　这自然让人联想到博尔赫斯。钟鸣的确表达过对他的喜爱，此次修订新版添入的《凤凰从灰烬诞生、消亡》一文也可看作是他对博尔赫斯的“心解”。文中好些谈论博尔赫斯的语句，放在他自己的随笔上似也不无适切，比如，“他在句法的正常延续下，还不断地给予你表面看似支离破碎、实际上确是线索的东西”，“我们在他那明显倾向于东方式的封闭性里，体验了一次飘逸而精致的文本解放”，还有，“通过这本书，他想教我们用一种失传的眼光来看待世界。有点像他暗示的，偶尔恢复一下孩提时代，第一次进动物园的那种好奇的经验是有益的”，等等。 　　
不过，这些地方，包括钟鸣自陈的 “挪用典籍、穿插附会”的写法，只能说明博尔赫斯对他的启发（用他的说法是“顺了口气”），那就是，关键在于我们用怎样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钟鸣偏爱古怪的作品和那些“能满足我们的好奇心和怪异的想象”的随笔作家——从蒙田到兰姆——但他也势必要面对奥登的一个论断，后者在评论切斯特顿的随笔时认为，在进入20世纪以后，这类奇思异想的随笔所能带给我们的认知上的快乐已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那些专门性的批评和有明确主题的散文。换言之，如果没有认识上的深细用心，这种随笔已很难对我们构成持久的吸引力。 　　
　　而《畜界，人界》的独特魅力就在于，它不仅融会了中国古代博物与志异的叙事传统和来自欧洲的随笔风格，为现代汉语散文新添一味，亦且在恢复我们对于世界的想象力的同时，帮助我们调校认知世界的姿态。在这些随笔中，“畜界”并非“人界” 的寓言和隐喻，它们是远为丰富的、复数的世界，对我们的心智构成必要的提醒。我们在这些随笔中能够感知到一种深思熟虑的低姿态，它似乎源自他笔下的那些穴居动物，以及那些必须贴地行走的小动物，或许也包括儿童。它们行得低，却也因此能看到居高者所忽略的种种事物。 　　
　　钟鸣的随笔写作始于对历史的思考，但他言说历史的方式却很特别，例如，他用“深梦”而不是“噩梦”这个词来回溯我们最切近的历史，我想未必有何顾忌，很可能只是不喜欢后者那种激切、硬梆梆的色彩和“明显的悲剧意识”。历史固然不容遗忘，但也要避免被它限制、吸附，被它的诡计一次次捕作笼中鸟儿。而这种低姿态则是想象力和幽默感的源泉。《畜界，人界》中很多奇思异想令人忍俊不禁，随便说个例子，《狐狸》一篇中煞有介事地写道，“狐狸的报复一般选在秋天，秋后算账的本义指的就是这个”，这段话在初版中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曾被删去，因为幽默感引起的笑最具颠覆性，正如时间能摧毁一切，除了风格。 　　
　　那么，不妨接着问一句，在钟鸣写到的动物中，哪种最接近于他的写作姿态呢？恐怕非蜗牛莫属了吧。在新版添入的《莎士比亚和济慈的蜗牛精神》这则随笔中，他从朱生豪和梁实秋的莎译谈起，曲折延伸，谈到莎翁诗剧《爱的徒劳》中cockled snail（起皱的蜗牛）一语——两位先生都漏译了cockled——而后细细揣摩和解说其中的况味。在他看来，诗的含混、偶然和巧妙，恰恰藏在这个词的褶皱里，而且，也只有受过生活的磨难，才能理解其中的妙处。而他最欣赏的两类写作品质，精细敏感和富于耐性，在低处慢行的蜗牛不也正好兼而有之吗？另外，还有什么能比蜗牛更配得上旁观者和徒步者这样的称号呢？ 　　
　　若再引伸一下，钟鸣的蜗牛其实也很近于同样喜爱想象动物的卡夫卡笔下的甲虫。他们的写作方式都可归于他所谓的“蜗牛起皱法”。很巧的是，在中国现代诗人中被钟鸣推为翘楚的卞之琳，也最爱玩味蜗牛的形象，像“在家乡认一夜的长途/于窗槛上一段蜗牛的银迹”，就曾被废名先生夸赞，说这一句的诗思与句法，隐约蜿蜒，亦如同蜗牛拖出的一段银迹。而这蜿蜒的姿态里闪烁的，正是那种精细敏感的诗性想象力，是它，为经济学家们宣称已经变平了的这个世界保存着褶皱。钟鸣的这些富于褶皱的随笔本质上属于诗，像他在《蜗牛慢行记》一诗中写的，“给自己留一个更荒凉的位置”，他和他的文学蜗牛家族的成员一样，所创造的亦即他们背负着的，是深深影响他的麦克卢汉所界定的艺术家的任务：一个“反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