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容与限制：中国女性诗歌环境 赵卫峰

[周镇顼]

１、环境对于写作……

　　　“我从来没有真正感觉过宁静/像我从树的姿态里/所感受到的那样深。”（郑敏）
　　“环境”对于诗歌写作的实质性影响越来越大，几乎构成了写作的大部分并导致其在内容与形式的若干变化。而此前我们并未真正意识到或往往在实践中将之忽视了，因为对阅读及知识的崇拜和主流意识形态与传播的限制。当类似的限制如今有所改变时，对“信息”的亡羊补牢式的作用便在实践开始了。信息环境的日益丰富在于它既即时，也提示远瞻或回溯，并呈明显的动态的循环；对于诗歌这可让作者与读者常有客观醒悟，也可能避免读与写的单向度。

　 特定历史环境和社会及文化环境中的女性位置众所周知，长久的压抑及几已不能自觉的压抑里，中国古代女性文学概貌及精神表现层次几乎就集中在“李清照”身上，其表达基调与意味似也沿袭至今；而即便在当时，“凄凄惨惨戚戚”也是被视为违反纲常的。压力时常等于动力，在异性有识者之外，长期来亦有思想女性不断从各自学科为新时期的女性写作起到了事实上的支持、催化及保障作用，如果说这是女性自身为环境的有意改变，历史环境的变化则直接催生加快了她们在实质上仍不正常的环境中正常现身的步伐，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女性诗人的再度新声亦正是这样的开始。

　　近年来社会的转型使女性社会地位明显变化，自主有了可能，资讯传媒的发达让写作环境拓宽，女性生命与生活在见多识广与经济的相对独立过程中也豁然开朗，个体情感体验与理性认识得到深化，写作空间也相对扩展，这是个实在的转折，在写作中它把时常作为姿态的“男女平等”的倡导融为自然的诗与思的实践过程，因此近年来女性诗歌写作的“享受性”（非享乐）倾向实是水到渠成。

　 以是否宽容和认可“凄凄惨惨戚戚”来说明历史环境的改善显然不够，今天人们虽不再认为凄凄惨惨戚戚有违纲常，对此的心理定势及偏见之光却又无处无时不在，这仿佛在旁证：地位的改变有时只是表面的位移而非内心的认同，比如无论从诗歌与诗人数量、质量，还是从广义些的文学、文化及时政空间看，如今文学及诗歌女性虽引起注意，然它常被融进了精神文明建设的成效中，往往体现于奖掖后进和性别“照顾”之上。

　　通常人们对女性诗歌的关注主要是两大倾向：传统审美角度、主流意识形态及社会公共意识间的溢美之词，以及或明或暗的女性主义、女性意识强调。后者更多地收拢于80年代的文化轨道，甚至有的女性批评者动辄谈论的也多以这一时段的诗歌代表为主，这是否说她们也不认可不真正接受近年以来的女性诗歌变化呢？答案如果有显然也是模棱两可的。有时沉默则是由于批评者本身局限而导致的拒绝。

　　现在——这个词，以及现在的女性诗歌要多久之后才会真正引人注意呢？而多久之后的批评者，又会怎么看现在——他们眼中的另段历史环境呢？历史与即将成为历史的现在，多么需要合适的批评环境来观照扶助！另方面，“外界”对女性写作的关注虽从未停止，但关注的程度，有时相对低于数量与质量并不乐观的从前，并且这些年出现的卫慧、木子美，下半身、以及胸脯写作这类代码也体现了某种偏离，始作俑者有时还是女性。是的，环保意识的倡导与重视并不意味就有了可以的环境！今天女性写作的外环境虽并未像昔日那般不妙，暗里却又如同糟遇蚂蚁的进攻方式：不让你痛让你痒的悄然入侵，这使得相当数量的女性写作者要么浅尝辄止，或在传统的老路上继续重复。

