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德明, 赵思运, 张立群: 当代中国新诗创作现状扫描

[河南倩倚]

　　百年新诗发展到现在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理论界和创作界的隔膜一直存在着而且有加剧之势。对当代中国新诗创作的冷漠或者陌生带来的理论和批评的不当或者缺席都是对新诗的损害，在此，本刊特邀活跃在中国新诗批评第一线的几位青年诗歌批评家、文学博士就“当代中国新诗创作现状”做一现场的评价，为此表达对当代新诗写作的尊重。

主持人：马知遥 （山东艺术学院艺术研究所副教授 文学博士）
对话人：赵思运（浙江传媒学院教授 文学博士）
　　　　张德明（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 湛江师院中文系副教授）
　　　　张立群（辽宁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文学博士）
对话方式：电子邮件


　　马知遥：你们如何评价目前网络诗歌的创作？

　　张德明：目前网络诗歌的创作状况可以用几个词语来概括：火爆、混乱。说它火爆，就是说自从诗歌与网络在上世纪90年代末期联手之后，借助互联网的平台已经诞生了无数新诗的婴孩，这些婴孩中很多是早产儿，有些甚至是孬种，但都毫无阻挠地被互联网接生下来。诗歌创作在网络世界极度活跃和兴奋，人气指数相当地高，而且长期居高不下。互联网低门槛、超世俗的发表机制和快捷、便利的传播方式，给网络诗歌的火爆蓄足了马力。说它混乱，是指在网络诗歌语境中，传统的诗歌标准很多都已失效，以往的诗歌论资排辈格局被大大削弱，诗歌伦理与道德的底线在一再下调，各种千奇百怪的诗歌形态都在这里轮番上演。网络诗歌火爆混乱的格局，某种程度上是有助于中国新诗的发展的，虽然目前来说，诗歌的许多负面性被暴露无遗，但在诗歌的各种手法、各种观念、各种情态借助互联网的话语空间尽数演绎之后，新诗或许会找到最佳的发展路径。

　　赵思运：近年来网络诗歌可以说极大地解放了诗歌生产力，把诗歌从严格审核的绳索中解脱出来，是对诗歌的有力推动，但是也必然带来了诗歌观念的失范，一时间成为书写欲望和生理欲望的自然宣泄。无论是内容上还是艺术形式上，都缺乏最基本的节制。网络对于诗歌创作来说，可谓是双刃剑，一方面，剑指艺术专制行为，另一方面，又杀死了诗美。不过，经历了近十年的喧嚣之后，现在网络诗歌渐渐从刚刚解放的亢奋之中沉潜下来，似乎网络诗人已在收敛和反思。当然，对于网络诗歌中的所谓“负面现象”，应该辩证地审视，不能一概否定。比如“下半身”、“垃圾派”、 “低诗歌”所蕴含的“低诗潮”运动，并不是孤立的诗学问题，而应该看到他们所揭示的背后更深刻的文化危机。他们所推崇的“崇低”何以对“崇高”构成反叛？背后的动因是什么？这是很有深意的话题，不要随意搁置起来。

　　张立群：最近网络诗歌关注的少些，但网络诗歌形式更为多样却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上，我观念意义上的网络诗歌一直存在着网络与诗歌创作上的“不稳定性”：即网络诗歌常常是先创作而后发到网上，此外，就是先发表后贴到网上（有的还要注明出处）。这一现象可能和理想中的网络诗歌有些距离，但却能够充分呈现的当代中国网络诗歌的特点。因为后者是纸面发表，而后再上网，所以，其创作实绩的认识需要身份的甄别。而对于前者，那些发表在网上的，又难免存在正式发表“招安”的心理，所以，网络诗歌的自我独立性还有待于健全。

当然，这个问题还可以通过另一侧面来证明：比如，我在偶尔客串编辑某些刊物时，也常常遇到网上发来的稿件，包括邮箱、刊物网站的，等等，这样的网络诗歌如何判定呢？似乎有经验的编辑都知道：这时的稿件往往质量一般，而成名诗人的同类稿件其投寄渠道又与此有很大的不同……上述趋势可以证明，写诗者很多，但达到一定档次的并不太多，大家混杂在一起，将以往编辑部的纸面审稿网络化，这大致也可以从侧面印证我们时代的网络诗歌吧！

