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琪 作为长子的诗人接受生命教育的最后一课——读陈先发长诗《写碑之心》

[欧阳仲陵]

晚唐诗人陆龟蒙在《野庙碑并诗》开篇即说“碑者，悲也”，意为“碑，是用来寄托哀思的”，把陆龟蒙的话拿来做陈先发《写碑之心》的读解开篇也是适宜的，诗中所示，诗人之父2009年8月7日离世，诗人此诗既是祭父，也是诗人之思的文本自白。思，思念，思想，思辨。
中国人一向有树碑立传的情结，所谓“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曹植《与杨德祖书》），那是雄才伟略之人理所当然的结果，他们的碑更多的由血缘以外的文人墨客去书写铭刻。平头百姓如我等众生，活着为先人立碑，死了被后人立碑，生生世世，代代相传。碑是一个证据，给予人的肉身灰飞烟灭之后一个物质性和精神性兼具的永恒想象。碑也是一个形而上的他信，当一个个风景名胜被陈述以碑文，观者知道，风景也可以被碑化。而诸多名人分散各地的衣冠冢之碑文注释，直接投射给观者一个“象征的寓意有时反而大于主体本身的寓意”的感慨及领悟。
循着碑的导引我们来到陈先发新近完成的力作《写碑之心》前，这是他继 2008年《白头与过往》《你们，街道》《姚鼐》《口腔医院》之后的第五首长诗，它继承了此前四首诗中往事之追溯、故土之记录、中年之惊觉、时代之映证等命题，而锲入了亲人之离散的感事伤怀，一开始就具有了因阴阳两隔而导致的“存在在何处”的逼问。诗人以奥利地诗人特拉克尔的一句“宽恕何为”作为题记，提供了预示读者进入此诗的通道。特拉克尔，1887年出生于莫扎特的故乡萨尔兹堡，充任过药剂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应征入伍，在前线当卫生员，在残酷的战争中精神失常，被送往精神病院并死在那里。这一位17岁开始写诗，被誉为德语诗歌的“黑暗诗人”的特拉克尔，被陈先发从遥远的异邦遥远的时间请了过来，站在通往父亲之墓的入口，充当黑暗的修辞者，是否意味着诗人书写祭父碑的心感到了丝丝的颤动：对父亲，对父亲置身其中的时代和被时代裹挟着的一生，诗人觉得有必要求得或给予宽恕？
但“宽恕何为”？诗人再一次和家族的命运，和不能更改的父亲所处的环境交汇、遇合并剧烈碰撞，并在碰撞中失手于钢铁般冷峻、强硬的国家意志及喧哗与虚无并存的时间法则之下而深感个体之卑微无力，最终，诗人不得不以如此方式进行自我解嘲他说：

宽恕即是它者的监狱，而
救赎不过是对自我的反讽。
我向你问好。
向你体内深深的戒律问好。

“宽恕何为？”，20世纪初奥地利诗人特拉克尔的问题21世纪依然是一个中国诗人的问题。“宽恕即是它者的监狱”，因此“你至死不不肯原谅许多人/正如他们不曾/宽宥你”。你——父亲，用过如下诸种形象：1947年把绝密档案藏在桶底假装在田间捡狗屎的俊俏少年；做过做过剃头匠，杂货店主、推销员的“楞头青”；把儿子倒提着回家，让他第一次因目睹星群倒立而立誓写诗的中年暴君；那个敲开冰层下河捕鳗鱼的人；那个因质疑“学大寨”被捆在老柳树上等着别人抽耳光、吐唾沫的生产队长；那个永远跪在煤渣上的集资建庙的黯淡的“老糊涂虫”。
我们何其亲切于这个父亲，我们又何其“容易地与它融为一体”，这是一代人共同的父亲——他们作为新旧中国语境下的父亲，从旧社会的“万恶”中走了过来，经历了苦孩子吃不饱穿不暖的童年，无钱读书受歧视暗无天日的童年，他们由衷地确信共产党将带他们步入崭新的富强民主的新社会，他们乐意为此奋斗！他们一生的命运也因此与这个党这个崭新的国家同步行进，或挨批斗，或逢改革开放，或张皇失措，或意气风发……这个父亲形象曾经鲜活地呼吸走动于每一个家族中，他是中年的暴君，也是体衰的老糊涂虫，他是旧社会的摧毁者，也是新社会的建设者，他同时也是新社会历次政治运动的制造者和被制造者。这一个“父亲”是一群人形象的总和，有他的苦水和恐怖，有他毫无意义的抗拒……
我们说陈先发的写碑之心，写的是一代人的共同父亲它概述式的言说后面可供无限掘进的致密基质，无不提示着他们在新中国螺旋式的发展中全然不由自主的或步履矫健或行踪踉跄。我们说陈先发的《写碑之心》，为中国当代诗歌注入了一个颇具经典意义的父亲形象，已远远超越了单纯为家族记忆立此存照的第一义，或许我们可以在对此诗的求探中隐约联想起朱自清《背影》中的父亲。
陈先发曾在接受《复旦诗刊》采访时说到90多年新诗史的“空白期”问题。他认为 “上世纪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末的战乱也好，六、七十年代的“文革”也好，都称得上民族史上罕见的劫难，而与此对应的，却恰恰是新诗史最令人窒息、最无所作为的空白期。没有一首稍具史诗气质、稍有份量以揭示历史本相和心灵真相的诗，来证实那个时代。历史与新诗史呈现畸形的不对称状态”。作为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陈先发无疑是清醒的，同样清醒的还有他对“许多作家想吼一下，但因其思考太浅薄，这吼声到了我们的耳朵里，只是几声病中的咳嗽罢了”的准确剖析。 2007——2008年，陈先发用302则札记“在富于辨证法的观照视角上，对思想与行动、完整与破碎、瞬间与永恒、能指与所指、传统与现代、表象与真理、生存与死亡等一系列两两相对的意义范畴进行了细致的审视与辩驳，在对自然的敬畏和崇拜中，展开诗与思的深层次对话。陈先发能大量援引语言学、符号学、逻辑学、宗教学等知识系谱来辅助自己哲学层面上的思考和观察，在文化寻踪与知识考古之中，多向度地开启了万物的奥秘之门。”（张德明博士语），这一总题为《黑池坝笔记》的专著是陈先发此前人生思索的文字集成，也是他此后诗歌写作的再次出发：他携带着自己圆融于心的精神和技艺两大武器秘密上路了！这次，他奔赴的目的地将是一座又一座长诗的顶峰。
熟悉陈先发的读者都注意到了《写碑之心》之于陈此前四首长诗更为精湛的语言锻造，它是内心感情蕴藉的喷薄而出，犹如火山之爆发不刻意却自成格局。诗的第一节陈先发冒险地使用上了“四月”这一令中国诗人颇为敏感的词汇，“四月是最残忍的一个月”，艾略特在《荒原》开篇的这句话为“四月”下了犹如巴甫洛夫条件反射的一个定义这本身就是非常残忍的一件事。但陈先发别无选择，他要尊重事实：四月，轮椅上的父亲躲在盥洗间吐着血和黑色的无名果壳的碎片。父亲病了，从四月开始，这残忍的四月并非只和艾略特较劲，它还和中国诗人陈先发的父亲较上了劲以至于诗人必须尊重事实，从四月落笔。
《写碑之心》以父亲的疾病为线索，用手术刀般尖利的笔触和解剖医生般不动声色的语调沿着父亲疾病的时间历程步步深入，直至来到最终的死亡之地，父亲——