　　陈晓明曾有当下及之后是一个“女性化的时代”的说法①，在同名文章中他对此作了分析：男人的根本弱点使之必须要成为女人的俘虏，在“男权有所削弱、社会趋于文明，并且适当解放人性，妇女的地位就会被推到奇特的高度”，男性强权越发趋于女性化，原因一是民主社会相对限制了男性荷尔蒙的分泌，二是民主政治的需要，三是现代消费社会的审美趣味使之在创造一个想像的女性的同时，也跟着这个莫须有的女性越走越远。陈以为：说到底民主与消费是现代社会趋向于女性化的基础，女性化也正是现在和未来生活的特征。此文所论虽然有理但当时似无据，所举克林顿与莱温斯例子更不适于国情，如让李银河等来评判大约又是另种结果。而我很赞同其中“贫困时代是男人的时代”之说，它也同时是妇女地位无从谈起的时代。

　　今天女性的“重新”入世已是必然，女性写作的变化通常在其它如经济文化和社会观念的变化之后。须清醒的是，诗歌中的平等意识与时政、物质及社会面上的诸种平等权利表现并不等同，它不应成为诗歌的主要评判杠杆，否则就类似只按工具性能来以偏概全了，好比漆、刨、雕、锯工眼中的同块木料，这会使女性诗歌在本就充满主观色彩的众说纷纭中，更纷纭、误解和不必的歧义。

　　就女性诗人本身而言，她一旦写作就在创造历史、构造将被明天视为历史的她的时空，如无足够的历史感（知识），写作的坚持自是困难的（当然，重要的正是创作者还在坚持，这让其可能在途中发现和及时自我弥补）。历史明智，历史环境对于有识者在时反是种资源，它能让写作者在瞻前顾后的同时对当时清醒，让精神的享受与具体物质环境不严重脱节。为此要清醒的是，在部分异性写作者之外，部分女性写作者事实上仍在“帮助”着历史环境的不良因素的拓展和渗透，我们需要认真审视这类源远流长的后遗症的延续、女性自身对外界的免疫力和批评者的局限——正合力构成新的历史环境或说就是现时环境。



2、性别的差异……



　　“诸神起先欺骗地把我们引向异性/像两个一半组成整体/但每个人都要自我扩展/如一弯细月充盈为圆润玉盘/只有一条既定的路/穿过永不睡眠的旷野/通向生存的饱满”（里尔克）　

　　

　　性别的差异好像同为因果，女性作为概念的存在、突出或位置的变化正是性别差异的体现，虽然这个问题放在具体学科里会有不同注解，然性别造成的差和异必然体现于文学与诗歌则是肯定的，其遗传性影响包括如评论的、阅读的先入为主和习惯性的潜在期待，以及作者自身对性别的表达与反表达等等，有时因怀疑而认识，有时也因为知识而忌讳。表面看，社会经济文化的进步使这种差异越来越小，其实是另种加大，因时代不同，昔日常见的颇具对立色彩的众所皆知的若干差异的标识也就不同，或者其表现的形式也不同。

　 生命所处具体环境虽不能决定女性诗歌写作的全部，然几乎的差异都会落实到性别上来。在后来的文艺中，性别差异越发与昔“不同”，但已不再是“不好”的意思，而是回到了“异”的原始意义即“不相同、有分别”了。环境之所以成为环境便是说它自身其实是相对和谐的（对立前），不谐与不足都是产生在和谐之后。这过程是反复的。性别本身就是一个“环境”。当说一首诗或散文、一个诗人有女人味或女性化时，这个“女性特色”作为阅读的潜在标准和期待也是不可知的变量，它的开始其实并不带有偏见。偏见的出现总是后来与主观导致的。

　　对于写作者在写作时应排除“性别背景”的希望不如说是唯心想像，或是文学及诗歌中女性主义极端部分的体现，有时还是对平等的误解和实践中的悖论。抹除差异了的女性写作的有价部分肯定要丧失大半！在实践中我们也常看到，即便女诗人着力于中性、理性与客观的表达，其潜在前提仍然是先为了证明、表达自己（的性别）。“女性诗歌”之外的一切都是参照物，否则它也就不成立。亦可看到，男诗人更热爱口号，是从单个的点到面，时常会脱离具体的和他所知的环境；女诗人则更愿意随心所欲地拥抱和被拥抱，她敏感、关注并且不放过周围，她可以从多个点同时开始，经过面，暂停于点上。由于经验与个人其它原因，这个选点的过程也难免含带着盲目和盲从。

