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睿 一个士兵，知识分子和政治：对桑克的诗《一个士兵的回忆》的误读

[古道澜沧]

　　从1949年到1989年以来中国的无数次政治运动使中国人民对“政治”这两个字以及这两个字所带来的创伤深恶痛绝。人们谈政治而色鄙，不谈政治，谈经济建设，不谈政治，谈改革开放，不谈政治，谈中西文化比较，不谈政治，谈改善人民的生活。不谈政治成为我们时代的风尚，成为时代的态度。
　　政治一词，在这种用法中，基本的定义是指某个政治团体为自己的利益进行的人人自危的危及每一个平凡的人的你死我活的斗争。某个政治团体的利益，对大多数人来说是莫名其妙的，看不见，摸不着的，是不可理解和不可理喻的。这种斗争搞得人人精神紧张，左右张惶。政治的集中体现是我们记忆犹新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谓十年浩劫，十年动乱。十年和几十年的政治长跑运动，再强壮的人，再强壮的神经，也跑断了。难怪人们对政治如此厌倦。评论家崔卫平在一篇文章中说，她渴望一个时代，政治不再威胁我们的日程生活，政治成为业余的，政治不存在了，人们能平心静气地安居乐业。崔卫平的话，表达了历经疯狂的政治运动的人民对个人生活，个人权利，而不是某个政治团体的利益，的向往。就是在这样的对政治的理解的意义上，我读桑克的诗《一个士兵的回忆》。把这首诗歌放在中国知识分子对现代性，对个体和历史的想象中来理解。把这首诗从中国人民对政治的态度来解读。
　　这是一首以第一人称写的诗歌。题头上诗人把这首诗歌献给自己的父亲，表达对父亲的尊敬，崇爱和理解。父亲的名字，诗人是用英文写的MR.LIKUN。英文的名字，LIKUN先生，表面上看，诗人似乎不想把父亲的名字的具体汉字告诉我们。实际上，通过对父亲的名字汉字的非汉字化，文本取得了几个效果。第一，父亲变成了既具体又非具体的的存在。LIKUN，汉语的同音字有无数种组合，一个父亲成为无数个可能的父亲。无数个可能的父亲就是可能是我们所有人的父亲。第二，英文MR.LIKUN使文本产生了极度陌生化效果，不仅仅是英文出现在这首汉语的诗歌中，还因为在中国文化历史中，儿子通常是不会用MR.来称呼父亲的。MR.本身又是国际通用的介绍一个男人的身份的指称。如果我们用俄国的形式主义理论和实践来看这个效果，俄国形式主义强调诗歌文本语言的陌生化以及陌生化带来的语言的蒙太奇一样的对比和互喻性， MR.LIKUN赢得了一个陌生化的奇迹：他的身份成为国际性的个人的，他和任何一个MR.一样，具有同样的人格尊严，同样的人的权利，无论这个MR.在哪个国家，在世界的哪个角落，MR.LIKUN和他们一样是人，是人民的一分子，是人民本身。我们可以推断，虽然MR.LIKUN是住在中国，但是他和 MR.BUSH或MR.BLAIRE一样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有独立的身份。
　　整篇诗歌是一个士兵回忆他怎样当逃兵的。回忆的时间似乎是很多年以后。回忆的事情是诗歌的抒情主人公在年轻时候在战争中被抓以及拼命逃跑回家的心路历程。

　　当时我已经31岁，虽然和我一个
　　后来成为浪漫主义诗人的儿子相比还小了两岁。

　　这几行诗歌交待回忆的时间是今天，暗示回忆的主人公的幸存，并通过强调主人公的成为诗人的儿子的年龄进一步强调回忆的距离。这个距离使抒情主人公和读者都逃出了当时的限制，有可能以历史的眼光看待过去，并达到对历史的有距离的审视，思索和总结。
　　有意思的是题目虽然是一个士兵的回忆，题材却是一个士兵渴望并成为逃兵的心路历程。题目不是一个逃兵的回忆，而是士兵的回忆。这个士兵不是在战场上冲杀，而是冲杀在一次次逃跑的可能中。从战场上逃跑本身使他成为士兵。士兵通过逃跑赢得了士兵的光荣身份。从抒情主人公的视角看，逃跑的原因有几个。一是自己已经不年轻，已经有家，有儿子，“我的长子12岁，”有妻子，而且是第二任妻子。儿子，妻子和温馨的家，回家过平静的生活是逃跑的根本的动力之一。二是对生命的珍惜：

　　生命只有一次，它让我胆小。不适合在
　　人群的黑暗中出没。

　　不但生命重要，更重要的是个体生命价值重于群体，个人比群体的黑暗要明亮，值得。第三，是深深地懂得并理解自己生存的意义和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

