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多尼斯：我和我的祖国，披着同一具枷锁

[江雨霏]

　　《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中文版出版 荣获“中坤国际诗歌奖”——

　　在诗歌如此凋敝的年代，读他的诗，你依然能清晰地知觉到诗意。

　　一本今年3月出版的阿拉伯诗集，一本出版社唯恐亏本让作者免费出让版权的诗集，不想半年不到即售罄，不得不加印。

　　因这本《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走入了中国读者的视野，也走上了今年11月第二届“中坤国际诗歌奖”的领奖台。本月中旬，来京领奖的阿多尼斯，接受了本报专访。

　　阿多尼斯出现时，有人问，到底是先少了读诗的人，还是先少了可读的诗？

　　■且行且诗：

　　写诗，是为了更好更美地生活

　　“大海没有时间/与沙子交谈/它忙于谱写浪涛”

　　——阿多尼斯

　　阿多尼斯原名阿里·艾哈迈德·赛义德·伊斯伯尔，1930年出生于叙利亚一个贫穷的农民之家，“自从我会走路，我就开始帮父亲干活”。但正是父亲，带给了他阿拉伯民族对诗歌的爱。1944年，叙利亚总统到他家乡巡视，少年阿里有机会对着路过的总统，吟诵了一首爱国诗，总统大喜，问他有何心愿，吟诗的少年说自己想上学——他，如愿了。

　　学生时代，阿里开始以“阿多尼斯”为名，发表诗作。经常写诗的他，曾署上真名后向报社投稿，但没人愿意发表；以阿多尼斯这个笔名再投，居然顺利发表了，此后，阿多尼斯和他的诗歌，频繁见诸报端。“有一天，报社主编通知要见我。我蓬头垢面、衣衫褴褛地去见他，主编很惊讶，一番交谈过后，他才确认我不是冒牌货。”

　　不少人认为，写诗，是分年龄的。阿多尼斯却说，真正的诗人，是会被语言放逐的。越写作，面前未知的世界越大。来访北京的他，也随身携带小本，随时记上两笔。接受专访的当儿，阿多尼斯会突然冒出一句：“我在构思一首诗。”《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中文译者薛庆国说，阿多尼斯既是“诗人”，也是“铁人”。待他登上离开中国的班机，年轻他三十多岁的随行翻译，径直去医院看咽炎了。

　　阿多尼斯经常问自己，为什么要写作，为什么是诗人？“我对这个世界的态度，取决于我对这个问题的答案。”仅仅想做这个世界的描述者？仅仅是为了取乐？或者仅仅是一种职业？都不是，阿多尼斯之所以写诗，是因为“我想以更好更美的方式生活”。

　　他倾向于“把诗歌当作社会现象去处理，而不是艺术现象去处理”。在他看来，“一个伟大的诗人，就某种意义而言，一定是个伟大的思想家，他不但奠定新的美学价值的基础，而且创立新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然而，思想应该融化在诗歌当中。一朵玫瑰，是土壤、水分、肥料、阳光和空气的结晶。但玫瑰，是以其芳香而成为玫瑰的。有好的思想却表达不好，那写出来的还只是土壤和肥料。”

　　阿多尼斯说，“你给我看你的作品，我就能分辨出，你是一个从土地里长出来的诗人，还是一个使用光的语言的诗人。”

　　■诗歌的命运：

　　诗人才能有限，天赋不足

　　“我没有欲望/去含着泪水/用长吁短叹/使我的诗歌变得凄婉/然后哭泣，哭泣。/

　　我的欲望/是自始至终/成为一个陌生人，叛逆者/将词语从词语的桎梏中解放。”——阿多尼斯

　　在阿多尼斯看来，每一个伟大的诗人，都应该与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哪怕他的脚踏在家门口的土地上。

　　他的故国是叙利亚。拥有黎巴嫩国籍。现在常年定居巴黎。

　　大学毕业以后，阿多尼斯进入叙利亚军队服役。1956年，退役后的他，前往邻国黎巴嫩谋生，刚过国境线5分钟，叙利亚便宣布全国总动员，同埃及并肩作战，抗击发动苏伊士运河战争的英、法、以三国。叙利亚，他回不去了。

　　在黎巴嫩，阿多尼斯获得了文化意义上的新生，他参与创办了阿拉伯现代诗歌史上最具革命意义的《诗歌》杂志，并到黎巴嫩大学任教。黎巴嫩贝鲁特在阿拉伯世界素有“政治的边缘、文化的中心”之称，暗合阿多尼斯远离政治的决心，他于是申请加入了黎巴嫩国籍。

　　1980年，同样因为战争，阿多尼斯再度迁徙——黎巴嫩爆发战争后，他去了巴黎。

　　阿多尼斯在诗中写道：“他有多重身份，因为他只有一个国度：自由。”

　　他还写道：“我真正的祖国，是阿拉伯语。”

