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上帽子出现在缪斯门口——由宋烈毅随笔《帽子的隐喻》的随想 王岳新

[云平沐沐]

由对衣物的热爱转移到对帽子的摘戴，是否可以看出这个世界文人精神空间的变化。而那些帽子因其成为并不常见的说辞，就显得富有个性。但当你一旦戴上这些五花八门、各具特点的帽子，你的气质也是否有些特别。那么尤其在诗人笔下，那些穿戴在我们身体上的物件都似乎能成为我们精神的某种隐喻，而单独只有戴上帽子，出现在缪斯门口才显得自然天成，这其中当然有一成隐蔽手法的处理，但衬托的帽檐之下的一张张鲜活的面容似乎才是真正的内容。帽子，也就此成为你观察这个缪斯世界的窗口，一个秘密而廉价的实物，一个不折不扣的隐喻。

于是帽子就能旋转成其它的“帽子”。譬如法国诗人维尔泰在《蒙面的早晨》所言说的：“兰州的天这么昏暗/像一座古老的金子城/在等待黄河的蹂躝/伴着黎明的巨轮吱嘎作响的节奏/化作一座温柔的灰烬之城/一个遭尽污染的庞大都市/为河流套上笼头/却让自身消失在人类的河泥之下。”我惊讶于诗人戴上“帽子”的言说，所以才有“蒙面”这一嫡亲词语的显现，所以才写出了常人无法写出的兰州，这既是一种距离的审美，我想更是一种在缪斯的门口不紧不慢地戴上帽子，以更文明的方式说出，而这里的文明又客观存在于西北那辽阔的土地，譬如那年小尚未结婚的维吾尔族姑娘蒙着面纱，身穿印度风格的裙裾，已足以让我看到诗意是怎样地一种转换和纠结。

而清澈见底的新疆库尔勒的孔雀河又与兰州身旁的黄河是多么不同，所以摆在诗人面前的一首首诗歌永远不是相同的，“帽子”所赋予的言说也往往不同。但是能否给予“帽子”一个确切的定义呢？或者是对诗意的一种穿透。正如多年以前我返回南方，重新看见南方这最浓密的诗意——树林抑或林子，我才看到“帽子”的形状。诗人黄金明在他那诗意悦耳的写林诗中说到：“唉，我每一次返回山中，都不是为了寻觅/而是为了遗忘”，但漫步在南方的大片林子之中，我似乎看到了从前，那些关于林子的西方小说、电影，《猎人日记》中蠢胖的林子描写，而我从中看到的却是一种美，一种笨拙的美，是现代人已无法写出的美，而大海对面的日本，那关于林子中的凶杀案，已让我看到了林子中的动物的野性和它们独有的秩序。“那些掉落的花絮，在树底下堆积/ 仿佛被割掉的耳朵，无法听见风声/和风声中掠过的鸟雀”，阅读黄金明的林子，这座整理后的林子，亦是一座现代之林，而我们又要回到哪里呢？童年抑或历史，在林中我再一次坠入了迷途，而“帽子”与林子的亲情，让我抽身而出，看到了由来已久的人烟气息，那是一种飘荡的诗意，夹杂着自由的漫步。

在缪斯门口戴上帽子，其它的就显得多余，唯一只剩下诗人所要诉说的单纯诗意。欧阳江河在《雏菊》中写到：“裙子如流水，没有遮住什么”，而在《初雪》中写得更为彻底：“下雪之前，没有什么是洁白的”，我一直相信这些诗句是只有站在缪斯门口戴上帽子才予以诉说的真理，才显得这样不合人群，符合一个人的沉思默想及单纯的手头活，一种人类的单纯诗意（笔者认为这些诗句是80、90年代中国诗意诉说的特点之一，即迫于说出当代真理的内涵，而现在，诗句则更为庞杂入微，笔者已感觉与西方的主流诗歌正逐渐缩小差距）。

而戴上帽子，行走在大街上，有时你会显得冷静，这是现代人的特性。所以在诗人宋烈毅那首《帽子》的诗歌中透露出了他对“帽子”的自我认识：“他决定戴着帽子去旅行/一路上他将看见陌生的街景”。陌生的街景恰好符合了“帽子”所带来的一系列变化和作用，这是一种诗意的弥漫，从而使得世界重新充满秩序：“一路上他将遇见起火的照相机/尖叫的母猫/拖着影子的火车司机……”。

关于“帽子”，我想最值得言说的还是每个人予以热爱的事物，在回忆的长河中，重新拼凑裁剪，制作成一顶顶不同意味的帽子，戴在自己的头上，迫使这个世界成为自己精神领土的边沿。“山路上的树林，在他每次回到的山里/在他每次回到的山里/树林遮住了他的面影/五月的醉蓝席卷了他的湖水//直到他下湖来，一行几人伐着竹排/一行几人再次渡过/蔚蓝色的叫声以及反光的青鸟。”（《山路上的青鸟》）而我自己所言说的“帽子”在哪里，我试图问自己，我想无非是在最炙热的表述中窥见我们自身童年与历史的某种关系，而童年与历史又是值得反复怀疑的，需要“帽子”或者灵性之词（譬如“反光”）在诗中的自我否定之否定为肯定。于是，我再也不热衷平铺直叙的诗意，它们似乎在缪斯的门口站不住脚，且需要偶尔触碰或者提炼什么词，用它彻底洞穿缪斯的诗意之门。

戴上帽子出现在缪斯门口的那个人，既是“那位行走在河堤的少年”的私有经验之人，亦是行走“在燕子的江南贩卖与游走”的现实之人。一个所有人的综合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