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穿越，或回归——欧罗巴利亚艺术节记行 王家新

[中山乔]

十二月初的比利时，似乎仍是晚秋。一阵阵冷雨泼洒在我们来到的古城根特里。因此，一见面，伊歌就向我问起了一个月前突降在北京的雪。她说她看到了中国朋友发来的照片，说那雪真大、真美呀。
是很大、也很美，但却是一种“可怕的美”。深夜的雷鸣电闪之后，降下的居然是雪！在那令人惊异的一夜，靠近窗户，凝视着黑暗夜空里急剧倾泻而下的暴雪，我真不知道这个世界上究竟发生了什么！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厄尔尼诺效应”吗？
这一次，我和蓝蓝是应邀参加欧罗巴利亚艺术节来到这里（它的主场在布鲁塞尔，我们也会去那里朗诵）。我们和其他中国艺术家——他们大都是年轻的背着各种乐器的“音乐人”，一起住在一个名叫“鹭鸟”（ibis）的旅馆里。放下行李后，我在心里想，好嘛，在飞机上我们说着“空中的汉语”，看来到这里后要说鸟语了。

其实，根特我并不陌生，我已来过多次。我想了想，最长的一次是1992年圣诞节前夕，我从英格兰乘船而来，在这里一直住到来年三月。那时我有一段时间住在临近古堡的一个阁楼上，写一个长篇诗片断系列《词语》。那时我完全被这种写作抓住了，不知今夜何夜，直到每天凌晨第一班有轨电车的叮叮声从楼下响过，这才沉沉地睡去……
而现在，那个有着一头青发的“年轻诗人”背着他的挎包消失在了哪个街巷的拐角处？中世纪风格的根特，现在到处都在翻修。那挖出的各种地下管线、水阀，像是这个城市的内脏和神经。在大教堂附近，甚至还挖出了一整套先民房子的遗址，我们路过时，工人们正在下面清理着墙基、灶台和其他一些什么。这就是你和我“被埋葬的过去”吗？
初来后自由活动的一天。古堡、老桥和大教堂都已看过，蓝蓝提出要去看梅特林克旧居，沿着磨得坑坑洼洼、在雨水中反光的石头街巷，我们出去找了半天又回来了，原来它就处在鹭鸟旅馆同一条街附近！梅特林克大概是比利时唯一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1911年度）的作家，但现在已很少有人提起他了。他最著名的作品为《青鸟》，当年几乎演遍了欧洲。来到这里我才知道，这是梅特林克生病期间写下的一部充满象征意味的童话剧。在那寂静的展室里，在一本书的扉页上他题写有这样一句话“我在这里（病房）等待”。等待什么？死亡，或一只青鸟？

布鲁塞尔，一个法国化的城市。我喜欢那街道两侧的梧桐树，在晚秋中仍留有几分萧瑟的绿意，它就像我曾看到的罗马的那些带着蓬勃树冠的松树一样，让我感到亲切。
两年一次的欧罗巴利亚艺术节（europalia），今年已是第21届，它以布鲁塞尔著名的BO ZAR艺术中心为主要场地。这一届以中国为专题（下一届是巴西），由主办方和中方合办。来这里后才知道，这次来的许多中国艺术家，包括先前来过的几个著名小说家，都是国内付机票派出来的。他们是这个国家日益增长的“软实力”的一部分。而我们，不过是几个“多余的诗人”。
曾多次有人问我是不是作家协会会员。不是。我不加入那个协会照样写作，为什么要加入呢？
一个由中比艺术家合作策划的名曰“事物状态”的艺术展，朗诵会之前，我和蓝蓝匆匆去看了一遍。中国艺术家刘晓东的大型油画《吃了再说》（英译为 Eat First），让我在那里站住了。类似于“最后的晚餐”那样的长桌边，坐着一、二十位各色人等的就餐者。吃了再说？难道我们只有“吃文化”？问题更在于，吃了人家的还能说吗？
走马灯般的日子。这几天尽是别人请客。我想，如果有一天我独自到一家小餐馆坐下，享受自己付帐的感觉，那我就可以写诗了。