当我清洗着你银白的阴毛，紧缩的阴囊。
你的身体因远遁而变轻。

这是作为长子的诗人接受生命教育的最后一课！时临九月，半年的时光实际是父亲与死亡不成对手的交锋时光，也是身为长子的诗人眼睁睁地看着死亡从他的手中轻巧地拉过父亲的无助时光，每一个人都斗不过死亡就像每一个人都斗不过自己所处的时代，父亲，作为一群人中的一个和作为一个人中的一群，本质上又有何区别？这一个人或一群人和这个世界就此永别对这个世界而言，又有何区别？没有！诗人说：

你已经缺席的这个世界依然如此完美。
而你已无形无体，
寂寞地混同于鸟兽之名。

这是人之为人的悲歌，且以碑志之。在简述了《写碑之心》中碑之于父亲的关系后也许我们不应忽略此碑之于地理的关系。近几年来，陈先发对故乡安徽桐城孔镇这一身体和灵魂的出生地的人本关怀已引起论者的注意，陈仲义教授在《论陈先发诗歌的“汉化”》一文中如此写到“陈先发的写作，即使表面没有提到孔镇，但各式各样的隐秘的意象、事象、物象，实质上都指向一个大部头的孔镇，和孔镇中散发出来的‘孔家气场’”，迄今，陈先发已写了一百多首与孔镇有关的诗篇，孔镇，作为诗歌地理学的一个语汇，在陈先发不同文本不同方向的进入中从安徽这片土地突围出来，继而与外界取得了一种完全“是陈先发所是”的印记。
我之所以用“陈先发所是”来规约孔镇是因为孔镇事实上已不复是陈先发搬进诗歌以前的那个孔镇，就像玛雅、庞贝、楼兰等业已消失的繁华地，它们只存活在一个个文本中而非现实的大地上，孔镇作为陈先发的一种给定，就它在这个世界存在的方式而言，它是以被陈先发选择过书写过而成其所是。在《写碑之心》中，陈先发又一次写到了孔镇，和孔镇上的前贤方苞、刘开，这两位清代散文家连同姚鼐，都曾多次入住诗人笔下，他们，同样是被陈先发规约的“是其所是”。这些被诗人陈先发唤醒的前贤，和诗人的父亲一起，成为居住在孔镇的不逝之魂，不自觉间裸呈了诗人为父写碑的一种悠长心意。
诗歌地理学在中国远远地从《诗经》的“风”吹来，一路辗转三千年，世纪之初，汉语之“风”遭遇到西方之“风”的强劲搅合，遂成“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之势，如今，秉持“本土性”的徽籍诗人陈先发似乎想以“最基本也是最可靠的东方文化立场”（陈先发语）之力，创造出东方人自己的现代性，某种角度说，他正在成为自己的父亲。
有一天，我们将看到这个父亲在中国当代诗歌场域里打造出的汉民族诗碑。

2010-3-18，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