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萍 必定需要更高级的关切来进行宽恕——读陈先发长诗《写碑之心》

[欧阳仲陵]

很难说我一连几天的精疲力竭，是由繁忙的日常事务所造成，还是由一首难以消解的诗所导致。似乎产生了幻听，有骨头的分裂声，世相在其蒙蔽性的平静下面，其实有不可平息的亟待喷发的熔浆存在。险途一直隐身于坦途之中，破环力也是引力之一种。如果抛开个人化误读的嫌疑，我甚至想这么说，陈先发的长诗《写碑之心》开始于一场破坏力。日常不再是那个惯常的朝暮，维持平衡的那个平面，频频出现了倾斜的征兆，生命在通往不可知物的斜坡上颤栗不止。在显而易见的伤口之上，《写碑之心》指引着某种修复和愈合的可能，同时制造了更深的伤口。
还未走进诗歌之前，我就被“写碑之心”这个象钝化了意志，好比在一颗蔽日的树木下等待荫凉。抛开传统语义上的意指，“写碑之心”是破坏和建立的双重创制，可谓不破不立。是双重否定后所保存的那个肯定，也是一意孤行以求正见的赤诚明证，同时还是一种瞭望千古的才略雄心。可以说，“写碑之心”这个象因其具有僭越时空的主体性，而具有某种史性特点。而值得注意的是，陈先发的《写碑之心》肇端于诗人的亡父之痛，和每一个经历过亡父之痛的人一样，存在私人化的伤痛诉求。和所有存在创制体系和具有史性特点的史诗性作品不同，《写碑之心》源自平常的生命在流变的日常时光中，不可逆转的衰变。这是一种“微言大义”，还是一种力不能及？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我们都要在由“写碑之心”这个象所诞生的主旨上产生摇摆。因为，我们“传统”（长期的意识形态）中那些具有史性特点的作品，多是“宏大的”的“共同命运”。它们是集体事件的产物，而不是个体生命的伤痛。事物的悖论也许正在于此。只要我们看看“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就可以彻底断绝对“宏大的”奢想。看看“我们”生活的这个日常，何其“娱乐”，何其“普遍繁华”，何其地没有任何“痛感”。生，一派混沌，死，已然是“娱乐至死”。没有英雄，没有崇高，甚至没有忠诚，所有的“重大”都不可逆转地被消解成了“微小”，以至于，微小的生命只能在个人的道统谱系上进行一场形单影只的追根溯源。当“共同命运”成为一纸空谈时，个体的命途就是集体的镜面。一个人的时代，就是全体的时代；个体的衰变，也就是全体的衰变。从这个意义上看，《写碑之心》是以个体纪传的方式，反观整个时代的镜面。准确点说，是以个体的心灵史，为集体的空乏之躯招魂。它以反史性的特点，重建了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史性特质。

星期日。我们到针灸医院探视瘫痪在
轮椅上的父亲――
他高烧一个多月了，
但拒绝服药。
他说压在舌根下的白色药丸
像果壳里的虫子咕咕叫着……
单个的果壳
集体的虫子，不分昼夜的叫声乱成一团。