又是上路——我们应邀到阿姆斯特丹“Perdu”诗歌中心朗诵。Perdu，这大概是一个取自法语的词，开车带我们来的伊歌和马苏菲说它的意思是“迷失”或“丢失”。好啊，那就迷失吧。我也真愿阿姆斯特丹来教我一种“迷失的艺术”！
来到阿姆斯特丹，就不能不想起多多的诗《阿姆斯特丹的河流》。它写的也是一个深秋的夜，静夜中，惟有阿姆斯特丹的运河在流动，“突然/我家树上的桔子” ——那远在故国故都四合院中的桔子在诗人眼前晃动，而到了诗的最后，不是阿姆斯特丹的游船，竟是“秋雨过后/那爬满蜗牛的屋顶——/我的祖国”，从诗人的眼前不可阻止地驶过了……
这是诗人20年前写下的一首怀乡诗（它已成为诗人的代表作之一）。今天，我们还会不会再这样写呢？到底还有没有一个“家”？那在秋风中晃动的桔子又到了哪里？在不断地穿越民族、语言、文化的界线后，我们自己又来到了一个什么地方？
我想起不知在哪里读到过的一句话：全球化甚至把“流亡”这个词也取消了。
是这样吗？我不知道。我们被安排在临近诗歌中心的桥头的一家旅馆里。我的房间在二层，两扇大窗户，正好面对着深黑闪亮的运河和河对岸彩色的房屋。黄昏时，阴晴不定的天空。一会儿乌云在那些屋顶上呼吸，一会儿似乎灵光就要涌现。再望向那边的黑色吊桥，一辆亮着两团车灯的轿车正从拱形桥面上驶过——如果是深夜，我想，那就是两道车灯了，在阿姆斯特丹的街巷中搜索着黑暗……

上午，去伦勃朗旧居及展览馆。1639年，在其绘画生涯的巅峰期，伦勃朗在犹太人居住区买下了这栋四层高带有十七个房间的“豪宅”；1656年，当他负债累累像一架老风车无力转动时，他卖掉了它并迁走，最终死在阿姆斯特丹的贫民区里。
其实，大师的命运，早已写在他那些著名的自画像的眼神里。
不死的是艺术，是那些谜一样被赋予生命的线条，是那留在清漆上的犹如来自“人类黎明时期”的光。在二楼上的一间画室里，一位身穿带背带的蓝工作装、额头上微微冒汗的女讲解员给我们展示大师当年怎样制作铜板画。她又是磨研颜料，又是在铜板上用力刻划。那娇小的身躯，起伏的胸脯，殷红的嘴唇……咳，如果大师在世，哪能让她干这活儿啊。
从昏暗、寂静的大师旧居出来，便来到处于街角和桥头的“伦勃朗角落”。在那里，一个熙熙攘攘的旧货市场沿河畔排开，水鸟和鸽子在岸边和人们头上翻飞，一个挎雨伞的女士正从桥上婷婷走过（而“看风景人正从楼上看她”）。多美啊，阿姆斯特丹！我和蓝蓝禁不住又像多多本人那样念诗了：“阿——姆斯特丹的河流……”
就这样穿街走巷过桥，我们几乎逛遍了半个老城。那一家家挂满纪念品和印度香料的小店。被警察一把推靠在警车上搜身的小偷。在布满有轨电车天线的街道间上下翻飞的欢快水鸟。走着走着，蓝蓝又念起了一句我在昨晚念的诗“我喜欢听这样的音乐，在大师的演奏中总是响起几声听众的咳嗽……”并发出了感叹声（这感叹多动人啊，有点像阿赫玛托娃了）。不错，我现在最渴望的，也正是“重又在黑暗中坐下”！