　　这也造成了某种事实上的性别差异，从社会层面看，女性日常话语都有某种相似的模式，它其实也是历史、文化、社会、经济和政治等共同制造出的几乎从幼儿园便开始的女性“普通话”，颇具公文性质；从整体上来看中国诗歌，也能看到严格意义上的女性话语也尚未真正成型和独立，在极少数优秀的写作者之外，这一语言体系总的看仍处于从属位置，过程中，写作者需要不断参考相对的男性话语、时尚话语以及对阅读的“翻译”，以及对古典（诗歌教育）的探照，比如李清照式的情绪表达和词与曲的借用法仍是众多的文学爱好者主要依赖的。因此这个事实上的差异的作用就喜忧参半：差异实质上使女性写作反而有着更为庞大的参照选择空间，但过多的参照又会使女性写作对参照物有无意的趋同，或在习惯性的接受中成为传声筒，还会身在生活中而不知生活。

　　性别的差异使“女性”构成一个相对的环境，从面到点从集体到个体后，差异便体现在诗写者自身的小环境构建：本能情感、身体状况、个人境遇，也有后来陆续的经历与经验产生后的心理投影，这使女性始终像是一个情感“反应堆”，随时需要相应的监察看护，保持可能的精神生态平衡。因此，对她而言重要的是如何心知肚明变废为宝，把自己之外的一切都合理地化为己用！较之以往，从翟永明、王小妮、李小洛、子梵梅、伊丽川等文本中可见近年来对社会及文化空气、物质力量、身体秘密、爱情审视、城市图景等等的体察正使女性诗歌写作共性与个性相得益彰。

　　既然说到差异，就有另个问题：男性的“情感反应堆”是什么？或许这种说法似乎合理，即科学家认为男性的发怒相当于女性的哭泣；假定此说正确，区别是否在于，哭泣是内向的，男性的发怒则外向当然也可以转向或迁怒于女性？其明显现象便是男权表现、暴力倾向和不屑与冷漠等？但有意思的是通常男性诗歌中的女性却多是溢美之词，其情感多是由上（母爱及异性长辈亲情）、中（爱妻及想像的情人或对象）、下（女儿及掌上明珠式的想像、对未知的假设的女性的更新的综合心理寄托）构成；从古到今其中的性和色情的“变奏”似已众所周知，如今看变奏却越发明显了，近年来关于色情与性的诗歌表达层出不穷，其大小原因虽然众多，但也正好体现出另外的差异：男性对于大环境的逃遁与无力，以及焦虑、堕落与自慰的习惯。

　　女性内部的差异是肯定的并且必然要落实于个体之上，值得留意的却是同性内部的个体差异实际上已不是性别问题，而是具体到“她”与“她”的差别。也即是说“女性诗人”即使是现象上的某个群体或整体，作为个体的她又必是永远的孤单。孤单外在，孤独感则是内在的，虽然它有时会被写作间的友情及亲情、爱情、乡情所温暖烘焙和搅拌 ，但当她写作时心灵又回到了孤独里，其时，尘埃落定，万籁休止，独有的安静与寂然使之向着永不可知的远方轮回，这过程，却往往体现“她”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中的平衡与创造力。不难看到，时空的变化使当下女性写作者在对自身内环境的打造方面，较之昔日女性诗歌欲言还休的温情传统和呐喊的单调，其复杂、深刻与圆润又别有洞天，这时性别的差异退回到同性的差异，并转移到显微镜和放大镜下，因此在说性别差异时须有着相应前提。

　　显然，如今在诗歌里说性别差异，其实最终是指同性内部的差异，前提是现时的政治与社会方面的女性位置已非昔日，诗人的着力点开始面向另一个深隐的自己。一溜齐整的盆景，是好景，一枝独秀之景更会令时光青睐和记忆，性别作为一个环境分界线，女性之外的环境的改善是众所周知的，女性内部及个体精神环境的更新，对于女性诗歌而言亦是当务之急，诗人须以诗歌说话，以语言进行自我教育、行进，并在不断的实践里始终坚定：最终解决“性别”问题的人只能是自己。