病症，异变，众生喧哗，就是这首长诗的开端。它源自诗人的“病中父亲”，但一开始，它就在这个特定的“父亲”身上迭合了另一个。它是如此“现实”，具有不可辩驳的痛感，不可转移地立在当下。在此，衰竭和坚挺合为一体，有多矛盾，就有多触目惊心。而这矛盾的单一体却在众生喧哗的围攻之中（我们最大的悲哀何尝不是如此：真正的独立思考通常都被麻雀一样的叽叽喳喳所淹没）。这共存的时刻，就是分岔的肇始。倾斜和幻境由此展开，路由此展开。“四月”就此出场了。万物疯长的这个四月，病症却加深了侵袭。“现”（身）与“象”（心）在此出现了疏离，出现了不由意志为转移的裂变。它产生于一种破坏力（他躲在盥洗间吐着血和/黑色的无名果壳的碎片。）和一份深切的回顾（在家乡，/那遥远的平面。）我们惯常所认知的一切都在这裂变之中诞生了击中要害的致命的意义。这被叫做 “保皇派”的护士、叫做“不堪”的布道士、叫做“骨灰”的血浆和叫做“扁火球”的四壁是多么具有哀乐迭合的深度力量（当下的语感和当下的衰败）。而这来自 “父亲”的谵妄之语却句句都是箴言。只是，我们此刻难以分辨，这对当下，深具真知灼见的解构式命名，是“父亲”舍身以往，火中取栗所获得，还是诗人对病中 “父亲”的阅读所显现的“魅影”？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都在记忆和现实交织而出的专注而涣散的平面上字字珠玑。让人禁不住直冒冷汗，瑟缩思忖。而时间，并不因我们的虚脱而停止脚步。它从我们身上经过时，也不会产生特别的宽慰。到了五月，一个集体划过镜面，就是那个虚脱的，苍白的集体（也许就是此刻的我们）（病房走廊挤满棕色的宿命论者。）。而附和于“我”以游戏度日的病中“父亲”却开始了形而上的作为（他抓起大把彩色小石子/一会儿摆成宫殿的形状，一会儿摆成/假山的形状。/他独居在宫殿里/让我把《残简》翻译成他的语言）。在此，一种不得不肃穆以待的庄严性产生了，起码，我们需要对这病中的“父亲”，这病症本身保持审慎。它赫然耸立于我们眼前，难道不是一种警示？在这种警示之中，真相以近乎残酷的形象向我们走来。（我把“孔城④”译成“嘭嘭”。/把“生活”译成了“活埋”。/他骑在墙头，/像已经笑了千百年那样，懵懂地笑着。）当“我们”此刻的“生活”类同于瓮中之遗骸时，“父亲”一直就是那个清明者。他语义不详的（懵懂地笑着。）笑声，犹如一个智者的含而不露。相形之下，被“来历不明的/霾状混沌盖”着的“我们”则有着不明就里的愚钝。（他会冷不丁地嚎叫一声。/而街头依然走着那么多彩色的人。/那么多没有七窍的人。/那么多/想以百变求得永生的人。/霓虹和雨点令我目盲）这已然被“活埋”的存在，哪有什么永生可言。这盲从的对永生的顾盼，在“父亲”对“病症”的承担面前简直就是一场笑谈。而在诗人这里，在将“父亲” 扛在肩头的诗人这里（我把他扛在肩膀上，/到每一条街道暴走。），又何尝不是殚精竭虑，身体力行。全诗的这第一节，是出鞘之剑，诗人自刀锋越过刀锋，我们无法不在这刀光剑影中表达我们的颤栗。但“我们”仍是那个沉默的集体，不知永生何为，也不知身处何境的那个集体。
当集体的茫然喑哑成为一种无意识时，诗人的追问就成了一种自我诘问，一种探究自我源头的独自追溯。于是那个有着多重意义的特定的“孔镇”在一条长河中浮出了水面。而让我们诧异的是，竟然是一个裁缝站在河流的端口？这是不能摆脱的个人化记忆，还是电光一闪的神来之笔？在此，我倾向于后者。在“孩子”与“蟾蜍”；“蟾皮的灯笼”与“善忘的父母”之间，一个老眼昏花只知道缝缝补补的老裁缝，无疑只能是一个昏庸的解答者（浑浑噩噩的昏聩者遍布山河）。而那绵延千里的长河则漂浮着目不能及的沉痛之物（我看见泡沫里翻卷的肉体和它/牢不可破的多重性：/在绕过废桥墩又/掉头北去的孔城河上。/它吐出的泡沫一直上溯到/我目不能及的庐江县⑥才会破裂。/在那里。/汀上霜白。 /蝙蝠如灰。）。与此同时，那个屹立在河岸边的“孔镇”则充斥着不容置疑的衰败见闻(大片丘陵被冥思的河水剖开。/坝上高耸的白骨，淤泥下吐青烟的嘴唇， /搭着满载干草的卡车驶往外省。/每日夕光，/涂抹在/不断长出大堤的婴儿脑袋和/菜地里烂掉的拖拉机和粪桶之上。/是谁在这长眠中不经意醒来？/听见旧闹钟嘀哒。/檐下貔貅低低吼着。/丧家犬拖着肮脏的肠子奔走于滩涂。)。相较于病中“父亲”，诗人所追溯的这个“孔镇”更加“不堪”。转机该从哪里去获得？在此刻的世相和记忆的留存之间，是否存在一条甬道去探究那必须亲证的真相？那导致眼前这衰败的根源？当“乌鸦衔来的鹅卵石垒积在干燥沙滩上。/一会儿摆成宫殿的形状，一会儿摆成/假山的形状。”时，一切都具有了不辨自明的清晰图景。在病房中摆置宫殿和假山的“父亲”与在沙滩上摆置宫殿和假山的“鹅卵石”，就像是彼此的映照。