在把手中最后一点面包屑撒向站台上那几个咕咕叫的鸽子后，我们登上了回比利时的火车。多宽敞的座位呀，这下可以好好歇歇脚了。但坐了一会儿，觉得不对，一看车厢门口的标志，原来是坐在了一等车厢里！
于是我起身去提背包（我在德国有过因坐错车厢而被罚款的经历），蓝蓝还有点不情愿呢，“这么宽松，不会有人管吧？”但即使无人查票，还是回到我们的二等车厢里吧。那才是属于我们的世界。
变暗的车厢。雨水扑打的窗户。我埋头翻看着从凡高美术馆买的介绍凡高的画册。在那里居然买到了中文版画册，真没想到（以前欧洲的美术馆里，除了各种主要西语，仅有日文版画册）。看着看着，我忽然意识到我们这趟火车的路线“阿姆斯特丹—海牙—埃顿—松德尔特—安特卫普—布鲁塞尔”，恰好也正是凡高当年所走过的路！他就是沿着这条艺术的圣徒路，一步步向南，最后走向法国南部的阿尔的！
另外我还意识到，不无惊讶地意识到：这位我们印象中满脸沧桑、目光锐利的艺术家，实际上只活了37岁（1853—1890）！这就是说，他真正转向艺术还不到十年，这是一种怎样的燃烧？！一种怎样的“艰难苦恨” 的力量从内里作用于他？我久久地看着《吃土豆的人》，我以前怎么没有注意到这幅作品呢？它，才真正显示出凡高生命的基因和质感。从那里往下翻，我不仅感到了烟草、苦艾酒、畜栏和土地腐植土的浓烈气味，也不仅感到了神明对那些受苦人的眷顾和向日葵那金黄灼人的光亮，重要的是，我感到了他为什么会那样画了。就这样一直翻到他自杀前所作的那强烈迸放的《麦田上的鸦群》，我想，好了，这就是它了！他可以把自己完全奉献出去了。他已完成了“这一生的贫穷”。
书读完了。雨气从车窗上消散。画册的最后，是奥维尔的乡野，是凡高的简朴墓碑以及他弟弟提奥的墓碑——“本是同根生”啊。我又仿佛看到了凡高美术馆里所珍藏的那些书信手稿。这个孤独了一生的人，每一封书信都以“亲爱的提奥”开头，这是在对谁讲话？仅仅是对他的弟弟吗？是啊，这究竟是在对谁讲话？我们在今天还能听到这个声音吗？

仍是布鲁塞尔BO ZAR艺术中心。高悬着康熙画像的以“天子”为题的中国古代艺术展。从那里的大厅门侧经过时，我发现人们在围住一组雕塑观看，或拍照。原来，这也是来自中国的作品：某位著名的大胡子中国艺术家，身穿古时的“休闲衫”，躺在龙椅上，几个女仆则忙着为他洗脚按摩；他的左侧，是腰间插着“盒子炮”的洋保镖，右边，则有“挤奶女工”为他慷慨献奶。多美呀，一付当皇上的感觉！虽然艺术家的本意，也许是想对权力世界开一个玩笑。
我想起了来之前在北京看到的报纸头版的大幅照片，那是奥巴马在长城上。多伟大啊，空阔的长城在他脚下展开，他漫步在空无一人的敌楼与城墙之间。终于，他也当上了一次皇帝。他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但他是否知道，就在那一整天，所有经过八达岭的公路封闭，有那么多排成长龙的运煤车被堵在了关外（因雪灾停电断热的工厂和学校正等着它们呢）。他可能没读过卡夫卡的《万里长城建造时》，当然也不会听到孟姜女的哭声（它已被牢牢砌进了由米浆和血肉浇铸的石缝里）。他听到的，也许只是那在空中巡逻的直升机的嗡嘤声……
“孟姜女哭长城”，那才是一个苦难的民族对长城的态度！长城，永远哭不倒的长城。这是我们灵魂上的深重烙印。这是我们悲哀的资本。我们，一个个活着的兵马俑，就这样带着我们的资本从异乡的天空下走过。

根特诗歌中心。这是在比、荷都有影响的一个诗歌中心（比利时分为法语区、弗兰芒语区即荷语区，根特和安特卫普等城市都属于弗兰芒语区），多年前我曾参加它主办的国际诗歌节，这次来发现它换地了，它搬到市中心广场边上的一栋老楼里。它的一层是诗歌书店，在那里我很快发现了好几本译成荷语的策兰诗选，在相邻的儿童诗歌专屋里，我则随手抽出一本儿童读物，打开一看，居然是弗罗斯特的《雪夜林边驻步》，还配有雪夜、树林、马车和看上去像是圣诞老人的夜行人的图画呢。
楼上则是诗歌杂志编辑部、办公和朗诵场地。我和蓝蓝、颜峻的朗诵就在四楼上的阁楼里举行。那年代久远的木头横梁和拱顶，一走进来，就像进入到一个古老的船舱！就在那里，还有一幅Hugo Claus的黑白照片肖像（这位一直是诺贝尔奖候选人的比利时杰出诗人，几年前已因病痛的折磨而自杀），正是这幅静穆、深邃的诗人肖像，赋予了这座“船舱”以某种灵魂的存在。这里还要介绍一下颜峻，颜峻一人身兼诗人和音乐人双重身份，他这次的主要活动，是在根特大学附近组织一个“中国快递”的先锋音乐节。我去过那里，那里每天晚上人山人海，没想到今晚这里也来了这么多听众，有一百多人吧，黑压压的一大片，把我们这些朗诵者都挤到了“船舱”的最边缘：

