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勒：写作是证明自我的唯一途径

[严伯禹]

“我非常吃惊，真无法相信我获奖了。”现年56岁的德国女诗人赫塔•穆勒，恐怕根本没想到自己会在包括以色列作家奥兹、美国作家菲利普•罗斯、日本作家春上村树等在内的众多热门候选人中脱颖而出，把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收入囊中。

在颁奖词中，诺贝尔奖委员会称赞穆勒的作品“兼具诗歌的凝练和散文的率直，描写了一无所有、无所寄托者的境况”。据悉，穆勒是诺奖历史上第12位获得文学奖的女作家，也是继波兰女诗人维斯瓦娃•申博尔斯卡1996年获诺奖之后，又一位以诗歌摘取文学桂冠的女性。按照惯例，穆勒将获得1000万瑞典克朗(约合140万美元)的奖金。

关键词一:政治

瑞典文学院在授奖公告中称“赫塔•穆勒文学中的道德动力使之完全符合诺奖标准”。显见的所谓“道德动力”，指的是穆勒对于罗马尼亚特殊政治时期的批判和揭露。舆论也普遍认为，穆勒获奖与她始终如一的政治立场大有关系。然而，获奖当晚接受媒体电话专访时，这位惊诧于“这个奖怎么会落在我头上”的作家声称自己“从一开始写作，就是写给我自己的”，并表示:“刚开始写那会儿，写作于我并不重要。谋生才是第一位的。”

此种说法看似悖谬，对穆勒而言却也自然。究其因在于自我与政治，更像是她自身经历和文学生涯的一体两面。穆勒1953年8月17日出生在罗马尼亚巴纳特一个德语小镇，父母是罗马尼亚境内讲德语的少数民族。她的父亲在二战期间为德国党卫军效力。1945年，大量罗马尼亚人被流放到苏联，穆勒的母亲就在其中，她在如今的乌克兰境内某个劳动营工作了5年。1973年到1976年，穆勒在罗马尼亚蒂米什瓦拉一所大学学习罗马尼亚和德国文学。在大学期间，她加入了旨在反对当时罗马尼亚领导人奇奥塞斯库统治的巴纳特行动小组。完成大学学业后，穆勒在一家机器工厂当翻译。由于拒绝充当秘密警察的线人，她被工厂解雇。

1982年，穆勒出版“处女作”短篇小说集《低地》，小说在罗马尼亚遭到审查。两年之后，她在德国发表了未删节版本，同年在罗马尼亚发表《暴虐的探戈》。在这两部小说里，穆勒通过讲述一个讲德语的小村庄的生活，揭露了政府对各种各样的“异己”——少数民族、异见分子、不服从者等的迫害。由于她多次对罗马尼亚政府提出批评，并且担心秘密警察的侵扰，1987年，她和丈夫——同为小说家的理查德•瓦格纳前往当时的西德定居。

罗马尼亚集权统治下的生活经历令穆勒终身难忘，尽管已离开故国20余年，然而压迫与流亡、放逐与极权始终是她小说和诗歌的主命题。她的作品较多着墨于社会底层的现状。小说《约会》是关于一个在服装厂工作的女工，把小纸条放在来自意大利男人的西装里，写着“娶我吧”。《人是一只大野鸡》则讲述了罗马尼亚边远地区的一个巴纳特人申请出国，遭到罗马尼亚官方的各种刁难，女儿被乡村教会长老强暴，这个可怜人历经艰辛离开故乡，已经没有足够的心力去返回故土。在随后的《单腿旅行》中，穆勒更是将远离故土的沉痛感发挥到极致，罗马尼亚移民伊蕾妮不仅有着“家国两殇”的隐痛，而且所迁移之地亦非乐土，西柏林的资本主义社会让人无法融入。由此，穆勒不仅像过去那样宣布了“对故乡的死刑”，而且也宣布了对“挣脱痛苦”这种追求的死刑。

穆勒最富盛名的长篇小说当属《宝贝》。在这部小说里，贫困山区的女大学生费尽心力向上爬最终被等级序列的官僚奸杀，另一位迷人的美女则通过不断出卖朋友而赢得“生活西方化、计谋东方化”的丛林式生存的胜利。其后她发表于1996年的小说《风中绿李》则讲叙了一群从小长大的朋友的故事，有学生、老师和工程师。他们在独裁政权下崩溃，最后选择了自杀。书中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回忆童年经历，构成了一段段叙述几位死者的故事。在今年出版的新作《呼吸摆动》中，穆勒以她母亲的经历为蓝本描写了流放到苏联的罗马尼亚人的生活。

