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尼斯 · 布鲁特斯：战斗的行吟诗人

[河南倩倚]

　　惊悉南非著名诗人、反种族主义斗士丹尼斯·布鲁特斯于2009年12月26日在南非开普敦病逝，痛惜之余，不禁回忆起同他相识交往的往事。

　　我同布鲁特斯相识于1973年9月。那时，他作为非洲体育界代表来北京参加亚非拉乒乓球友好邀请赛。我读过他的诗，这使他甚感意外，“没想到那些诗还流传到遥远的中国”。因此，相见之下，我们没有谈赛事，只谈他的生平和创作。

　　布鲁特斯1924年11月生于今天的津巴布韦首都哈拉雷，双亲为南非的“有色人种”。他后来回到祖国，但无论上学还是就业，都同黑人一样遭受种族歧视。他自幼爱好体育，却不能同白人一道参加任何比赛。愤愤不平的他于上世纪50年代末在体育界发起反对南非种族歧视的斗争，被推选为南非非种族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1963年，他遭到南非当局逮捕，判处18个月徒刑，投入专门关押黑人和有色人“政治犯”的罗本岛监狱。但是，他发起的斗争并未停止，并取得节节胜利：国际奥委会决定禁止南非参加1964年和1968年的奥运会和曲棍球、橄榄球及其他一些单项国际比赛，并从1970年起取消南非的奥运大家庭成员资格。布鲁特斯在这场斗争中赢得反种族主义斗士的称誉。

　　在罗本岛被囚期间，布鲁特斯同后来成为南非首任黑人总统的曼德拉比邻而居。在狱中，他一边被迫从事苦役，一边写诗开辟“反种族主义的第二战场”。他曾在大学攻读英国文学，很早就开始写诗。他说他早期写作追求语言上的艰涩和艺术上的典雅，内容多半描写南非的风光和苦难。从罗本岛开始，他决意改变诗风，以朴素的语言描述广大黑人和有色人种备受歧视和压迫的现实生活，揭露南非当局推行种族隔离政策的种种暴行。他先后出版了诗集《警笛、拶子和长靴》、《致玛莎的信及其他》、《一个简单的欲念》。这些作品出版后，布鲁特斯的名字很快传遍非洲和欧美，被称为南非“最卓越的反抗诗人”。

　　1966年7月，布鲁特斯获释，但自由并未降临。他被迫流亡尼日利亚、英国和美国。随着视野的开阔，对世界认识的加深，他“关注的范围在扩大，写作的范围也在扩大”。他“走到哪里就在哪里歌唱”，自喻为“战斗的行吟诗人”，出版有多部“流亡诗集”，诸如《阿尔及利亚诗笺》、《域外情思》、《执着的希望》。在这些诗作中，虽不乏异国风情的描绘，但抒写最多的还是思念祖国和战友、渴望重新投入战斗的情愫。

　　布鲁特斯对中国人民怀有诚挚友好的情谊。那次访华时他告诉我，“身处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感到一切都很新鲜”，诗情不禁如泉奔涌。在他的笔下，北京的天安门和人民大会堂、上海的农村和工厂，都化作了优美的诗行。登上长城，他写下这样的诗句：“长城：/ 一个士兵/手捧鲜花一枝。”文字无比简单，但内心感受良多：因为他在南非见到的士兵，“总是手持抽人的皮鞭、杀人的钢枪”。他的访华诗作总计30多首，每首三五行，每行大多是三五个字。他说喜欢中国古典诗歌言简意深、文近旨远的表现手法。他这些短章是学习中国古诗的尝试。后来他将这些诗篇编辑为《中国诗抄》出版，作为“友谊的礼物，奉献给伟大的中国人民”。

　　临别时，他把访华诗稿交给我，希望能在中国发表。我对他的信任深感荣幸，但因尚处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没有任何可供发表的园地。直到10多年后，我才从这些诗稿和他的两本诗集中选译了十几首，连同一篇介绍文字，一并发表在《世界文学》杂志上。又过了几年，再选译几十首，以《行吟集》为题结集出版。我一直想把这些消息告诉他，但他萍踪无定，未能如愿。1997年，我在爱尔兰参观文学博物馆，惊喜地发现他要前来演讲的广告，却阴错阳差地失之交臂，落下终生的遗憾。

　　我一直关注着布鲁特斯的消息。上世纪90年代，当南非废除种族隔离制度后，布鲁特斯结束了20多年的流亡生活回到了祖国。他一边继续从事诗歌创作，一边把精力投向世界和平与社会公正事业。他举办反对经济全球化和八国集团垄断世界的论坛，撰文呼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停止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歧视与盘剥，在开普敦组织群众大游行，反对发动侵略伊拉克战争的美国总统布什来访。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不顾病痛的折磨，仍关注着全球气候变暖问题，要求发达国家为此承担应有的责任。

　　布鲁特斯安静地走了。他留下的，不只是作为“南非战斗文学遗产”的十几部诗作，还有一个始终如一反对种族主义、致力争取社会正义的光辉战士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