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西川：幻觉在创造历史

[狐一]

回忆自己的成名之路，难忘与海子的交往

　　■人物

　　西川

　　原名刘军，祖籍山东，1963年生于江苏省徐州市，在北京长大，198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英文系。曾在新华社《环球》杂志干过8年编辑工作，现为中央美术学院副教授。

　　出版有诗集《中国的玫瑰》（1991）、《隐秘的汇合》（1997）、《虚构的家谱》（1997）、《西川诗选》（1997）、《大意如此》（1997）

　　等，翻译有庞德、博尔赫斯、巴克斯特等人的作品。曾获《十月》文学奖（1988）、《上海文学》奖（1992）、《人民文学》奖（1994）、现代汉诗奖（1994）等。




被掌声逗上写诗的贼船

　　上世纪80年代，我就是一小孩儿，看着别人折腾。当时全中国人民都在写诗，记得有一次是在雪迪家里搞诗歌朗诵会，大白天地拉上窗帘，屋子里特别黑。每个人都坐在地上，手里拿着一根蜡烛。他们手里捏个酒瓶，一边读诗———那时候读诗不叫读诗，叫浪诗。我看着他们，觉得挺有意思的。

　　在加入五四文学社之前，我和同班4个同学一起出了一本手刻蜡纸的诗集《五色石》。中文系的一个同学看到之后说：“你们写得像朦胧诗。”我才第一次知道了朦胧诗。

　　骆一禾当时是五四文学社理论组的组长，他那个时候整天穿一件蓝色卡其布的褂子，每天在学校里都行色匆匆，手里握着一卷纸，从一个文学青年那儿去往另外一个文学青年那儿，组织什么活动。

　　我参加过五四文学社组织的第二、第三届诗歌朗诵会。我去报名的时候，中文系的张颐武不许我登台，他说我有不良情调。张颐武当时是研究山药蛋派的，而且是五四文学社的一个类似评委的小头目，最后社长还是让我上了台。

　　记得是在当时的大饭厅礼堂、也就是现在的世纪大讲堂朗诵，那个礼堂能容纳3000人，每次进行诗歌朗诵会的时候都挤满了人。我朗诵的是《秋声》，朗诵完了之后，那真是掌声雷动。我第一次赢得这么强烈的掌声，让我觉得我是可以写诗的，而且写了之后是能够赢得掌声的。

　　第三届诗歌朗诵会我朗诵《人说……》，依然是掌声雷动，我完全就是被这些掌声给逗上了写诗的贼船。

　　在哈尔盖仰望星空

　　大学生都有看世界的愿望，毕业之后，我有一次漫长的旅行，行程超过三万公里。

　　因为我穿得破破烂烂的，还胡子拉碴，要饭的都会绕过我去找别人要。

　　我与几个同学想去看青海湖。我们在地图上找，发现青海湖离一个名叫哈尔盖的地方挺近的。一下火车，我们就傻了眼，那地儿啥也没有，白茫茫一片真是干净啊，只有些揣着刀子的藏族人在火车站台上晃荡。

　　当地人让我们去找驻军。我们找到那个部队的连长，说我们是北京来的大学生，想去看青海湖。连长说明天就派卡车拉你们去。第二天，我们的车在荒原上开了很长很长的时间，上了一个高坡之后，青海湖突然展现在我们眼前，大鸟像飞机一样在头顶盘旋，那种感觉真是太好了。

　　从青海湖回来，我们住到火车站旁边的一家小旅店里，夜里我出来，抬头一看，又傻了眼：满天的星斗啊！世界上除了大地就是星空，和这个小火车站，然后我就写了《在哈尔盖仰望星空》。

　　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一个冬天的早上，4点钟我起来赶火车，在陕北。那时伸手不见五指，我冻得直哆嗦，突然听到旷野里有人唱民歌，北风一阵儿一阵儿地刮，歌声也随之忽大忽小。我一下子特别地感动，我觉得那不是人在唱歌，是树木和石头在唱。

　　那趟旅行结束是从吕梁回太原，我和几个日本人坐一趟车，他们让司机放音乐，司机放的竟然是华尔兹。长期地远离文明，突然听到这么洋的音乐，我眼泪都下来了。

　　那一趟对我来说太重要了，完全是作了一次自我教育，眼界一下子就开阔了，我开始了解不同人的生活，体会到贫穷，还有贫穷本身蕴涵的生命力。我意识到我要摆脱学生腔，写作必须容纳地平线。

　　幻觉自己在创造历史

　　我还在北大念书时，32楼前有一个咖啡馆。每天晚上，我宿舍里的同学熄灯入睡了，我就去那个咖啡馆写诗。当时写了一首200多行的长诗《雨季》，后来被骆一禾拿去发表在1987年第一期的《十月》，然后就一下子得了“十月文学奖”的诗歌奖。

　　颁奖典礼在复兴饭店举行，我那时老是穿一身破破烂烂的工作服。门卫拦着不让我进，我跟他说：“这个会，那些穿得衣冠楚楚的都是来看的；我，是来领奖的。”

　　《雨季》得奖之后，我开始成为有点重要的诗人，各种疯子、傻子、骗子都来骚扰我。有一个村的村民幻想诗人有某种权力，他写信给我告他们村长的状。有一个哨兵跑去找我，说他写了些诗歌，想给我看看。他写得比金斯堡还金斯堡，我说你这么写，你领导也不管你？他嘿嘿一乐：“我们领导也写诗。”我说：“你写得这么疯狂、野蛮，你们领导也不管？”他又嘿嘿一乐：“我在我们那些人里算是有文化的。”我从来没有意识到哨兵脑子里会想些什么，他们几个小时在那儿站着，脑子里一团诗歌的风暴，真是太好玩了。