在惊心和错愕中，彼此见证着这万象俱灰的伤逝。所有迫切想要获得的真相，都没有这一个来得直击人心。(我总是说，这里。/和那里，/并没有什么不同。/我所受的地理与轮回的双重教育也从未中断。)这追溯恍如梦一场，梦醒时分一切仅抵达这“抵砺的孤灯”，我们能够接纳的，也唯有这凛冽的光芒。(他沿四壁而睡/凝视床头抵砺的孤灯/想着原野上花开花落，/谷物饱满，小庙建成/无一不有赖于诸神之助。/而自方苞⑧到刘开⑨。自骑驴到坐轮椅/自针灸医院到/家乡河畔，也从无一桩新的事物生成。/心与道合，不过是泡沫一场。/从无对立而我们迷恋对立。/从无泡沫而我们坚信/在它穹形结构的反面―/有数不清的倒置的苦楝树林，花楸树林。)病中这位生身“父亲”难道不正是地理（历史传承）意义上的另一位“父亲”？自然与人心原本就是一体的，生命的衰变之中原来更大部分在于自然的衰变。自然的法则，自然的道统，自然的作为已然在这衰变中和人心一样破碎不堪。
从病中“父亲”到地理的“父亲”，正如轮回时空的一场大腾挪，一场有些偏执意味的逆流而上。如果将从实证主义到虚无主义看做是人性对神性的仰止，那么从虚无主义再回到现实，就是对轮回之上那层神秘性的破除。“轮回”之于我们的解救，许多时候，只是我们逃避当下裁决的那一根稻草，和不知永生何为一样，“我们”通常在没有看清轮回的真相时，就攀上了这根稻草，而站在“孔城”河边，从虚无之中回来的诗人，想要告诉我们的他之所见，“不过泡沫一场”。不管是“几可乱真的天堂。”还是 “另一座王屋寺”也只不过是这泡沫的共同体。究其根本，在于“心”，更在于“道”。那个顾盼永生之心，和那个能赐永生之道早已疏离，早已破裂。泡沫之上，追溯何为？也许还得回到内心，那自然的赤子之心，心中那惟一不曾衰败的爱，也因爱得深沉而肝肠寸断。（这种爱原只为唯一的伙伴而生。/像废桥墩之于轻松绕过了它的河水。/我们才能如此安心地将他置于/那杳无一物的泡沫的深处。）至此，《写碑之心》通过“我们”所熟知的日常图景（其实，“我们”懵懂无知，从未对这日常的异变产生过有效的思考），完成了“轮回”和“地理”的双重洗礼。这血脉和文脉的双父，来到我们面前，只是为了给我们一面映照当下的明镜。除此之外，无以援手，无可作为。在“我们”的混沌和喑哑之中，这是一场不得不进行的洗礼。唯此，才能端正以待这凛冽的现实，“我们”才存在救赎的可能。
不论是血脉相承的这个“父亲”，还是历史传承的那个“父亲”，一旦失去了庇护我们的可能，那么接下来，对“我们”而言，唯有去担当。直接且无法躲闪。抛开 “轮回”的妄念吧，如果现存的道统已然溃败不堪，这“轮回”有何价值可言。放下“轮回”的那根稻草，唯有当下、日常，和面对。对此，诗人的作为必然抵达哲人的作为之中。于是，我们看到，这日常万象，皆被剥去了它的掩体，显露出那个令人措手不及的惊骇的本相。（当我从小酒馆踉跄而出之时。/乞丐说：“给我一枚硬币吧。/给我它的两面”。/修自行车的老头说：“我的轮子，我的法度”。/寻人启事说：/“失踪，炼成了这张脸”。/警察说：“狱中即日常”。/演员说：“日常即反讽”。/玻璃说：“他给了/影像，我给了他反光。/那悄悄穿过我的，/依旧保持着人形”。/香樟树说：/“只为那曾经的语调”。/轮椅说： “衰老的脊柱，它的中心/转眼成空……”）如果说病中“父亲”的那些“谵妄”之语是即将离场的生命留给我们的最后箴言，以待我们自省，那么诗人的这些“踉跄”所及则容不得我们有片刻的迟疑。这要求拥有“两面”的“乞丐”、这自持“法度”的“自行车”维修人、这频频被丢失的脸、这将生活混同监狱的警察、这自日常经过一脸狐疑的演员、这反躬其人形的玻璃、这只想活在记忆中的香樟树、以及这不堪重负，身历伤逝的轮椅，都在诉说着令人心力憔悴的变迁。他们存在于此，完全魂不附体。综观世态诸象，没有一个统一体可以抵制这早已铺展的异变和沦陷。他们时刻与“我们”贴身而行，但你真正感同身受了吗？这才是真正严重的时刻。一旦这一切异变再无弥合的可能，“我们”该怎样渡过？对此，诗人因孤单前往而有些力不从心。(在你曾匿身又反复对话的事物中间。/你将用什么样的语言，什么样的方式，/再次称呼它们？)援力该从哪里去获得？(九月。/草木再盛。/你已经缺席的这个世界依然如此完美。/而你已无形无体，/寂寞地混同于鸟兽之名。/在新的群体中，你是一个，/还是一群？/你的踪迹像薄雾从受惊的镜框中撤去，/还是像蜘蛛那样顽固地以/不可信的线条来重新阐述一切？)自然万物再一次走进诗人的内心，如今，它们成了“父亲”隐遁的最好归处。它们与“父亲”合体，恰是对“我们”以“轮回”为妄念的反观。“轮回/哪里有什么神秘可言？”实际上，“轮回”的神秘与否，还是与我们的“道统”相关。我们是否早已丧失了理应拥有“轮回”之“神秘”的那个道统？是在什么样的境遇下被丧失了？

