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很多散文大师其实是幻觉

[河南倩倚]

日落之时，余光中开车送我下山，沿着西子湾欣赏夕阳无限好，一路向我问起许倬云等故交的近况，他们老朋友也好久没有见面了。临别时，余光中说要去车站接女儿回家过节，原来翌日便是端午节。

好诗要有点文化内涵

时代周报：　我在南港“中央研究院”看了胡适先生的故居。你和他的交往是因为翻译《中国新诗选》的缘故？

余光中：我把台湾的某些新诗翻译成英文，这本　《中国新诗选》出版时，胡适先生出席了茶会，以新诗鼻祖身份发表谈话，大概十几分钟。罗家伦先生也参加了，我不记得他当时是什么身份，我们学生只记得他是五四时候的学生领袖。

时代周报：你2009年五四时在《联合报》发表的纪念文章，看法和一般人不大一样。纪念五四运动九十周年，好像台湾比较安静，大陆却如火如荼。

余光中：台湾某些风气是相当封闭的，对于五四漠不关心，什么都无所谓。胡适在五四的主张，赛先生到处受欢迎，德先生不是真正受欢迎。台湾表面上很民主，但实质不是。

时代周报：大陆上曾经讨论“鲁迅还是胡适”这个论题，有学者就指出，20世纪是鲁迅的世纪，21世纪可能会是胡适的世纪。

余光中：20世纪在大陆或许是鲁迅的世纪，但台湾不是。虽然鲁迅的胆识、才学都很好。说到小说的艺术，我们认为张爱玲、钱钟书、沈从文都不见得比鲁迅差，学者夏志清便提出了这个问题。“鲁郭茅巴老曹”一说，台湾没那么定。张爱玲人缘并不好，她性格古怪，又没有在台湾住过，但是台湾很多作家都佩服她，受她影响。

时代周报：季羡林先生在《漫谈散文》一文中说，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文坛上最成功的是白话散文。胡适先生提倡新诗，到现在九十余年了，你是重要的新诗人，觉得胡适对新诗的尝试，到现在成功了吗？

余光中：季先生的见解，我觉得也不完全如此。胡适一马当先，因为要提出白话文学，所以就回过头去整理中国文学史，想让白话起来担当重任，就一直追溯到宋的话本、旧小说，六百年前的《水浒传》、《西游记》。新诗在早年叫做白话诗，还是白话运动的一环。小说就不大一样，六百年前就有白话小说，五四的时候用白话来写小说，语言的跳跃不是那么大，诗变得比较多了。

梁启超是更早一点的启蒙大师，梁启超到了后来，变成文白交融的新文体，胡适完全变成了白话。到底“我手写我口”还是有点问题，并不是所有的社会阶层都能写的就是诗，好一点的诗，还是要有文化的内涵，或许更有文言基础在后面撑着。

时代周报：比如说呢？

余光中：我自己就是，我写诗歌、写散文，“白以为常，文以应变”。但是写到一个程度，我需要浓缩，需要组织，就用文言。我相信用纯白话可以写出好的语言，但是文白相济，文白交融，那个语境比较立体，更多弹性，更多变化。

散文里的大师是幻觉

时代周报：你如何理解白话散文与新诗的成就问题？

余光中：新诗平均的成就确实并不高，我最近的文章也有讲，拿新诗和水墨画的成就来对比。水墨画是从吴昌硕、齐白石到李可染，成就很大。新诗里面，好的和坏的落差很大。散文写的人很多，散文有些大师，其实是幻觉，像朱自清，大家都异口同声说他是散文大师，其实是没有深入地看那件事情，他并不是很努力经营这个文体，因为他的《荷塘月色》和《背影》在教科书里一直放着几十年，大家就觉得他是大师。民初的作家产量都很少，有的是因为寿命的关系，有的是因为时代动乱，有的是因为后来做学者了，追求别的东西。胡适一开始是学者，他不可能全副精力写新诗。

时代周报：我一直觉得跟台湾很有关系的散文家，你和陈之藩、王鼎钧三位的散文非常有特色。

余光中：陈之藩先生的散文不是要追求散文的艺术，而是用散文来表达他的思想，他有思想的高度，要言不烦。他的文字其实很平实，也颇清爽。

王鼎钧除了写人生百态，写自己的遭遇外，他的风格很老练，老吏断狱，简洁有力，对人情世故看得很通达。他的人，朴素刚毅。

时代周报：你的散文，文字上很精致，但思想上是不是多受西方思想的影响，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养分形成互补？

余光中：对，因为我不是一个思想家，并没有一套文化的价值要推销、发扬。我的散文写我的生活经验、美感经验尤其多。我的评论文里面有很多比喻，有很多美文的成分，和一般的评论文不大一样。所以，评论和抒情散文之间有相当重叠的地方。我早期的散文美文多，后来的则是情趣比较多一点，比较放松一点。可是，我的中心思想是中文的承先启后，虽然对古典要回顾，但是也要把它往前推。我引外国作家的话也不少，英文的观念、说法也不少。所以调和古今，调和中西，也是我下笔的一个方向。

乡愁遮住了我整个人

时代周报：我在纽约和王鼎钧先生谈到一个“紧”的问题。我也觉得你有一些散文有点紧的感觉，太讲究结构文辞，谋篇布局，太完美了。

余光中：可是另外有一些人也认为我对结构照顾得还不够。我写得紧是一个反动，民国初年的散文不够紧，大白话。我中年的一些文章没那么紧。早年有实验性的文章，甚至非常感性，把散文诗化、电影化，像镜头一样。我另外一个和五四初期散文不同，就是提倡文章里面真的有思想，有观念，甚至有些妙趣。

时代周报：为什么“乡愁”成了你的一个符号？

余光中：早年来台湾的乡愁就是因为离开大陆，到了美国之后乡愁也包括台湾。1992年，北京社科院请我回去演讲，我写过一些回乡诗。回乡不是一往情深，要写一些现实，要有沧桑感。中国作家都有一点乡愁，不管是不是到海外去。二十年后的上海就不是当年的上海了，二十年后的湖南就不是以前的湖南了。时间变化，也会带来乡愁，乡愁也包括历史文化，也不仅仅是地理，并不完全取决于空间，还取决于时间。

时代周报：为什么《乡愁》会给大陆读者一个很深的观感？

余光中：　因为《乡愁》那首诗很简单明了，看完就会背。大半人也不会去追踪我的其他诗，所以《乡愁》就等于我的一张名片，它垄断我的观感。这张名片大得把我整个人都遮住了。其实我的作品把乡愁拿掉，还很多彩，只不过大家都已经有这个观感了。比如说，我去大陆演讲，说：“今天不讲乡愁了”，大家好像很失望，当然这个印象已经造成了。可是真正的评论家，读过我很多作品的人大概不会这样看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