3、讲文化环境……



　　　“整个一生我都想像大家一样/但是世界披着优美的衣裳/却从来不倾听我的痛苦/于是我只想像我自己那样”（帕斯捷尔纳克）　　



　　讲文化环境也是讲传统文化的主要部分，它是隐蔽型体现；但次要部分如现时文化现状及格局时常也起主导作用和显态影响，其作用随着全球化、城市化、信息化的步伐加快而加大。说文化的矛盾，也是指昨天与今天的冲突，这同时也是个融化（异化与同化）过程。不妨从电影这种新文化机器或综合容器来看这个段落。

　　在影视这个相对公开和公共的大众窗口，女性的出现通常是“角色”出现，如果摒除（其实早已摒除了？）作为“菊豆”、“秋菊”、“我奶奶”的印象，只视 “巩莉”为“演员”，“她”就等于一具可观的躯壳，作为国际影星的“巩莉”也就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东方或中国的美丽的一个女人；这个代表的产生及文化附加值是由社会多方合力造就的，她得符合想像，同时她也得出力：主动参与，或积极合作。巩莉当然不只一个，但在文化领域内有发言权，或有发言机会和条件的女性在“说话”时，她是为自己（的群体）说话或有此自觉性的吗？通常不，在诸多领域的女性的出发与现身并非真正为“女性”服务，或说很难表现出这种觉悟。上个世纪80年代的女性先锋诗人群里也有这类“演员”。

　　孙萌在名为“好莱坞电影中的华人女性” ②的文章里认为：东方主义和种族中心主义的阴影笼罩着好莱坞，华人女性被好莱坞电影按照观影者心理需求制造成“奇观”，供西方观众“凝视”，并在这种权力关系中被“物化”成为欲望对象，巩固父权体系。影片在视觉经验上映射出一种殖民秩序，所有的镜语都与把中国以及华人女性“他者”化有关。他发现貌似繁多的15种华人女性形象具有普遍相似性，这些同质性的形象是好莱坞按狂热、憎恶、友善三种态度建构出来的“集体想象物”。这种东方主义又分积极和消极两种，前者是美化、歌颂和赞扬。后者则是丑化、诬蔑、贬低华人女性，表现为：把华人女性“妖魔化”，如《末代皇帝》、《尖峰时刻Ⅱ》等电影，其次是在以中国本土为背景的电影中，中国女性必须要由西方人怜悯和提升，如《庭院里的女人》等影片，女性总是一种受威胁和需拯救的对象。

　　在中国呢？在集中了当下国内电影名人的贺岁片《手机》里，几种女性角色几乎就是不同年代中国女人的形象，均合附中国式男人观看心理的“艺术形象”。年复一年，人们（包括女性）往往就这样很现实地事不关己地观看着身外的一切，很大程度上视公众野里的女性的“角色”必须按“需求”产生，而“角色”对自身的位置是身不由己的，或说她的主动时常是盲目的。她为什么会盲目？

这样的被动与附属地位随时随地，也像一种蚂蚁进攻法！这就是说虽然当今女性自由涌现在时空的各个层面，却在很大程度上仍只是“数量”的改变？而从窗口行业、光彩职业看女性的主持人、歌手、模特、商品广告形象，从其行话与笑容其实可见其中女性的位置，及位置后面的位置；所谓时代“成功女性”、女强人称谓（成功足以成为典范，带有可能的模具意味）仍顽固地继续古已有之的某类传统，类似种种随时随地，形成了或继承了“阅读”女性的社会的、文化的心理环境，一种大同的顽固的环境，这就是历史与文化环境的现在进行时。这颇像脚镣换成脚链，形态与材质可变，实质上的桎梏依然，旧酒换新瓶，而当事人通常并不真正认为这有什么不妥——与“国际化接轨”的陈冲、章子怡、杨紫琼等华人“超级女生”在自以为代表国外公众视野的东方女性形象的同时，大概不会以为自身不过是表示了地球上女性的一般形象或概念化存在而已。