我知道明晰的形象应尽展其未知。像
你弄脏的一件白衬衣
依然搭在椅背上
在隐喻之外仍散发出不息的体温。
我如此容易地与它融为一体。仿佛
你用过的每一种形象――
那个在
１９４７年，把绝密档案藏在桶底，假装在田间
捡狗屎的俊俏少年；
那个做过剃头匠，杂货店主、推销员
的“楞头青”；
那个总在深夜穿过扇形街道
把儿子倒提着回家
让他第一次因目睹星群倒立而立誓写诗的
中年暴君；
那个总喜欢敲开冰层
下河捕鳗鱼的人；
那个因质疑“学大寨”⑿被捆在老柳树上
等着别人抽耳光、吐唾沫的生产队长；
那个永远跪在
煤渣上的
集资建庙的黯淡的“老糊涂虫”――

这每一种形象，都源自诗人的生身父亲，这难道不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生身“父亲”？这遭际，这其中的密谋、混沌、杀戮、残忍相向、荒诞不经、乾坤颠倒不就是 “哺育”我们成长的“摇篮”？读至此处，你是否感到了惊骇和悲凉？这不是仅存于纸面的“案上‘棒喝’”。而在此等候你的诗人，想要带给你的则不是这惊骇和悲凉本身。(倘在这些形象中，/仍然有你。/在形象的总和中，仍然有你。/仍有你的苦水。/有你早已预知的末日。/你的恐怖。你的毫无意义的抗拒……)如果惊骇和悲凉是一种唤醒，那么走出这惊骇和悲凉则是诗人的期许。这才是“我们”必须去抓住的那根稻草。
时间从不因我们在重大问题上必须付出的长度，而停止或保留它必须从我们身上夺走的东西(又一年三月。/春暖我周身受损的器官。)。从一个春天（“四月”）到另一个春天（“又一年三月”），自然四季已完成了它自身的一个轮回。“我们”不在场的属于“父亲”的那个“轮回”。（你的身体因远遁而变轻。/你紧攥着我双手说：/“我要走了”。/“我会到哪里去”。/一年多浊水般的呓语/在临终一刻突然变得如此/清朗又疏离。/我看见无数双手从空中伸过来/搅着这一刻的安宁。/我知道有别的灵魂附体了，/在替代你说话。/而我也必须有另外的嗓子，置换这长子身份/大声宣告你的离去——）诗人在对“父亲”的凝望回顾中，试图修复能维持“轮回”之神秘的那个道统。这是一场何其惊心动魄的维修。在诗人不遗余力的诘问、追溯和解剖式的手术中，“我们”是否可以改头换面？是否能在不应丧失的丧失，不该沦陷的沦陷面前得到宽恕？问题的核心也许在于，这“宽恕”对于需要被宽恕的主体来说，是否具有改变现实的力量。