　　马知遥：有理论家提出要规范目前新诗的形式，从过去诗歌的格律中为新诗找到真正的出路，你们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张立群：这应当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而作为一种研究者的理想或曰认识观念，其在具体实践中难免具有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差距。在我们这个时代，诗歌理论家是一个容易遭人非议的称呼，而非议者不仅有读者，还有诗人甚或理论家自身。对于新诗的形式，我始终持有这样一个看法：新诗要表达的是现代性复杂的经验，是个体抒情的语言外化形式，因而，与其外部规范，不如自我认同“我现在写的是一首诗”，即使它不及古典和格律那样体制明显，但它有（书写者主观）的内在结构。从新诗发展至今的正反两面经验可知：新诗的出路在于新诗人自我的提升进而影响新诗整体的历史判断。在这个意义上，几首好诗或谁是坏诗均无法左右新诗的“他者判断”。诗歌写作和理论研究已经分解开来，因此，在我们的时代，我倒觉得研究走出学院和体制的限制，在普及、推广新诗（比如传播、教育）上多下功夫，或许不失为一种正视现实的策略。

　　张德明：在四种文学样式中，诗歌也许是最讲究形式的一种艺术品种，所以强调诗歌形式的重要性，这种做法一点都不过分。但形式和内容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是相互依存的，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一样，是无法割裂开来的。说一句老话，没有脱离形式的内容，也没有脱离内容的形式。诗歌形式是与诗歌内容密切相关的，而且形式往往受制于内容的表达。我们说目前中国新诗的形式还不够稳定和妥帖，并不是说要给新诗创作找出几种基本的形式，而是当代诗歌在处理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时，还做得不够完美，没有达到最佳的艺术效果。因此，不可能把形式从诗歌文体中单独拎出来加以谈论。刻意要去规范新诗形式的想法本身就是存在问题的，从过去诗歌的格律中也就不可能为新诗找到真正的出路。

　　赵思运：关于这个问题，我回答三句话：新诗形式是不可能“规范”起来的；作诗肯定需要对于形式的“意识”与“自觉”，这是诗之所以为诗的前提；新诗形式的自觉并不必然地以古典诗歌的“格律”为圭臬，诗歌早已从音乐和舞蹈的翅膀下独立出来，而形成了视觉性的语言艺术。

　　马知遥：你们怎么看待当下诗歌理论家和批评家对当代诗歌研究的隔阂？

　　赵思运：原因之一在于很多诗歌批评家缺乏进入诗歌现场的能力。他们做诗歌研究和其他文体的研究一样，缺乏解读诗歌文本和诗人灵魂的能力，严酷一点说，他们不懂“诗”。原因之二，一些批评家真正懂诗歌，但是现行的学院体制更注重对于经典诗人的研究，而对于当下诗歌状况的研究则被排斥在正统的诗学研究之外。

　　张立群：这个问题或许说成理论家和批评家与当代诗歌之间的隔阂更好？！这种现象很无奈，也很沉重。我在回答上一个问题时，其实已涉及了一部分。批评家和诗人在这个年代互不信任早已不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当然，如果从传统的引领角度来看，批评家似乎责任更大一些，而一些不大不小的诗人在指责批评家时又期待批评家为其写评论的现象也很有意思。无论就当代诗歌的发展趋势，还是当代的学术体制，都决定批评和写作只能在一方“妥协”（比如写评论）时才能达成一致，这一点即使对那些集写作和研究于一身的人都难以避免。从上述事实看待理论家和批评家对当代诗歌研究的隔阂，还可以补充的是：批评和学术之间的差异，当代人写当代人的难言之隐，以及学问需要几十年的沉积才可看清等一系列“潜在规范”。如果结合自身说法即是：我个人过去由于项目的原因写了很多诗人批评，也获得一些诸如文章发表的东西，但现在我越来越有意疏远这一工作了，至于为什么，好像还很难说清……

　　张德明：应该说当下诗歌理论家和诗歌批评家大都是熟悉当代诗歌现状的，许多研究者长期蹲守在中国新诗的现场，能针对当下出现的一些诗歌现象和问题进行及时的发言和总结。但也不排除这样的情况，一些学院派的诗歌研究者，对原有的诗歌文本和诗歌理论非常熟悉，领悟很深，但并不熟悉当下的诗歌状况，尤其不熟悉网络语境中的诗歌状况，不了解70后、80 后乃至90后诗人的创作实际。这些不熟悉当下诗歌状况的学者，如果不对当下诗歌发言，倒是无甚关系的，不熟悉就不熟悉，我不对当下指手画脚，不对当代诗人说三道四，这是毫无问题的。问题是，有些诗歌理论家和诗歌批评家，长期不在诗歌的第一现场，根本不了解当代诗歌的格局和现实，但他们还要扮演导师的角色，还要对当下的诗人和诗歌界发号施令，动辄就是要“重建”什么，要“规范”什么，要“叫停”什么。这样的诗歌理论家和批评家我觉得是最要命的。