“整个冬天他都在吃着桔子，
有时是在餐桌上吃，有时是在公共汽车上吃，
有时吃着吃着
雪就从书橱的内部下下来了；
有时他不吃，只是慢慢地剥着，
仿佛有什么在那里面居住。”

朗诵会由伊歌主持。以上这节诗是我朗诵的《桔子》一诗的开头部分。那是我在三年前写下的一首诗，在那个干燥的冬天“他”就这样吃着桔子，“吃着吃着他就想起了在一部什么小说中/女主人公也曾端上来一盘桔子，/其中一个一直滚落到故事的结尾……”，但这还不够，还需要在词语的黑暗中追忆下去，他终于想起了小时候医院床头摆放着的那几个桔子，“那是母亲不知从什么地方给他弄来的……/但最后一个他和弟弟都舍不得吃，/一直摆放在床头柜上”。那“最后一个桔子”，后来又怎样了呢？

“整个冬天他就这样吃着桔子，
尤其是在下雪天，或灰濛濛的天气里；
他吃得特别慢，仿佛
他有的是时间，
仿佛，他在吞食着黑暗；
他就这样吃着、剥着桔子，抬起头来，
窗口闪耀雪的光芒。”

这首诗的译文由一位女演员朗诵到最后时，“船舱”中骤然响起了长时间的掌声，就如同蓝蓝那首《风》的译文朗诵到最后一样。朗诵会后，在给听众签名时（根特诗歌中心和欧罗巴利亚艺术节合作，出版了我们几个人的诗合集），一些听众向我谈得最多的，也正是这首诗，“啊，你的桔子不仅是桔子了”、“虽然我们没有像你们那样受过苦，但我真的……”当然，还有听众谈到了其他一些诗，如《简单的自传》、《和儿子一起喝酒》等。一位中年男士兴奋地说他劈了一下午木柴，没想到来这里听到的第一首诗就是我的《一个劈木柴过冬的人》！一时间，我也不知道该向他说什么为好了。
我只能说，诗歌在寻求与它亲近的那些灵魂并对他们讲话。我还想说，中国现在很多诗人的诗都写得很好，完全可以像我们这次看到的众多中国古典诗歌译本一样，成为“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我想，这也同样是伊歌这样的中国新诗翻译者的信念（这就是为什么多年来她和朋友们在艰难条件下一直坚持办一份译介中国文学和诗歌的杂志《文火》的最根本动力）。已是晚上十二点了，伊歌因朗诵会的成功而兴奋，她还要拉我们去酒吧，好啊，我也正想来一杯呢。还未走进伊歌所说的那家她喜欢的酒吧，那屋顶上闪烁的一句话就引起了我的好奇，“那是什么？”“对了，那是一行诗”，“什么诗？”“最有价值的事物最无助”！
在我们那里，在什么地方能找到这样一个酒吧呢？！
路过一个红灯区，不是在阿姆斯特丹，而是在根特。伊歌和她男友、音乐家彼特请我和蓝蓝到一个地方吃饭，我们穿过一个泛着蓝、红两色灯光的幽僻街巷，那里的落地橱窗内端坐着一个个妖冶的三点式女郎。我们正大步行进，检阅这批“特种兵”时，后面忽然骚动了起来，原来是一个橱窗女摔门追了出来，掂起可乐瓶子扔向一个挎相机的路人。这时，穿黑衣的老鸨和另一个三点式女郎也追了上来，拦住拍照者不让走。寒风中，她们甩动着双乳，在那里大声咒骂着、嚷嚷着，也真不怕冻着啊。一时间，弄得大家顿生恻隐之心（蓝蓝连连感叹：“她们也是弱势群体啊”）。彼特后来告诉我们，还好没惊动警察。警察来了，当然会告诫拍照者，但也一定会查看那些女郎的营业执照，这下她们全完了——因为她们中有许多都是从东欧、亚洲或其他什么地方偷渡来的！
我们继续赶路，前边的橱窗女郎见我们走近，马上搔首弄姿，也不再朝出事的地方望了，生意重要啊。有的女的甚至一副幸灾乐祸的表情，可见这个圈子也挺复杂。好嘛，我对蓝蓝开玩笑说，这下我们“深入生活”了。
“这算什么，比起阿姆斯特丹来！”一位中国音乐人后来对我们说。是啊，那是“世界一景”。那里每天晚上游客如潮。据说，那里的妓女还会讲“打八折”“有发票！”之类的中文呢（可见那些贪官们出国要“考察”的是什么了）。只不过有一点人们还不曾留意到：紧邻着红灯区就是那高耸的古老的教堂。这又是怎样的一种 “景观”，这又昭示着怎样的一种“秘密”！

