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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光启 “朝向事情本身”——沙马的诗歌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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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正文
朱松壑



加入时间: 2007/08/20
文章: 127

文章时间: 2010-1-12 周二, 上午6:06    标题: 荣光启 “朝向事情本身”——沙马的诗歌写作 引用回复

一、“毛茸茸的现实”

我第一次读到沙马(1958~)的诗,是在《不解》诗歌年刊2006年号上,我看到他是 “首届不解诗歌奖”得主,“不解”诗歌论坛在我印象中是个以余怒(1966~)为首的高手云集之地,这“首届不解诗歌奖”得主当然不可小视。我翻看沙马那 24首诗,第一首《为了一些往事》便令我很惊讶:

为了一些往事,他用手
摸镜子里的人。

他看见了许多舌头
呜呜地叫。

女人,逻辑性,小野兽
这些毛茸茸的现实。

我心里想,沙马年纪比我大很多,倒比我们有童心呢,这种没头没脑地作诗方式,很像顾城(1956~1993)的风格。这末一句,实在很妙,很多人只把“现实”当石头,谁去真正感受那“现实”,触摸它纷繁、杂乱、刺激人的“毛茸茸”的质地呢?
待到看第二首《观念》:“一只鸟儿飞得有些乱/不像两只鸟儿/两只鸟儿也可能飞得/有些乱,但/不像一只鸟儿/那样没有逻辑性”,这里再次遇到“逻辑性” 一词,我心里想到了余怒的诗作,余怒、沙马等人作诗,就是要有意挑战抒情诗的“逻辑性”,他们的写作,最大限度地剔除了语言在日常交际功能中的逻辑性,尝试以一些并列、独立的语词/意象来组织诗句,喜欢以中间缺乏叙述链的感觉、想象和经验来完成诗歌。这样的写作在文本上自然晦涩难懂,也缺乏通常的诗意之美,但收获的却是对现实的“本质直观”,有对现实的现象学还原之效。在余怒等人的诗作中,那种奇妙的意象和想象之间的链接,常常使我们获得许多诗歌写作本身的趣味和对现实、世界的全新经验。

二、“直觉即艺术”

沙马年逾五十,博览群书,阅读视野广阔,过去年代,写作也曾“带有浓郁的浪漫主义抒情”色彩,但约从1994年开始,他尝试自我风格的突破与变化1,这一自我转型也对应于“1993”左右当代中国文化上的那个显著的转型期。这种写作的转型主要是“观念”的转型,诗人、作家对世界的看法的“转型”。在沙马那里,也许他也体会到那个在既往文学秩序中作为“想象共同体”的那个“世界”的可疑与崩溃,他宁愿信赖生存的“非连续性和零散化”、“倾心于一个断片世界”、相信克罗齐的“直觉即艺术”,相信“事物、语言和现象的片断,被聚合在一起,会产生极大的揭示性力量”。
沙马所提示的这个时间也勾起了我的诗歌记忆,我记得当时在安徽师大、“江南诗社”,大约也是在1994年,中文系送至南京大学读研究生的诗人张应中有一次回来搞诗歌讲座,讲座的标题就是——“直觉的曙光”。这个观念对我影响很深,对于艺术而言,“直觉”就是那穿透现实的曙光。在当下中国新诗的发展序列中,“直觉”也越来越代替了“意象”、“象征”去穿透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1821~1861)所说的那个“象征的森林”2(自然、世界),相对于“直觉”,有些当代诗人似乎觉得:“意象”、“象征”显得太虚静了,太理性了,缺乏“直觉”带来的动感、穿透现实的直接性。
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在《存在与时间》里对现象学有这样一种看法:“它让那显现自身者,以自己显现自身的方式,被从它自己那里看到。”当代学者阐释说: “现象学是这样一种研究,它让你能够看到现象自身显现出来的东西,既不是你强加给现象的,又不是你有意无意克扣过的。”3在“朝向事情本身”的意义上,沙马也是一个在诗歌中的现象学实验者:“诗歌应‘拒绝一切关于先验中的观念’。我认定一首好诗能扩张经验的直觉性,抵达生存的本质。我有意识地使观察的角度偏离常识,从而使我看到的东西显得冷漠、孤僻、荒谬和似是而非。”“断片”式的诗学追求表现为“注重诗的直接性、现实性,不要暗示、象征和隐喻。”这脱离了诗歌通常的制作方式和阅读期待,沙马的诗歌曾经受到读者冷遇那是自然。
但这些对于一个思忖存在本真的思想者、写作者而言又算得什么呢?这也是沙马值得我敬佩的原因,他耐得住寂寞,忍受得住生存意义的退隐,以写作来辨明自身、凸显存在,他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写作者——我相信他纯粹是为了那隐身的“恒然长存者”4而思、而写。多年来他在生存的困境中坚持读书、思想和写作,今天的一点诗人名声,至多也只是这个生涯对他的偶然回报。