　　马知遥：你们认为朦胧诗歌、第三代诗歌以及网络诗歌在当代的写作中有什么联系，朦胧诗歌和第三代诗歌真的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吗？

　　赵思运：我从来是反对历史进化论的。朦胧诗和第三代诗歌的因子，已经成为中国新诗的无可回避的遗产。网络诗歌的沉淀尤其需要历史上真正有价值的诗歌做参照。我相信，好诗不是浮在网络浪潮的，网络仅仅是诗歌生产的媒介，不能绝对改变诗的质的规定性。

　　张立群：第三代与朦胧诗之间的联系表面上很容易，第三代在朦胧诗之后，又称后朦胧，第三代是读朦胧诗并将其视为崇拜者而成长起来的；由于前辈的阴影太大，第三代一些懂得采取策略的人通过“PASS”、“打倒”朦胧诗使自己在集体出场的表演中登上历史的舞台，既然要颠覆，就得有些表现，所以解构、戏拟甚至有意南辕北辙，但退出历史的舞台似乎不恰当。从诗歌史的角度来看，一旦进入“历史记录”，也就谈不上退出。但值得注意到是：对于90年代直至今天的诗歌以及网络诗歌，第三代的影响还是巨大的，至今很多写作仍旧没有超越第三代，而从历史的角度，也很难达到朦胧诗那种时势造英雄的高度，因此，我相信：朦胧诗会成为历史的界碑，而第三代会成为一个历史阶段的写作经验之源。

　　张德明：当下网络诗歌虽然比较驳杂和混乱，但可以看得出，已经为文学史所接受和认可的朦胧诗歌和第三代诗歌，仍然是网络诗人们从事诗歌创作的模仿文本，也是他们判断诗歌高下的基本参照物。作为过去时态的朦胧诗派和第三代诗派确乎已经从历史的舞台上退场而去，但这并不妨碍不少朦胧诗人和第三代诗人借助互联网的特定平台仍然活跃着。据说所知，属于朦胧诗派的严力，属于第三代的李亚伟、杨黎等人，目前仍坚守在诗歌阵地，不断提交着他们的诗歌新作。

　　马知遥：目前中国民间诗歌的发展令人鼓舞，各省份几乎都可以找到代表当代诗歌势力的民间刊物，请例举几个你们认为很重要的民间刊物，并对他们进行科学的评价？

　　张德明：目前中国民间诗歌的发展情势，可以用“百舸争流”“异彩纷呈”等词语来形容。各省的民间刊物有增无减，这给诗歌借助民间力量进一步发展提供了非常好的环境与契机。有关官刊和民间刊物的关系，我记得赵卫峰从交通工具的角度打过一个形象的比喻，他说官刊犹如公交车，民刊好比私家车。目前中国的民间诗刊日渐增多，好比中国当代的私家车不断添加。官刊的权威性和人们的认可程度一时难以动摇，正如公交车仍是许多中国人最基本的交通工具，而且占据着各城市的主要要道一样。而民间刊物更自由，更灵活，更有特色，好比私家车更便利，更能体现个人情趣，更能满足个人生活需求一样。我对当代民刊不是太熟悉，但我认为，广东地区有几家办得相当不错、在国内影响很大的民间诗歌刊物，比如黄礼孩主编的《诗歌与人》，走专题策划的办刊路线，先后推出了“70后”“中间代” “女性诗歌”“柔刚诗歌奖获奖作品”等专题，文学史的意义和价值较为突出。另外还有《九月诗刊》《白诗歌》等等，也较有分量。

　　赵思运：目前仍然活跃的诗歌民刊真的太多了，一时不好遴选最重要的民刊。《非非》、《女子诗报》、《诗参考》、《大陆》等纵贯20多年仍然薪火相传，诗性与血性的交融，依然灼人灵魂；新世纪诞生的《诗歌与人》持续不断的为新诗史提供着新的概念与框架性因素；《独立》倔强地为民间诗歌作者档案性的工作，也不断开辟着地域诗歌的疆域；《活塞》、《低诗歌》等作为文化颓败时代的预言性载体，源源不断地辐射出诗学与思想的新的质素；《诗歌现场》、《葵》作为民间诗歌的阵地，新鲜血液汩汩奔涌；《星星诗刊·理论版》作为唯一民办的诗歌理论官刊，以其评论的活力，为诗歌史和诗歌理论做着积累工作……

　　张立群：现在的民间刊物真是质量越来越高了，有的甚至比正式期刊印刷的还要好。但民间汰变的速度也是非常快的，有点像城市街道上的流行歌曲，其不稳定性也由此可见一斑。据我手里掌握的一些资料，《诗歌与人》可以算作一本长期坚持、质量上乘的民刊。它常常以集中化的方式推出一类专辑，比如诗人专辑、获奖专辑、理论专辑，这一策略就读者针对性和研究视野来看，应当比简单的“圈子化”展出好出许多……