关键词二:语言

“井不是窗也不是镜子。向井里望久了，常常会望进去。那时，外公的脸就会从井底升起，停在我的脸旁。他的双唇间是水。”这是穆勒小说《黑色的大轴》开头的一段文字。这部短篇小说发表在2001年第6期《译林》杂志上，这是迄今为止国内为数不多的穆勒作品译介之一。此外，1992年第1期《世界文学》曾做过穆勒的小传，该杂志还于2003年第5期发表过她的一个小短篇《一只苍蝇飞过半个森林》。

尽管目前国内对穆勒作品的译介少之又少，但她文笔的灵动、诗意，从仅有的文字中可见一斑。译林出版社总编办主任袁楠回忆说，尽管穆勒的大部分作品她都没有看过，但她的语言驾驭能力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的语言是出奇地精确，据说她是查着字典写文章的。她的文字不属于晦涩难懂的一类，而是非常有韵味，其蕴含的文学价值不可小觑。”

北京大学德语系教授李昌珂这样概括穆勒的写作特点:“她的作品是一种自白文学，主要还是以回忆往事、反思历史、描绘那些失去家园的被压迫者的命运为主。”他认为，隐喻、转喻、象征、暗示这些含蓄的表达方法使她的作品与众不同。

对自己的写作特点，在一次题为《感觉是如何自我虚构的》的演讲中，穆勒坦陈，正是严格的审查迫使她学会了复杂的语言攻守策略:陌生化的段落建构、意象的扭曲式表达、心理状态衍生式通感，如此种种使得她不得不与那些明快清晰的文学“绝缘”，她更是拾起法国诗人波德莱尔以降的“丑学”传统，将一种沉重的阴郁感发展成一种宏大精确的美学。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今年6月新上任的瑞典学院终身秘书彼得•恩隆德表示:“我认为，在穆勒的作品中有一股难以置信的力量，她拥有非常独特的写作风格。”他接着说道，“你只要阅读了半页，就马上知道这就是赫塔•穆勒。”

书评人唐学鹏进一步指出，穆勒文学所代表的“价值无从依存”、挥之不去的阴郁感以及不断滋长的“绝望美学”因诺奖而加冕，这不仅是对其作品文学价值的认可，更是当下新的冷感时代形态的一种隐喻。“相比穆勒小说语言具有的无可匹敌的质感、奇幻及穿透力，当你看到‘汉化’后诸多诺奖小说的苍白，你不由不感佩她的文学之美。”

关键词三:跨文化

有专家对近年的诺奖得主做出比较后表示，近年来的诺贝尔文学奖仿佛成了跨文化另类作家的乐园:自2000年至今，10位获奖者中有7位具有跨文化特质，几乎每位获奖者均有“另类作家”色彩，而最近3位获奖者均是“跨文化另类作家”——具有津巴布韦情结和血缘的英国作家多丽丝•莱辛、具有毛里求斯血统和美洲作家特性的法国作家勒克莱齐奥，当然还包括本届诺奖得主穆勒。

穆勒幼年生活在一个罗马尼亚德语社区中。多年后她回忆说，自己第一次接触到罗马尼亚语时已经15岁，在她生活的地方没人讲罗马尼亚语。之后她又移民到一个德语国家，所以对德语和罗马尼亚语两种母语，她一直有非常复杂的感情。“我的罗马尼亚语水平一般，我相信罗马尼亚语最美的部分是我在轿车厂干活时学到的日常用语。”“罗马尼亚的比喻更加肉感，直截了当。那种直接的形象比我的母语德语更适合我，这是我想学罗马尼亚语的主要原因。但我的罗马尼亚语词汇不那么丰富，词汇贫乏就很难表达自己。因此我一直使用德语写作。”

在北大德语系教授潘璐看来，穆勒作品体现出来的显然不只是语言的碰撞，“她本是西欧后裔，却出生在东欧；经历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不同的政治制度，这种经历让她可以更好地展现两种不同文化背景的冲突和融合。”很显然，在中东欧这块多种语言和文化交锋的地方，穆勒的获奖再次证明了跨文化写作难以尽言的巨大魅力。

生活在跨文化的语境里，也注定了穆勒的“无所适从”。在罗马尼亚的时候，她是讲德语的少数民族；到了德国，她的身份又是罗马尼亚的移民。这些因素，无形中加大了她寻找归属感的难度。因此她说“写作，是唯一能证明自我的途径”。而在一些评论者看来，即使获奖，穆勒也无法掩盖自己作品的小众特点——她的头脑，还生活在那个意识形态对立的时代，她的文学世界，依然充满无家可归的迷茫和绝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