三、不能忽略的生命“瞬间”

我喜欢沙马一些在抒情上极为克制、在想象上极为冷静、在语言上不矫饰的诗作,在这些诗作中,他对存在的“片断”、生命的瞬间的把握非常纯粹、非常直接,仿佛那个“恒然长存者”、那个瞬间再次凸显出来,他使你获得一种对现实的感觉,在这种感觉中,仿佛你在将沙马的那个思想也思想了一遍。在诗作《天亮时》中,沙马描述了一个“早晨”的关于“身体”的“瞬间”:

我常在天亮时怀疑自己的身体。
实际上身体是
一个概念,它先于
我对自身的认识。
从床上爬起来
就感到一只虫钻进身体
无论我开口或不开口
它都不会出来了
我闷头闷脑地走在街上
不理任何人
惶惶不安。一只蛆虫
周游我的全身,难受时我就
躲在广告后面
说些自言自语的话
一开口就发出了异味。
有人建议我打开
一扇窗子,做深呼吸
一个劲儿喝水
大声唱歌
不停地摇头
或者看看黒格尔的书
换一个眼光看问题
这些叫我茫然。早晨
是个瞬间,我能忽略这个瞬间吗?

这关于一个早晨对自我身体的思忖,让我想到冯至(1905~1993)《十四行集》第26首:“……象座新的岛屿呈在天边。/我们的身边有多少事物/向我们要求新的发现://不要觉得一切都已熟悉,/到死时抚摸自己的发肤/生了疑问:这是谁的身体?”和冯至先生哲学家的思维似乎不同,沙马在这里尽量客观地描述生命中发生的感觉、事件、画面,让这些感觉、事件、画面的断片来言说那个关于“身体”的突如其来的疑惑和对那个清晨“瞬间”在意识上的真实感。人在某些瞬间对意义匮乏的现实和失去根源的世界的怀疑,是许多话语所不能拯救的,无论是“黑格尔”还是其他什么“眼光”。若按照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1871~1922)的说法,“一件艺术作品是恢复失去的时光的唯一手段”5,那么,沙马在这首诗里复得了属于他的那个早晨、那个“天亮时”的一个瞬间。

四、存在与存在者的思忖

在另一首诗里,沙马再次呈现出他用诗歌思忖存在的品质:

个人活着的形式
与存在是两回事。

就像你把眼光放在
一条蛇身上
它滑溜一下
就消失了。

就像两个盲人
在一个叉口
分开了,就像

我对自己曾丢失的
东西茫然无知。
(《个人的形式》)