　　马知遥：当下诗歌创作出现了诗人扎堆，通过网络和民间刊物互相学习和交流的常态，你们认为这样做好吗？

　　张立群：诗人扎堆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已经司空见惯了。一个网站、一个民刊上经常重复的写手似乎本意也在于此。从历史的角度看，同仁方式、小集团化也不是什么坏事，由于当代诗坛各个地域情况千差万别，这里当然最为重要的因素是诗人的团结，此外可能就属经济因素了，毕竟办民刊、集会交流总需要以经济为支撑。上述现象大致可以说明：那些诗歌繁荣的区域整体水平可能更高，其容纳程度也自然大了许多。相比较而言，在仅有少数诗人写作的区域，他者眼中的“扎堆” 或许更为明显，这时，诗歌写作的景气与否也会呈现出泾渭分明的态势，但无论怎样，通过网络和民刊互相学习和交流都会对本区域和诗歌整体产生良性作用，至于常常在网络上产生的意气之争，则另当别论。

　　赵思运：好。

　　张德明：诗歌创作是一种个人性很强的文学活动，但这并不意味着诗人就不需要交流和沟通。在当代这个信息社会里，人们之间的往来变得极为便利和频繁，诗人们之间的交往和相互切磋也成为日常之事。这就是所谓的诗人扎堆，诗人成群结队的情形。我认为，这样做对于扩大新诗的传播度和影响力来说，无疑是非常重要的。诗人们成群结队，通过网络、民间刊物以及其他途径互相交流、共同提升，这必然会影响到周围的人。诗歌活动的频繁举办，诗人声名的日益提升，等等，都会刺激到诗人周边的人们，使他们对新诗产生一种新的看法和认识。新诗借助这些方式，会培养更多的读者和写作者，这对新诗的发展，功莫大焉。不过，这种诗人扎推的现象，对于提升诗人自己的诗歌技艺，迫使诗人苦做内功方面来说，又是有着相当明显的负面作用的。一些诗人借助网络和民刊，也许暂时获得了所谓的虚名浮利，但名声的日益扩大并不意味着诗人自身的写作能力也在逐步上升。一些诗人沉浸在现代通讯媒体所带来的虚假的影响力和知名度上，悠哉游哉，乐而忘返，有时反而疏忽了对自身写作技艺的锤炼和打磨上。而一个诗人依靠媒体而一夜走红，也会对他身边的诗人产生不利的影响，一定程度上会削弱诗人愿坐冷板凳的文学定力。我认为，诗人最终都是靠文本说话的，外在的造势再大，没有过硬的文本做基础，迟早都会被诗坛抛弃的。


　　马知遥：如果由你们来评价当下的中国诗歌创作，你们各自的评价是什么？

　　赵思运：方方面面对于新诗的评价，让我想起了“小马过河”的寓言，其实，新诗的状态既不像外界人士说那么“糟糕”，似乎新诗已经死亡；也不像诗歌界说的那么“繁荣”，似乎已经成为新诗史上的最好的时代。似乎现在的诗人分化很厉害，大部分诗写的越来越轻，越来越飘，而一小部分人默默写作，沉到时代的底层。过于聪明的诗人越来越多，并不是好事，我相信，真正的“大诗”都是呕心沥血之作，现时代的“潜在写作”或许更有意义和价值。诗歌写作是一种手艺，更是灵魂的修炼，诗人的优秀不在于以怎样的方式“秀”出，诗歌的事业是考验诗人灵魂的一生的马拉松竞赛。

　　张立群：写作方式增多了；创作视野开阔了；大诗人和优秀之作不多，中间诗人占有重要比重；造成诗歌表面的热潮因素很多，但这个脆弱的态势只有冷却下来，我们才能看清内在的纹理。

　　张德明：我觉得，当下的中国诗歌创作是杂乱中偶露峥嵘、喧嚣中孕育着希望。这是一个群星闪烁但没有月亮的时代，但说不准未来10年或者20年之内，真的会有一颗炫目的诗歌明月将从这个熠耀的星群中脱颖而出。我想，这是绝对值得期待的。

　　马知遥：尽管远隔千山万水，我们三位评论家从不同的空间位置发出的声音似乎在这里形成了一个交汇。他们的回答可以说毫无保留而且直接地回答近几年来他们对新诗现场的思考，对三位同道者即兴式的发言中我们看到了青年批评家对诗歌现场的坚守和锐利的视角。中国新诗值得期待，中国诗人值得期待。

（2009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