电影与电视、MTV、DV、画报等“可视化”工具的产生对于女性，至少有着太多传统意味的消极暗示。而关于“现身”这个问题其实也挺复杂，说“她们”的出现是为了满足“他者”的目光，这只是一个方面，对“她们”本身而言，“性别”的展示却也是自然的必须。所以这里首先面临的问题是：谁是“导演”？“导演”目标是什么？观看与被观看之间应是什么关系？在女性那里，盲从、懒惰和被动也为自身设置了一定障碍，从近年来的女性小说、诗歌和部分散文看，传统型号的写作仍占有绝对数量，主要处于身心自我调节的初级阶段，它主要考虑的是我与“别人”的关系，在与他、他们，与乡情、亲情和友情及对社会环境接触后的情感纠纷或判断里，体现传统社会主导的意识形态及伦理道德共识，其心理纹路在总体以“诗情画意”为主的文字虑构中，人皆有之的七情六欲归宿于常见的表达；思想与感情层面的无意趋同，也无意地使语言方式相似，这就拒绝了创造性和先锋因素的进驻，艺术价值也反被遮蔽，同性内部的差异并不突出。在60年代出生女诗人那里，“注意我（本人）”而不是“注意我想让你注意的（世界）”这一共有症结是很明显的。

　　在中级阶段的调节中，主动的展示与不同寻常的理性思考及表达正构成目前女性先锋写作的主旨，在这过程中已掺入了更深的怀疑、反问和对复杂情感的情感，这方面女性小说显得更有成效。从海男的诗歌到她的小说体文字如《女人传》等就不难看见这种精神行进中的蜿蜒脉胳：从我到我之外，又从之外回到我，从心理到生理，再身心合一，再重生化学作用或物理反应。这同时也是一个贯穿于各种各样大小环境并能客观判断和审视的过程。

　　如果把“环境”再收缩，如果视文学本身为艺术领域中的一个小“环境”，这时的分界线就是难度、文字与语言的难度了。通常印象里，舞蹈、戏曲老少皆宜，摇滚、流行和通俗音乐与现代美术界里的女性似乎是这一性别里的“新人类”，且不论其“新”或“旧”如何，光是对它们的内在理解与表面诠释也需借助语文，需要通过具体“语言”来判断、理解、审察和感悟世界，而不是常见的文字说明；它们有明显的装饰、色彩、形象、线条、节奏、旋律和帮助，而文学与诗歌除了自身能用什么来“直接”说明呢？因此在时间这条大河里，文学与诗歌的难度必然只会越来越大，经济文化环境的相对宽松完善，不一定就会减轻诗歌的难度，或一定使诗歌能够得到可能的“发展”。

　　实际上，讲优秀的女诗人也意味着是讲优秀的知识分子和文化人。大众意义上的文化环境的变更因其种种热闹、愉快、享受和易于接纳，对于诗歌、对于女性写作，这一环境带来的忧喜却复杂、无奈和矛盾得多，虽然在历史环境的变化中，性别的差异开始相对地收复失地，目标越发明确，然文化环境却是一个大子宫，它包容着上述“历史与性别环境”它随时需要判断和辨识，需要作者的综合素质，这是一个将文化环境充分合理利用的过程，也是“她”的自我建设过程。



4、总的看……

　　　“我们将找寻我们的肉体/但是目的不是再回到肉体里去/因为一个人不应该复得自己丢掉的东西/我们要把我们的肉体拖到这里/它们将要悬挂在悲号的树林里/每具尸体都悬在受苦的幽魂的多刺的树上”（但丁）



　　总的看女性诗歌所处的环境可称为“问题环境”。它以信息为因果。它包括时间与空间范畴的外界与周围，也包括历史与文化等隐形气息的制约，以及所有相对可知的环境影响下的生理与心理环境；置身具体环境，才可能切身体会，才有可能认识并发现它的优良中差，这种差异也必然为写作所涉及，或矫正弥补旧有问题，或打破更新进入新的问题；革命的志向常常是与旧有的、公共的取向冲突对立而生的，突破往往由个体来完成，虽然其逐步实现往往非一人之功，个体却可以起到引领作用，这一个体必然就是最能发现和处理问题的明智者。