我想博学的沙马一定知道哲学家所说的那个“存在”,——这个所指不是“存在者”,它是一切“存在者”的源头与意义。现代人的悲剧正在于忘却了存在,而去崇拜那必有一死或短存的存在者,把存在者当做存在本身。但“存在决不是存在者”,这也是海德格尔为什么说“我们把靠词语的意义去神思存在视为诗的本质” 6,这个“诗的本质”对于现代人来说太重要了。在此意义上,我觉得沙马作为一个现代个体生存的人,是本真的,他在感受着“活着的形式”与“存在”的分裂;而作为一个艺术作品的制作者,他是那种“本质”意义上的诗人,他在思忖那隐身的“存在”。他的言说以感觉、经验和想象为材料,在意象化的语词(滑溜而过的“蛇”、擦肩而过的“盲人”)中展开,他通过他的词语将自身与那不胫而走的“恒然长存者”牵连起来,虽然生存之根基已经消隐,但诗人还不至于是彻底的无根之漂泊。
沙马似乎不是高产的诗人,但还是有一批诗作值得一读,像《沉默》、《沿黑夜走来》、《心境》7,《上了船》、《我的做法跟你不同》8,《差异》、《很多时候我是不说话的》等,其中都有不少闪光之处。当代诗人以沙马这种“断片”、客观、常常“拒绝隐喻”、哲思的方式写作的,也不算少数,仅在湖北,我知道就有诗人槐树和黄沙子。这两位也写出了一些不少优秀之作,和槐树喜欢在诗歌中对生存作哲思性的“客观”观察相比,沙马的诗多了一种“毛茸茸的现实”感觉,显得圆润一些;黄沙子诗作在意象和想象上,极为奇诡、迷乱,在这一点上,沙马的诗作似乎平易一些,他的诗歌对存在的那种深度思忖也明晰可见。

五、当下诗人的处境与应对

这些当然是沙马的出众之处,但从我个人对当下诗人处境的理解和对现代诗歌的期待来看,我觉得沙马在诗歌写作上,还可以有一次“观念”上的转型。沙马等人这样的写作方式,固然有他们自身在世界观、认识论方面的偏爱,但也不可忽视特定的历史境况对知识分子的影响,沙马的自白也许是有代表性的:“我敬畏那些大师们游刃自如地驾驭他所处的时代,准确地把握时代的脉搏,例如陀思妥耶夫斯基,他所描写的不是生活实际如何,而是生活应该如何。可我面对自身的时代却感到恐惧和茫然,对宏大场景和事件的‘失语’,对自己所处社会中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的疑虑,使我选择了小心翼翼地走自己的路。这么多年来,我孤独、沉默、疲惫地而固执地走着一条偏僻的路。”9
也许你没有沙马在个人生活中那些具体的压力和困境,但在当代中国,做一个真正的诗人要体会的孤独和疲惫,可能你也早已感受。当代诗歌出现许多极端个人化、客观化的写作方式,这种状况很多时候来自于社会、历史的剧烈变化对诗人的压力,这种压力既有生存实际上的、也有认识的,随着社会、历史的复杂和混乱,诗人面对的这个作为抒写对象的世界,感到难以把握,普遍有一种无奈的情绪,更多的人是以一种“世界是荒诞的”、一切由偶然和无常所决定的态度搪塞了世界。诗人们更愿意在一个远离“世界”的场域抒写个人的现实、在这个幻想的“现实”中诗人自寻出路、自作主张言说自我和想象世界,从而获得自我的慰藉和少数心灵之间的感应。
这是当代中国诗歌边缘化和诗人自我放逐之后的一种普遍图景。在诗歌写作越来越小圈子化、诗人越来越自信的同时,那个急遽变化、亟待诗人言说/命名的现实世界却被放逐了。这里我想起诗人西川(1963~)曾经说过的一段话:“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社会以及我个人生活的变故,才使我意识到我从前的写作可能有不道德的成分:当历史强行进入我的视野,我不得不就近观看,我的象征主义的、古典主义的文化立场面临着修正。……我这样说的意思,并非指我将直接书写社会和我个人的生活。所有的题材都需要处理,也就是说,文学并非生活的直接复述,而应在质地上得以与生活相对称。”10我说的当然不是简单的现实主义, “直接书写社会”、在诗歌中广泛接纳现实生活场景,而是想说:和生活本身的“质地”相比,我们的诗歌在境界上是否能够与之“对称”?那些在感觉、想象和经验上的过于私人化的诗作,是环绕我们的这个沉默世界的言说者吗?在“生活实际如何”和“生活应该如何”之间,诗人难道永远在思忖前者,而拒绝盼望、思想后者吗?

