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辑：说说“长诗”

[梦一娜]

上海老牌先锋诗人郁郁兄长为其主编的《大陆》“长诗专号”组稿，他明确强调一点，就是他心目中的长诗要“1000行以上的”。说实话，这个要求让我找不着北，写了这么些年诗，我最长的诗歌也不过300来行，而且现在看上去还需要缩减，只是一直没有动手瘦身而已。

放眼当下汉语诗坛，能写超过1000行长诗的诗人，为数寥寥，而1000以上的长诗，有影响者又为数寥寥。海子和骆一禾的长诗有没有超过1000行，我没有数过，感觉上应该过了，但是现在似乎流通的只是它们的题目，其内容和理念并没有产生深远和决定性的影响。除此之外，长诗过千行的，真的很少，且不说那种一气呵成下来只有一个总标题的长诗，就是那种组合式的架构式的长诗，过千行的也很少。在我的阅读中，诗人马永波（《炼金术师》《默林传奇》）安琪和刘诚都有接近千行的长诗，后者的《命运·九歌》似乎还过了千行的限度，但是他们的诗歌多属于结构式的，就是将内容相近、美学倾向同一的诗歌装配在一起成为长诗，而且有的长诗写作时间也很长，跨越很长的写作时段。我的印象中，诗人西川的很多长诗就都是结构出来的。按说，这也是现代长诗的主要出品方式之一。

另外，著名诗人、理论家周伦佑写于上世纪80年代的《自由方块》《头像》就内容总量来说，应该超过了1000行的限度，但是考虑到他在这两首长诗中做了相当多的形式甚至文体排列上的探索和实验，似乎也没办法和没必要用多少行来限定。他写于21世纪第一个10年的重要长诗《变形蛋》《象形虎》《遁词》，前两首是传统式分行的，但是都没有过千行；后者是开放形式的，更无法以多少行来计算。

检索现代汉诗出现以来的“长诗”作品，去除那些在诗和非诗或者伪诗歌之间游荡的所谓叙事诗、颂歌体诗歌外，真正意义上的汉语长诗能超过1000行的很少，在长诗家族中，应该占不到百分之一的比例，也就是说，如果出现100首汉语长诗的话，其中超过1000行的也许只有一首。现代汉诗诞生之初的那些长诗，不论是周作人的《小河》还是朱自清的《毁灭》还是郭沫若的《凤凰涅槃》都没有超过1000行，而这些长诗，似乎都不如同时期出现的短诗或者相同作者的短诗有影响（郭沫若的《凤凰涅槃》很出名，也很有影响，但是似乎也不如他同一时期的另外几首短诗“有名”和有“影响”）。上世纪二三十代最有影响的诗人徐志摩、闻一多、冯至、戴望舒、李金发、何其芳、卞之琳乃至于上世纪四十年代的九叶诗人和七月诗人、解放区诗人等，似乎都没有写过超过1000行的长诗。唐湜的《海陵王》《东瓯王之歌》很长，但是属于叙事诗，有没有1000行，也不得而知。

近几十年来，汉诗发生决定性的转变，这种转变应该等同于六朝诗歌一点点转变为近体诗歌，这种转变，是关键性的。这些年来，包括台港和海外汉诗，都出现了许多长诗作品，但是过1000行的，似乎也很少，海子和骆一禾写“大诗”，海子的《太阳七部书》和骆一禾的《大海》，应该都过了千行，但是诗歌写作不是体育比赛，不能简单的用量化指标评定高下，不是能以首数和行数决定胜负的。骆一禾和海子到底短诗好、短诗有效还是长诗好、长诗有效，可能有仁智之见，但是，就影响来说，二位永远青春的先贤皆以短诗一锤定音。上世纪80年代以来，很多汉语诗人写出过重要的长诗，其中更不乏有以长诗见长的诗人。以我个人比较偏执的看法，想要被人称作重要诗人或者大师的诗人，一定要有长诗作品压阵，否则就容易被人逐出赛场。长诗是一个诗人是否大诗人的重要标志之一。因为长诗是一个诗人综合创造力和工作能力的立体式体现，是一个诗人才华的全方位展示，一个诗人，没有长诗压阵，总觉得有些轻飘飘的。

几十年来，包括台湾的洛夫、余光中等的重要汉语诗人，都有长诗作品，其中不乏北岛的《白日梦》芒克的《群猿》昌耀的《慈航》江河的《太阳和他的反光》杨炼的多首长诗、欧阳江河的《傍晚穿过广场》《悬棺》《椅中人的倾听与交谈 》《雪》、西川的《鹰的话语》、于坚的《0档案》《飞行》廖亦武的“三城”孟浪的《凶年之畔》、陈东东、梁晓明等诗人的众多长诗作品，其实，这个目录可以尽可能长的开列下去，文中出现的，只是我印象深刻并随手就能想起的诗人及其作品而已。当然，上世纪80、90代还出现了一些更为强调实验性的开放式的长诗，如果把这些都包括进来，这个目录将会更为可观。几十年来出现的这些重要的长诗，似乎都没有超过1000行。其中，台湾著名诗人洛夫晚期的代表作《漂木》据说有3000多行，我读过数遍《漂木》，但是并没有注意过其行数。感觉上，《漂木》虽然是洛夫的集大成之作，但是其重要性也许并不能超过其早期的《石室之死亡》《长恨歌》等长诗和小长诗。