　　当时东四有一个青年会，我们一个月在那儿聚会一次。后来我们去圆明园诗社社长戴杰家里聚会。戴杰有一个一居室，外屋谈买卖，里屋谈诗歌。谈诗歌的房间里有一种灯可以拉下来，大伙儿围着戴杰，戴杰把腿往凳子上一搁，把灯拉到鼻子那儿，从怀里掏出几千元往桌子上一扔：“这就是我们的活动经费！”

　　其中有一个叫刑天的，头发烫得跟个印第安人似的，他倒腾服装也写诗。当时全国人民都倒腾生意。他吹嘘自己是打架的好手，如何地一个拳头打好几个人，然后他拉着我说：“西川，你要是有了三长两短，就找兄弟我。”我当时立马觉得有人给自己撑腰了。

　　估计现在圆明园诗社的人都不怎么写诗了，戴杰好像去安徽办了个养鱼场，每个人的命运如此不同。

　　所谓“第三代诗歌运动”开始时，我没有意识到这是“运动”，但是全国性地都很兴奋，一会是上海编个杂志让你邮寄诗歌，一会儿又是四川人跑来要跟你见面，弄得你家鸡犬不宁。

　　那个时候，你对自己充满希望，对中国的文学充满希望。尤其是在北京你会出现一种幻觉，觉得自己正在和别人一起创造历史。

　　难道要永远把海子当神？

　　海子活着时，名气并不大，大多数作品都发表在边缘杂志，有人说他尝试写长诗是时代性错误，认识到海子才华的或许就只有我和骆一禾等几个他的朋友。他有几首诗歌非常了不起，是创造力推向了极端的结果，一次性地就到了那个状态，太了不起了。但是，也不像现在的人吹得那么神乎。

　　海子在决定自杀之前，曾经约骆一禾、老木去我家，我们还谈到歌德。海子去世之后没过多久，骆一禾也因病去世。他们的死亡，让我感觉生命好像走入了死胡同，天都要塌了似的。但是海子死了后，我作为一个朋友，首先要做的一件事，就是海子不能被历史淹没，所以必须宣传他。

　　他的确是才华横溢，我也希望他永垂不朽。但是，海子对我来说，是一个以前的哥们儿，他的任何方面我都了解。所以我觉得我不会像一个生人一样看待他。

　　我要让海子在中国诗歌界立住，成为一个不可磨灭的人物。

　　我写《死亡后记》是他自杀五年之后，我不得不写，有疯狂崇拜者说我对他没感情，怎么能分析这个事呢？但是，难道永远把他当神吗？

　　海子有很多热心崇拜者，每次海子他们家那边出了什么事情，就张罗着要捐钱。有一次发大水，网上有人说：“我们家有一床破棉被，我现在就给西川邮寄去。”

　　海子死的意义被无限放大了，他们把其他的情感附加到了海子的死亡上。还有人说：“中国当代先锋诗人还没有自杀的呢！海子是第一人。”这话太过分了。为什么先锋诗人要自杀，你是盼着别人死啊？自杀是一个人走向绝望，跟个人生存状态有关。我觉得这种说法是对海子毫无同情，太不负责任了，我不能接受。

　　海子出名之后，开始有人说我拿死人压活人。我只是希望海子不能白死，他应该在历史上留下他的位置。

　　随便你怎么理解。有人说我是借海子出名。于坚说了句公道的话：“海子活着时，西川名气比海子名气大多了。”

　　当我自己已经不愿意谈海子的时候，却老有人找我谈。最后变成了，一边是嫌你谈得太多，一边又不断要求你谈。我现在是能不谈海子就不谈。

　　■记者手记

　　西川谈到兴起时，会手舞之，足蹈之：“我们那时真是太好玩了！

　　当年那帮写诗的，真是什么人都有！“从他嘴里出来的上世纪80年代：鲜亮、饱满、混乱、反抗，很多人都幻觉”正在创造历史“。而且仿佛是：天下熙熙，皆为诗来，天下攘攘，皆为诗往。

　　“我属于反第三代的”，西川既不愿意被归入哪一类，又完全享受于与不同诗歌帮派的人打成一片，尽享同道之趣。他完全地抵制诗歌界一以贯之的“小一拨要打倒老一拨”作风，但是他会毫不反感地告诉你：“中国诗歌界和小说界的传统不一样，小说是自己创作，诗歌界是自己办杂志，与朋友间来往，谁写得好，小圈子内部说了算，大众插不上嘴。”他说他既不想打倒谁，也不想与人拉帮结派，只是倾心于和别人一块玩儿。

　　对于以往受到赞誉的作品，他会露出不好意思的表情：“现在看来挺可笑的，完全是少作。一个四十多岁的人看二十多岁的人写的诗，肯定会发现很多毛病。”转而，又会小小地得意一把：“听说，有人知道德令哈是因为读了海子的《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有人知道哈尔盖是因为我写了《在哈尔盖仰望星空》。”

　　说起抱负，“海子、骆一禾和我的文学抱负比第三代大得多，第三代就是写日常生活、玩口语化……我们想要写出更有价值更有分量的东西。”

　　口述：西川

　　采写：本报记者刘晋锋

来源：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