六、当下诗歌的“境界”问题

在诗学观念上,我个人感受到传统诗歌批评中重要的美学标准的“意境”已不再适合现代诗歌,我更倾向于“境界”一词。“境界”这个词比“意境”更有动感、复杂性、混杂效果。之所以如此,也是我对现代诗的一个阅读感受和写作期待。我期望现代诗不要太沉溺于个人化,这种写作范式的后果就是让诗人成为怪人、让诗歌成为梦呓。当初,英语世界中的大诗人T.S.艾略特(1888~1965)说 “诗不是放纵情感,而是逃避情感,不是表现个性,而是逃避个性”11,这样看似偏激的话,不是叫我们不要“情感”与“个性”,而是要注意诗歌在个人性与公共性之间的平衡:文学到底是为了心灵之间的沟通,这也是“现代”人最渴求的事情,让诗歌在感觉、想象和经验的言说上有一定的公共性,这有什么不好呢?
当代诗歌在接纳现实、想象世界、言说世界之时,应在在感觉、经验和想象上寻求个人性和公众理解性之间的平衡,我期望现代诗在个人实验的同时对现实的接纳与言说的能力没有消减,在“境界”上能对应这个复杂、晦暗得令我们绝望的世界。但也正是因为这个世界的复杂与晦暗,艺术品的意义在此显露出来。艺术品,尤其是诗歌,是以意象化的言说方式将存在的本真彰显出来。到这里,我想说,沙马的诗作确实有许多个人化的品质、他的写作已经有非常坚实的质地,但其个人视野、经验层面、感觉和想象方式,还需对现实和世界开放。
无论是诗人和诗歌的层面,我都希望当代的诗歌写作者与现实和世界有一种对话和互动的关系,而不仅是个人单向地朝存在深处孤独的挺进、发出许多历代思者说烂了的“虚无”、“荒诞”但于事无补的呓语。事实上,对于我而言,那些说世界是荒诞的、存在是虚无的、人生是无意义的人,生命其实尚未展开,他只不过在复述某种传统话语罢了,这也是为什么《旧约》的《诗篇》和《箴言》里将“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说了三遍,以色列的先知反复提醒我们:我们可能连那个“开端”都没有到达。
在这个意义上,我近期阅读的沙马诗作中,我最喜欢《理智之年》,此诗在他的诗作中篇幅算长的,但我看到的不是篇幅,而是他在诗中试图叙述一种个人生活史,在横向的生活观察中有纵向的个人历史,这样的诗作在经验、感觉和想象上它显得向现实和世界开放。在个人经验中,有社会、历史的典型性、象征性勾勒,有对现实、世界的谐谑性的叙述:

……
我到了理智之年,身体被打开过两次
(医生没说拿走什么,又放进什么)
使我丧失了好的感受力,老想着天气
会继续坏下去,坏下去的。每天一觉醒来
不知干些什么,在房间里兜圈子
大声地叫,把烟蒂,脏袜子,耳机套子
果皮,唇油膏和废弃的电话线扔出窗外。
不像我叔伯活得精神充实,年轻时
在卫生间的坐便器上读完了《哥达纲领的批判》
怀念毛泽东时代,一分为二看问题
说世界是物质的世界。(物质在这里表现为震动
着的空气层,声音即语言,意识注定在里面受到纠缠)
我不与他理论。人过了中年就是一只蛆虫了
不知疲倦地朝有缝隙的地方爬动
直到周围弥漫起樟脑丸的气味才感到
生活有多么大的偶然性。
令人不安的是他知道我的过去
喝了酒就就嘲笑我,说我的内心不是
一天的星星,而是一个大粪坑
他的舌头在嘴里不停地转动越说越迷糊:
比如孔雀开屏,开得夸张
比如把鱼说成人类的祖先,避免提到春天和猫
(不含语言和它所描述的东西)
噢,人类,不过是一个动物学家的梦。
……