絮絮半天，我想说的是：现代汉诗中，超过1000行的长诗很少，似乎也没有诗人为了超过1000行而在强迫症中写作；而重要的现代汉语长诗，也很少有超过1000行的。

这里面，是不是有一种必然呢？我觉得有。

长诗作为一种诗学概念，似乎更多是和古典诗歌联系在一起——荷马史诗、各民族的神话史诗作品、莎士比亚、维吉尔、但丁、《唐璜》——而近代以来的长诗，就长度来说，和古典时代以来的长诗相比，行数似乎是大大的缩水了。所以我觉得，谈长诗，应该将长诗分为古典长诗（包含中世纪和浪漫主义）、近代以来的长诗、现当代长诗等概念更为合理一些。

明确点说，就是古典长诗是真正意义的“长”诗，因为那时候叙事作为一种功能还没有和诗歌相分离，诗歌有时候要承担散文、小说、戏剧等的功能，这样的诗歌，比如荷马史诗、《神曲》，想不长都难。随着文学功能的日益细化和文体归位，近代以来的长诗就逐渐短起来了，因为诗歌的功能已经更为细化和更为集中，要想把诗歌写得更像诗歌，很难把其他文学体裁的功能都放到诗歌里来，那样难免要使诗歌变得不像诗歌。现当代以来的诗歌就更是这样了，诗歌益发的“诗歌化”，杰出的诗人，都在力争使自己的诗歌更为“诗歌化”（融进叙述、片段等实验手段另当别论），诗歌再难以一写就几百行。而传播方式和阅读方式以及受众的改变，也使诗歌越来越追求精练、简捷和随性，再难下笔千行。

看一看20世纪西方重要诗人的长诗作品，我们就能发现，长诗正在越变越短，而不是越变越长，而长诗正在从线性的一气呵成的单一的构成方式变为结构式的片段的组合的构成方式，其中，能超过1000行的，很少。庞德的《诗章》和威廉斯的《帕特森》很长，但那似乎更应该称为著作，而不是长诗。著名长诗中里尔克的《杜伊诺哀歌《献给奥尔甫斯的十四行诗》艾略特的《荒原》《四个四重奏》聂鲁达的《马楚·比楚高峰》帕斯的《太阳石》等都没有超过1000行，其中很多长诗遵循的正是“组合、结构、组装”这样的现当代长诗构成方式。而且，组诗似乎也正在攻占长诗的地盘，你说《杜伊诺哀歌》《献给奥尔甫斯的十四行诗》是长诗还是组诗？

我理解郁郁大哥长诗要在1000行以上这一要求的真实含义，他实际上是在强调某种长诗诗写的态度和难度；他是要为当下诗歌写作设置某种标杆，以反对和强调的方式确立和推广。他要求长诗超过1000行，其实更多的是一种编辑策略，而不是一种诗学标准。

不过，能写出1000行以上的长诗并且还能做到有效，这样的诗人总是让人羡慕的。这样的作品很难不是重要作品。

在我看来，现代诗歌超过80行就可以称为小长诗了，120行以上的，就可以叫长诗，当然，上限是无法设置的，你能写，尽可以像卡赞扎基斯、埃利蒂斯那样写得那么长。以我个人的阅读经验，100多行的长诗比较适合阅读，100到800行之间的长诗，容易出精品。800行以上的长诗，想令创造力保持开锅状态，有点难。

还需要指出的是，长诗不等于长篇抒情诗歌，也就是说，线性结构的以抒情或者强烈的情感传达支撑并延续的诗歌，也许很长，但是因为缺乏空间感，材料的复合和异质特点，技术、技巧的变化以及复杂性，很难被称为长诗，至多就是长篇抒情诗歌。依我看，聂鲁达和马雅可夫斯基的很多长诗就并不是长诗而是长篇抒情诗。

当下中国诗坛，不乏优秀的长诗和善于写作长诗的诗人，但我个人感觉，长诗并没有成为中国新诗研究的一个门类。是不是应该有专门的学人或者诗人研究汉语长诗，研究和批评写作长诗的诗人，出版有关长诗的诗选，总结有关长诗创作的态势和经验等等。所以说，《大陆》要出长诗专号，是个好事，是个大好事；而要求长诗超过1000行，也未尝不是一种“矫情”，诗人就应该“矫情”“拧巴”，诗歌难道不是语言的“矫情”和“拧巴”吗？

我渴望能在《大陆》“长诗专号”上看见NB的长诗和诗人，看见新的语言巴别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