　　我更适合作个农夫。
　　安静地守着几亩薄田，几间破烂的草房，
　　研究种花的手艺，就够消耗我一生的才华。

　　这个士兵的理想和对生活的理解，表达了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执着的社会理想。这个理想在经历了无数的激进革命和动荡之后，依然屹立，依然是当下知识分子探讨和比较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基本议题之一：那就是尊重和坚持个人，尊重和坚持个体价值，尊重和坚持每一个人生活本身的社会理想。二十世纪以来，特别是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在现代化中国的努力和梦想中，强调中西的根本不同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个体的抹煞，对个人权利的践踏。胡适，鲁迅，林语堂等等知识分子都强调，西方现代化的精髓就是对个人的尊重。五四所谓对人的解放的呼吁，也就是个体的解放呼唤。娜拉的出走，根本是“我是我自己的。”我不属于任何别的人。把我字大写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二十世纪以来的集体努力之一。在这首诗中，这个没有名字的士兵形象，具体地表达了这个理想。他是争取个体权利，并为个体生命价值斗争的士兵。所以他自豪地宣布：“我不认为我是一个没有血性的逃兵。”而且，他的四子，一个显然受过西方教育的当代人，赞扬他“爸爸，原来你就是海明威笔下的英雄。”通过这个四子的话，诗歌文本进一步明确地把“士兵”提升到个体生命价值英雄的高度，并和西方的个体英雄形象相提并列。海明威的个体的刚勇，个体的高于一切，成为士兵精神的衬托和潜台词。这个四子的话，是诗歌的点睛之笔。
　　在这首诗歌中，这个士兵一共成功地从战争中逃跑了三次。三次战争的诗歌艺术再现对我们来说都很熟悉。诗歌采用的是约定俗成的对这三次战争的描绘。这种描绘我们如此常见以至诗歌不说明我们也知道谁是战争的主体。第一次是从“大红花”欢送的军队中逃跑。诗歌有意把我们历来以为的“大红花送参军”模糊化。相反，诗歌描绘“大红花”后站着的人群的“不怀好意，从而暗示这个军队的阴暗本质。而且，这个军队的军官在把士兵“亲手织的土布”拿走之后，许诺士兵“会得到十倍于这些的洋布。”土布的日用必需的被掠夺和洋布的美好的赶英超美一样的理想的许诺是中国共产主义革命成功的根本的政治策略。没有这个政治策略，中国共产主义革命不会成功，很多中国知识分子不会支持这个政权，中国的农民不会跟随超出常识的革命。但是，这位对个体价值有自觉的士兵对这种许诺有深刻的本能的警觉。他的毛驴都发出了“滑稽的哭声。”毛驴的哭声解构了许诺的未来的神话，士兵成功地很顺利地逃跑了。这才有第二次逃跑是“如此不顺。”第二次的这个军队对逃跑防范很严，压迫得更厉害。逃跑的人统统都被活埋。这个军队有很先进的武器，坦克，卡车，但是，伙伴们不是抢劫就是强奸，显然更为恶劣。诗歌在这里运用的是同样的我们所熟悉的符号。但是，把这些符号都作为背景。“我”在这里靠享受个人生活－－抽罂粟－－而度过别人烧杀抢掠的时光。个人的生活，“我是内行”支撑我直到我又一次成功地逃跑。第三次是从游击队的要求中逃跑，就是保卫家乡我也“客气地回绝。”这个游击队很模糊。读者不知道是保护家乡是对抗各种政治势力还是外国侵略势力。这首诗歌中对战争和军队的既具体又模糊描写，目的是说明不管什么政治势力，不管名义上为谁或实质上为谁，战争的政治本身都是对个人的否认，甚至战争是为谁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执拗地坚持自己的个人的梦想：农夫，田地，房屋、种花而不是种田的技艺。
　　农夫，田地，房屋和种花的技艺，这些理想社会的具体形式，体现了从孔子以来两千多年的中国知识分子和普通的中国人民的社会的理想和基本生存诉求。在这个社会里，耕者有其田，其屋，其业。种花的技艺强调人的生活安宁和繁荣。一个荒草凄凄的地方是没有生气的，也很难让人想象幸福。战争，战争的政治是对这个梦想的彻底砸碎和毁灭。这个士兵的一次次逃跑就是对这种毁灭理想的政治的逃跑，就是对各种政治集团利益的抗拒。这个士兵要求的是人民应该有的日常生活和存在，要求的是拒绝政治，拒绝战争，拒绝对人的基本要求的剥夺。无论是什么政治集团，只要是对人民的基本存在的强暴，人民就有逃跑的权利。人民就有保护自己头颅的权利。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这首诗宣布对毁灭人民日常生活的政治和战争深恶痛绝。这首诗欢快地描述：

　　翻山越岭，榛丛草莽，回故乡之路
　　是多么的甜蜜。

　　渴望回到一个人的基本生活中，回到故乡，回到安静地生产，乐业地建设家园中。这种对革命，对群体政治，对所谓的战争的厌倦，表达了知识分子在一个世纪的激进革命后的对革命本身的深深厌倦，表达了人民渴望安宁的社会心态。
　　桑克的《一个士兵的回忆》，发表在二十一世纪开始的时代。这首诗回顾历史，是对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一个激进革命的世纪－－的总结。总结的出发点是从个人的角度，对群体的暴力的政治说不。这首诗塑造了一个普通的士兵，他同时又是一个个体英雄。他拒绝战争，拒绝政治对个人的剥夺。他渴望理想的生活，并成为拒绝和反抗的士兵。这个个体英雄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二十世纪以来对个人主体的想象和理想。这种对个人具有基本主体性的想象根源于中国知识分子上百年来建构现代性和主体性的努力。诗歌中表达的社会的理想又和中国两千年来知识分子的对理想社会的想象深深相连。诗歌宣称的拒绝战争暴力的立场，有意思地并根本地，体现了全民在二十一世纪初的基本政治态度，虽然政治态度这个词本身都遭到否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