临回国前的头一天。白天，伊歌的父亲、我的老朋友巴特开车带我们去一个很远的地方看一个大型艺术展。伊歌也建议我们一定去看。我想我们没有白来。我们在这里像被猛击一掌一样受到震撼。这个艺术展除现代拼贴画专馆外（巴特过几个月也将在这里展出他的拼贴画作品），多数作品都以“生物学”为主题，这里悬挂着被宰割的牛、各种变形的动物、还有恐怖的纳粹实验室般的养鸡场。这里贯穿着对现代工业技术文明、对西方文化和种族主义的无情批判。蓝蓝说，到这里后有点知道欧洲的艺术家在想什么了。
让我们受触动的还有这个艺术展的场地，它不是在供中产阶级消费和学生们临摹的美术馆里，而是在一个高速公路边上的带有各种废弃机器和厂棚的旧苗圃上举行。那里，主场的墙上有一句醒目的标语：“艺术使人自由”。巴特问我“你知道吗，它出自达豪集中营大门口的‘劳动使人自由’”！是的，我参观过慕尼黑附近的达豪，我看到过那句话。巴特这么一提醒，再看这些黑色的旧厂棚，也真像是集中营的囚房了！艺术，就这样拓展着它的历史语境，也因此获得了一种批判性的和颠覆性的力量。
晚上，为了告别的聚会，也为了回谢，我和蓝蓝、萨克斯管演奏家李铁桥到根特新添的一家中国超市买了一些东西，带到伊歌家“各显神通”。“能写四重奏，也能够做晚餐”，这大概是贝多芬的一句话吧，一个来小时，我就做出了红烧鳟鱼，爆炒牛肉，辣子鸡丁，麻婆豆腐，清炒奶油小白菜等六道菜，外加上蓝蓝包出的白菜馅和韭菜馅两种饺子，够丰盛的了！麻婆豆腐我还是第一次做，这是彼特几天前就嚷嚷着要我做的。伊歌、彼特，还有他们的父母和弟妹，他们都是我的亲人啊，我愿意去做！
就在大家吃爆炒牛肉和麻婆豆腐辣得一片眼泪汪汪的时候，我手持巴特为我斟上的一大杯比利时著名的莱福啤酒坐在了他们中间。多好、多难忘啊，这一切！看着伊歌，我不由得想起20多年前她第一次在西单的一个四合院怯生生地敲开我家门的情景，那是她还是一个初来北京学汉语和京剧的很青涩的女孩。现在，她已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了。依然不改的，是她对中国文化和诗歌的爱，是她生命中的那种“定力”。我想我和她之间，从来就不用多说什么。我们分属于不同国家和民族吗？是，但我们更属于那来自“同一个星座”的人。
当然，也有点感伤，因为又是告别，也因为一些别的。比如，没有在这个晚会上出现的美丽而不幸的丽奥。她是当年随伊歌一起到北京时认识的朋友。那时我们一起激情地朗诵诗歌，那时我们一起在北京雨后的胡同大口呼吸槐花绽放的清香。伊歌说她今晚不能来了，她要独自带孩子，她和她的男友早已分手，她……当她几天前的晚上在我们的朗诵会上出现的时候，我是感到多么意外啊。
是啊，20多年了，一切都在变化，好在我们愈来愈成为我们自己。也许这就是惟一的安慰。我们并没有屈服于那种把我们带向混乱和虚无的力量。因此，让我们干杯。还要去问今宵酒醒何处吗？不必。我们就在这里。当然还要上路，还要不断去“穿越”，但我们“就在这里”!

2009，12，比利时根特——北京

来源：作者惠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