那一夜。
手持桃枝绕着棺木奔跑的人
都看见我长出了两张脸。
“在一张磨破了的脸之下，
还有一副
谁也没见过的脸”。
乡亲们排队而来，
每人从你紧闭的嘴中取走一枚硬币；
月亮们排队而来，
映照此处的别离。也映照它乡的合欢之夜。
乞丐，警察，演员，寻人启示，轮椅，香樟，米沃什排队而来，
为了蓝天下那虚幻的共存。
生存纪律排队而来，
为了你已有的单一。和永不再有的涣散。
儿女们排队而来，
请你向大家发放绝句般均等的沉默吧。
还有更多哭泣与辩认，
都在这不为人知中。

我们无法葆有理想，只是因为我们有太多分裂的自我。一如我们无法获得神助，是因为我们对生命本身丧失了信仰。当自四面八方而来人们，在同一场祭奠上心怀各异，神圣性将变得实是而非。如果“我们”祭奠“父亲”，是为祭奠“父亲”馈赠的最后箴言，我们不复存在的自然“轮回”，那维系生命得以康健的道统和戒律。那么这场实是而非的祭奠则直接走向了不可挽回的深渊。还记得诗篇开头那些压在“父亲”舌根下叫声乱成一团的虫子吗？这排队而来围绕着棺木奔跑的乡亲们、月亮们、乞丐、警察、演员、寻人启事、轮椅、香樟……何尝不是再一次地乱成一团。还是这般众声喧哗，还是这般蒙混无知。如何来宽恕这无法被宽恕的存在？(我久久凝视炮竹中变红的棺木。/你至死不肯原谅许多人/正如他们不曾/宽宥你。)诗人陷入了“心”（爱）与“道”（恨）无法割裂，又无法合一的两难之中。（再过十年，我会不会继承你/酗酒的恶习。/而这些恶习和你留在/镇郊的三分薄地，/会不会送来一把大火解放我？/会不会赋予我最终的安宁？不再像案上 “棒喝”/获得的仅是一怔。/不再像觉悟的羊头刺破纸面，/又迅速被岐义的泡沫抹平。）实际上，除了回到“道”中，除了“心道合一”，再无救赎和宽恕的可能。

一具永恒的遗体击打着我的脸。
它投注于草木的清辉，
照着我常自原路返回的散步。
多少冥想
都不曾救我于黑池坝⒀严厉的拘役之中。
或许我终将明了
宽恕即是它者的监狱，而
救赎不过是对自我的反讽。
我向你问好。
向你体内深深的戒律问好。
在这迷宫般的交叉小径上。而轮回
哪里有什么神秘可言？
仿似它喜极的清凉可以假托。
让我像你曾罹患的毒瘤一样绑在
这具幻视中来而复去的肢体之上。
像废桥墩一样绑在孔城河无边的泡沫之上。

这首长诗读至结尾，竟然让我想到了柳宗元那首名为《江雪》的五言绝句：“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这特立独行，凌寒孤傲，独钓于众人不钓之时的超尘绝俗，已在证悟之悟。如果宽恕意味着妥协和当下的解脱，那么这宽恕本身只可能是“像觉悟的羊头刺破纸面，/又迅速被岐义的泡沫抹平”。实际上，不存在不被审判的宽恕，也不存在没有源头的道统。“宽恕”是为了召唤道统，也是为了修复“轮回”。它们都是生命的光辉之所在。河水曾带走旧的统一，而河水的源头还没有枯竭，那里将诞生生命为之皈依的纯心灵的现实。
面对《写碑之心》我更愿意这样理解，自1947年开始的 “父亲”纪实，到2009年8月7日父亲离去之前，“父亲”的“病症”已经蔓延了60多年，这是一位早已身染重疾的“父亲”。这除了源自诗人身生父亲的个人履历之外，我相信另有诗人更深的隐喻。正如我在本文开篇说的那样，个体的时代，就是全体的时代。《写碑之心》中有整个时代的残酷不忍。如果你走近了这样一位“父亲”，你就已经翻开了整个时代的底牌。这正是诗人或说我们难以被宽恕的真相所在。这首从日常出发，抵达诗与思的本源的长诗，是个体的社会化作为和担当，也是硕果仅存的灵魂在诗学境界和伦理境界上的双重建制。在此，请让我援引卢卡奇（Ceorg Lukacs ，1885－1971）的一句话来表达我对整首诗在谋篇布局和技术层面上的作为之观感：“诗与生活的鸿沟来自于不可化约的现实复杂性，而死亡则是保持清醒的最终提示。”

2010-3-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