　　对于女性诗人及诗歌，虽然“环境”一词可以有无限的外延，会有从各学科、各角度各层次的相对的再定义、子定义，但诗歌的重要与特质却自古仍然，这个 “民族的触角”相对于其他如影视歌摄等艺术门类诗歌是间接的，可视化或可感度相对弱些，但它与它们的区别正是“触”！它更靠近精神世界，它本身是通向灵魂国度的最根本的纽带，尤为关键的是：通过语言！这一独特的表现方式或奇怪的发现方法自古以来不可替代，这也是诗歌、诗人及女性诗人在时光中的意义所在。

　　诗歌写作因与其他艺术门类不同，对环境的需要与处理也不同，笼统观之，“环境”对于具体的写作的你而言，你认为它是什么它就是什么！前提是你所遇面临的它等于你需要解决、处理、思索和适应的它。如果将它视作“问题”就好理解了：问题永远以持续的方式存在；有的问题可以不管，有的问题可有可无，有用或无用，常见或无意义，不一定非得解决。但是重要的是，所有的问题，都是可参考的资源。都是信息。

　　对所谓“问题环境”的判断和辩识，不只依赖当时当地当事人的位置，更需跨时空的内在境界。构成这个境界的要素起初自然是年龄、经历、文化素质与知识水平，以及经济状况、心理状况等，它们必然是变化着的。心灵史就是相对的信息环境中的成长史。因此没有问题就没有写作的可能，通过“问题”对诗人的影响，诗人才得以真正“成长”。

　　就“信息”而言，在事实上不存在信息闭塞的前提下，也可能存在着思想的闭塞问题，即是否接受如何接受接受了又如何！以此看诗人间的差别主要反映在如何接受这一环节。虽不能一概而论，我们仍可看到六十年代前期之前出生的诗人的经历及经验主要来自阅读，但生活的丰富与诗意的表达屡见脱节，七十年代后期至八零时代出生的诗人则主要是先身入了生活，其次才是广泛的阅读（影视、网络与各种纸媒），而后者的生活以历与经验相对要少一些，但阅读却又开启了她们的想像力。

　　在一次网络调查中，虹影曾对小说是什么如此回答：“我的小说是女性自己的性发现，也就是发现自我”③ ，其实更像是出版社广告的这话说了像没说；“八零后”的张悦然的回答则又可看到，构成她写作的心理环境、经济基础和文化感觉决定了她笔下的文字世界，姑且不论这是个什么样的世界，但这一世界对某一低龄段的女性读者的影响力却是不容忽视的，而这一年龄段又该如何来面对虹影的小说呢？这是件不好定义的事……假如只是这样：各取所需，有人喜欢忆吹箫，有人爱上“钢琴课”，井水不犯河水倒也罢了，但事实上当然不可能，因而写作者与读者其实都共同面临着如何理解和解决“信息环境”利弊的问题。

个体的差异如今确实不只反映在如何对待共同的问题了，更在于如何在各自以为的问题上达到对比、沟通与互补。苛求制造和改造信息环境者必须具备某种人文方面的责任心，是有些强人所难——但又怎能不苛求呢？承担意识的贫乏，是中国本土文人文化人的真正软肋或劣根性，是问题中的问题！责任感的淡化，会使诗歌在强调自我的同时，也缺少了真正的自我认识与自我批评精神。部分女性诗歌一直围绕着男性为中心的主流与时尚怪圈或沉陷于传统中的腐败部分；此外，与感恩式样板形成对立的是绝大多数诗作都体现着、暗暗藏着一种“认识我自己”不沾边的“我之外的一切都是不完美的，都是欠我的”潜意识，它反映出欲望之人们对“环境”的不科学的掠夺、占领和空泛的高要求，部分女性诗歌在这方面的反映则体现为过多的自恋与矫情和灰姑娘情绪。当然，从可喜的方面讲，对于女性作者有一些责任是与身俱在的，比如对自身性别的强调，就是一种后来的责任！这是维护相对的自身环境的必须。这应也是当下信息环境对女性诗人的“馈赠”——从问题中来，才可能到问题中去。