　　阿多尼斯极为重视阿拉伯古代诗歌的遗产，曾编选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三大卷《阿拉伯诗歌选》。“你从中读到的不是权势，而是人；不是机构，而是个体；不是政治，而是自由；不是部落主义，而是叛逆；不是因袭者的修辞，而是创造者的体验。”他冷落了“那些主要依靠文辞藻饰取胜的诗歌，或主要起到社会、政治功能的颂诗、悼诗、矜夸诗、攻讦诗”。

　　对中国读者熟悉的黎巴嫩诗人纪伯伦，阿多尼斯是尊敬的，但在他看来，纪伯伦的“历史价值，超过了其艺术价值”。

　　■他和他的祖国：

　　批判着 深爱着

　　“我和我的祖国/披着同一具枷锁/祖国啊，我怎能与你分开/祖国啊，我怎能对你不爱？”

　　——阿多尼斯

　　在阿拉伯世界，阿多尼斯是诗人，也是重要的思想家。在阿多尼斯看来，“批判是我的义务，表达是我内心的呈现”。

　　无论黎巴嫩，还是叙利亚，阿多尼斯批判着，同时深爱着。

　　前些年，七旬阿多尼斯，回了趟叙利亚。故人多乘黄鹤去，有健在者，沧海也已改变彼此模样，相见不相识。一位孩提玩伴，和他同村长大，经人介绍，总算辨认出他来，两人相拥，阿多尼斯痛哭流涕。和一位同胞的拥抱，得穿越几十年风尘。“抱紧他的那一刻，我发现，我和我的祖国之间，没有任何问题。”——道出此言，阿多尼斯委屈得像个孩子。

　　阿多尼斯一生最艰苦的时期，就是在叙利亚度过的。他结婚时连领证盖章的钱，都是负责盖章的职员代付的——他付不起。20多岁服兵役的他，甚至因加入某左翼政党而入狱一年。“在监狱中，我真正体验到屈辱，也第一次感觉到：人应是一切政治的目的，而不是工具。那些不堪回首的细节，我犹豫，该不该放到自传里。后来想想，还是没有。因为那样，可能对我的祖国是一种羞辱。我永远都不想，我的祖国和同胞，因我的文字而蒙羞。”

　　泅渡那段人生的黯淡，阿多尼斯靠的是诗歌和爱情——后者，指大学同学哈丽黛，当年执子之手的恋人，后来与子携老的爱人。“只要一个民族有一位女子和自己相爱，就足以让我把这个民族对自己的所有伤害遗忘。”

　　年轻人问他，什么是爱情。

　　阿多尼斯答道：“爱情不是用来谈论，是用来体验的。恋爱去吧。”

　　■当下的世界：

　　低着的是风，灰尘高高在上

　　“通常，历史是由鲜血写就/通常，另一滴鲜血把它抹去/这样互相吞咽的/是哪一种永恒？”

　　——阿多尼斯

　　在诗行里，阿多尼斯对发生在当今世界上的冲突争斗发出无声的叹息：

　　“自从我们发明了‘正确’/我们认识的就只是‘错误’。”

　　“有一种愚蠢，是天使般的愚蠢。”

　　对“殉道”这个词，阿多尼斯是谨慎的。“一切，都不值得你用生命作为代价。一切都应该从人出发。譬如，技术本身是人类发展的诗意探索，技术应是为人服务的工具，而非人变成为技术服务的工具。物质文明，是为生命服务的。而绝不能让生命成为物质追求的牺牲品。生命是最高价值。任何问题，需要用生命去解决，就成为了另一个更严重的问题。”

　　他倡议“尝试用正义、用谈判、用和平的方式，去解决问题”的同时，写着诗：“人与动物的区别是什么？语言吗？/没等我回答，她答道/‘区别在于人能够转变成动物。’”

　　“今天，低着的是风，灰尘高高在上。”阿多尼斯说。

　　■文/本报记者　朱玲

　　（感谢北京外国语大学薛庆国教授为本报专访提供全程阿拉伯语翻译）

　　关于阿多尼斯

　　阿拉伯诗人，1930年出生于叙利亚，1947年进入大马士革大学学习，1954年毕业于该校哲学专业。1956年移居黎巴嫩。1980年代起长期在欧美讲学、写作，现定居巴黎。他是一位作品等身的诗人、思想家、文学理论家，是当代最杰出的阿拉伯诗人，在世界诗坛享有盛誉，屡获国际大奖，近年来一直是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人选。

　　阿多尼斯有关诗歌革新与现代化的见解影响深远，并在阿拉伯世界引起很大争论。迄今共发表22部诗集，并著有文化、文学论著近20种及部分译著。其旨在重写阿拉伯思想史、文学史的巨著《稳定与变化》分4卷出版后，被公认为研究阿拉伯文学及文化的经典著作。2009年3月，其作品首部中译本《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由译林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