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亚顺 写一首诗，把两个世界都照亮——读雷平阳《云南记》随感

[陈白煜]

　　
　　 一
　　
　　 我大概是第一个拿到雷平阳新书《云南记》的人了。当然，这首先得归功于沉河，他是《云南记》的责任编辑，且在该书远未出版的时候就告知我，“雷平阳的新书要出版了，到时你一定要好好看看。”
　　 当我拿到《云南记》，并没有先睹为快，而是把洁白、朴素的封面和扉页摸了又摸，仿佛这是某种见面礼，或者更像两个陌生的盲人，相识相知得从抚摸、辨认对方的脸孔开始。
　　不料沉河也在旁边感叹道，“每当新书出版，我只要拿在手里仔细地抚摸一番，就能体会作为一个编辑的最大幸福。”又说，“你看完《云南记》，写篇评论吧。”
　　 我连忙摇头，“别，我心里没底。其他的诗集倒是可以的。”
　　 沉河认真地说，“也是。别说你，我自己也是没有多少底气。”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为什么《云南记》能经他之手面向世人。
　　
　　 二
　　
　　 我读书，喜欢寻找全书的“中心句”，并用它来归纳这本书的中心思想，以便日后在需要的时候按图索骥。这可以说是应试教育带给我的一个不好不坏的习惯：说不好，是因为你要找出中心句就得完整地读完这本书；说不坏，是因为这既是与作者交流的一种方式，也聊算一个微型的读书总结。但这也常常与书籍的种类、自己的喜好、当时的心情、读书状态及思考密切相关，是一个见仁见智的话题。
　　 既便如此，我在阅读《云南记》时，并没有以此为目的，而是信手翻来。当我读到《少年筑墙记》最后一句的时候，我心里忽而一动，仿佛一见钟情，不假思索地将这一句默许为了《云南记》所谓的中心句：
　　 ……人们抹着泪，谁也不愿
　　 相信，眼前立起的坟，不在野，在家
　　 待人走完，少年薛笑非，在牛棚里
　　 筑了一堵墙。墙的一边，是父亲
　　 的坟，另一边，自己居住。之后的很多年
　　 从狮子山放牛归来，他就在墙上
　　 点一盏灯，把两个世界都照亮
　　 一个少年的苦难、悲悯和爱，一览无余地裸露于一盏灯的光亮里。这盏灯，既“照亮”了阴阳“两个世界”，也为读者鲜明地映照出了“文革”中知识分子的悲惨遭遇。
　　 不过，我所感受到的，不是来自“少年薛笑非”，而是来自雷平阳本人。我甚至以为，雷平阳就是那个掌灯“把两个世界都照亮”的少年，他姓薛，也姓雷；他掌灯前进，也摸黑赶往；他不仅在狮子山，在翠湖，在开发区，也在怒江边，在奠边府，在基诺山，在更多他不在的地方。
　　 雷平阳手中的灯，不是别的，只能是诗歌，是《云南记》；雷平阳发出的光亮，不来自煤油，只能来自内心，来自他藏着隐痛的灵魂；雷平阳所照亮的，不是你眼中的云南，只能是“外在”云南和“内在”云南的矛盾体，是“两个世界”。
　　
　　 三
　　
　　 没有去过云南，你会觉得它只是一个传说；去过云南，你会觉得自己只是一个过客；只有生活在云南，你才能切肤体味到它的五彩斑斓和爱恨情仇，才能将你看到的云南和你想象中的云南对应，甚至重合。对于雷平阳来说，他在私底下恪守的的“从阅历中来”的写作规矩，便是与故乡与云南保持“血缘关系”最直接而有力的方式。正是因为得力于这种方式，雷平阳“以乡愁为核心”的诗歌才像薛笑非手中的那盏灯，照亮了“两个世界”，并因此真正具备了“秋风和月亮的品质”。
　　 从《云南记》的文本来看，绝大多数的诗篇都是采用“近似白描的散文笔法”进入叙述状态，巧妙地承接以抒情和想象，最终写作对象得以升华、完成和留白。我想，这种务实的写作态度和写作笔法，是雷平阳诗歌最为显著的特色，也是他观望故乡、书写云南，在呈现各种命运图景、攫取诗意（思想）的过程中一件披荆斩棘的“战役中的武器”。因而，我也赞成评论家夏宏的观点，“雷平阳的诗歌中出现了两个家乡：一个在生活的直观中，山川河流，城市乡村，生灵人物，也包括日常生活的琐屑；一个在心灵的反观中，‘诗人能够在何处逗留呢？诗意的灵魂如何以及在何处寻获它的故乡呢？’雷平阳对家乡和亲人的歌唱中有一个着力点——从现实的家乡出发，去寻求诗歌的故乡，这抒情的结晶，也许就是他所希望能呈现出来的以乡愁为核心的诗歌。看起来，前者是后者的依托，后者让前一个获得抒情的意义……”。
　　 或许，正因如此，在《云南记》里，你才能深刻体会穿梭于“两个世界”的“痛快”：既有《蓝》中的呐喊，“天啊，不能再蓝了，再这么蓝下去/我的母亲，一个悲观主义者/她怎么承受得了你的蓝”，又有《寺庙》里的拒绝，“我会安心地住在那儿/一个人的寺庙，拧紧水龙头/决不能传出滴水的声音”；既有《白云上的青草》中的神往，“阿嫫杳勃女神，她把我们/留在了基诺山，天天望着白云/等着上面的青草，发芽、开花”，又有《春风咒》里的凝听，“另一种声音，则来自地底/这儿没有白骨，它应该是那些/丢失了白骨的人，在地下跑来跑去/一边跑，一边喊着自己过去的名字”；既有《一个基诺族人如是说》中的自足，“——她像一个在云朵里纺纱、织布的女神/而我则是一个铁匠，天天住在火炉里”，又有《过缅甸一个土司府遗址》里的兴叹，“他哪儿也不想去，灵魂，一直在/旁边的一座山上，徘徊，啼哭/儿子和妃子，则在土司府/倒塌了的土墙下面——/几十具骷髅，取悦一具骷髅”。等等，等等。
　　 正如雷平阳在接受采访时所说，“以本能感知世界和生活，是一个艺术家的天性。这种感知，天真、自然、准确，带着可贵的个体生命的特殊气质。令我费解的是，在诗人和艺术家群体中，这种天性丧失得太多了，满世界都是观念、概念和空想，就好像人们都得道升天了。我想，我诗中的坚硬，乃是石头和泥土的坚硬，亦是土地之上，人心的坚硬。”
　　 读过《云南记》，也许你就能真实触摸到这种种“坚硬”，尤其是那种隐藏于传说和风景背后的，和其他地域甚至时代中所表现出来的并无二致的“人心的坚硬”。 对于每一个《云南记》的读者来说，相比观光客的肤浅和自我流连，这应该是让人动容的有意义的“发现”了。原因很简单，你看见了观光客所看不见的云南。
　　
　　
　　
　　 注：《云南记》，雷平阳著，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12月第一版，定价：48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