　　以语言文字为一个“环境”，不难看到某种“信息”在现当代中国的插入——不用说“四大名著”及百年来中国文学里的女性位置，也不必说市场环境与当代传播环境连袂生产的若干畅销文学和写手文本，就当代男性作家部分著名作品如《伏羲伏羲》、《白涡》，《绿化树》、《妻妾成群》、《米》，《丰乳肥臀》以及《废都》和六十年代中后期出生作家的“新状态”小说里，似乎女性在他们作品里可以是任何定义及命名——而可能会令人苦笑的是，当知识与思想带来的诠释，和无懈可击的自圆其说在外延的弹性延伸之后，事实上又什么也可以不是了！虽然有时我们可能会从历史的、传统文化的和社会共识方面去理解或谅解其中女性位置的天经地义。

　　也许，很多时候“女性”对于（男性诗人及）作家，只是他考虑的是某个“环境”里所面对和要处理的对象，而不是平行与平等地、连手反过来面对和处理这个他与她同在的“这个环境”。或者说“女性”多是男性作家发现、面对和处理问题的一种工具？这样的环境也是历史及文化传统的某种延续！扫瞄每年的影视或小说里的“女性”，很难准确定义的距离、漠然、主观和传统的常规视角何其顽强。反过来对于女性作家又是何种情况呢？在林白、海男们的向内蜷缩与徐坤、虹影们的对外拨张之间，被众多女性作家背负的不也还是某种庞然大物般的天经地义？这难以解决的瓶颈式“尴尬”将持续到何时？

　　诗歌中的尴尬更明显，它让下半身式的色情抒发被视为另类，由于传统文化的制约，应在同一水平面上的女性眼中的世界（包括男性）往往被压抑、闲置，或往往语焉不详。在人们窥视的潜在欲望无所不在的同时，情况如今也有些变化，昔日的女性是被看的对象，今天则可能变成愿意被看；这类的“主动”在女性文学世界正越发明显：“她们”把文字当作了镜子开始了对自己的看！同时也开始了对“他们”的看！这种主动的审视无疑是种心理上的转折，颇为奇怪又可理解的是，在诗歌中，这类明显“后现代”意味的转变却主要是由七零年代后期之后出生的诗写者来进行的。

　　男作家就像是女作家的“邻居”，邻居的看法和心理如此，也确实说明女性文学以外的大环境状况仍难乐观，至少在目前无法！在此情况下，个体的写作就至少是自我的思想小环境的建设和改善了。事实上也是。对自身环境的塑造和改善，是本能，也体现本人生命态度和价值观。如果不是植物人，你可以不改变别人，但你不可能不改变自己，承认写作对于多数女性是种自我平衡与享受的精神生活方式——可以知足——但写作如果还在继续，就须意识到你不能“人云亦云”，既然你的写作持续，就是还有什么任务要你去做、去完成！就该不落俗套，不走老路，不守陈规；这样的过程其实同时也就是生命、生活的自我更新——也是难度：诗歌的下一步总是让人举步维坚，文字这种工具或载体文体本身就是一种束缚，诗歌对于诗人就像是法律，它始终会对涉及者有着强行的精神规定。语言的难度有时在于每进入一寸，它的阻碍就增加一尺，它，远远超于与一个车模的夸张与演员的所谓技巧。

　　其实也从来就没什么真正简单的问题！责任感与自觉性应同时来自两面。环境越宽广，内在的解放的难度和解决处理环境变化所需的难度其实也更大，虽然一般讲男女如今是同在一个起跑线上，但女性写作则困难重重问题多多：作为对外部大环境行进的必须，她要不断进行自身内环境的改善与挖掘；她须先进入、适应她之外的可能的甚至是想像中“环境”，同时又有着认识、改造、矫正和运用的任务，在战斗中她还得做到自身精神生态的平衡，健康和创造，一个个相对的“问题环境”，又构成相关的相对的新的“问题环境”，在这个必然相互依存、相互推进和倾轧的持续过程里，文学女性和女性知识分子面对挑战、压力和困难其实只会越来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