在这样一个叙述结构和想象场域中,诗人其实更有想象和言说的自由,诗歌也容易得诗所应有的叙述节奏、声音节奏和结构上的特征。这样的诗歌美学在那种“断片”式或即兴式的写作中是难以完成的。《理智之年》里的经验、趣味、思想是丰富的,多层面的,我不敢说这是一首伟大之作,但在沙马的作品中,它有启示未来的意义。当代诗人中,恐怕没有谁像余怒在写作上更极端地采用这种“断片”式的、中断意义链条、拒绝庸常的隐喻的方式,他的长诗《猛兽》、《脱轨》、《松弛》我曾经说它们“看起来面目狰狞,语句费解,意蕴难寻,但细读之下我们发现这是九十年代以来当代诗歌难得的实验文本。”12我之所以很推崇这些长诗,不是因为我有好读长诗的癖好,而是在这里我感到余怒的可贵,他有许多奇异的个人感觉、想象与经验,但他没有走入个人化与极端文本实验的死胡同,在他晦涩的诗歌文本中,你能看到一种更深的、更广阔的、更奇异的社会、历史图景和对现实、世界的指涉。我觉得沙马在此不妨向余怒有所借鉴。

2009-11-4夜草就



1 黄涌:《沙马访谈录》,《不解诗歌年刊》,2007年,总第2卷。
2 [法]波德莱尔的《应和》一诗几乎是象征主义的宣言:“自然是座庙宇,那里活的柱子/有时说出了模模糊糊的话音;/人从那里过,穿越象征的森林,/森林用熟识的目光将他注视。//如同悠长的回声遥遥地回合/在一个混沌深邃的统一体中/广大浩漫好像黑夜连着光明——/芳香、颜色和声音在相互应和。//有的芳香新鲜若儿童的肌肤,/柔和如双簧管,青翠如绿草场,/——别的则朽腐、浓郁,涵盖了万物,//像无极无限的东西四散飞扬,/如同龙涎香、麝香、安息香、乳香/那样歌唱精神与感觉的激昂。”见波德莱尔:《恶之花》,郭宏安译,桂林:漓江出版社,1994,第13页。
3 参阅张祥龙:《朝向事情本身——现象学导论七讲》,北京:团结出版社,2003,第5页。
4 海德格尔在《荷尔德林与诗的本质》中说:“诗是用词语并且是在词语中神思的活动。以这种方式去神思什么呢?恒然长存者。……诗就是词语的含意去神思存在。”此文为刘小枫译,载伍蠡甫、胡经之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下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第581页。
5 [法]马塞尔·普鲁斯特:《复得的时间》,林骧华译,载崔道怡、朱伟等编:《“冰山”理论:对话与潜对话》下册,北京:工人出版社,1987,第423页。
6 [德]海德格尔:《荷尔德林与诗的本质》,伍蠡甫、胡经之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下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第582页。
7 这几首见《不解诗歌年刊》,2006年,总第1卷。
8 这几首见《不解诗歌年刊》,2007年,总第2卷。
9 黄涌:《沙马访谈录》,《不解诗歌年刊》,2007年,总第2卷。
10 西川:《大意如此·自序》,西川自选诗集《大意如此》,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7,第2页。
11 [英]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卞之琳译),王恩衷编译:《艾略特诗学文集》,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第8页。
12 参见拙作《“自由”的年代与困难的诗歌——六十、七十年代出生的中国诗人论》,广州:花城出版社,2007,第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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