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诗歌在街道上生长” 当代诗歌缺乏穿透现实的力量

[大江]

《人民文学》坎墩“中益风”诗歌论坛举行，与会诗人提出——“让诗歌在街道上生长”。
近年来，诗歌与公共生活的关系、与大众的关系、与时代的关系，屡屡为媒体和公众所责难。近日于浙江慈溪举办的《人民文学》坎墩“中益风”诗歌论坛上，“诗歌与公共生活”再次成为与会者聚焦的论题。韩作荣、傅天琳、唐晓渡、柯平、陆健、商震、汤养宗、雷平阳、张执浩、荣荣、卢卫平、姚风、冯晏、胡弦、李元胜、朱零、孙磊等二十余位诗人、诗评家参与研讨。

“我觉得很痛苦，在诗歌的种种罪名被确立之后，这个问题就像悬在每个诗人头上的一把剑。”福建诗人汤养宗称诗歌与公共生活的问题，是个老让诗歌“得罪”社会的问题。“多年来，舆论都是偏向一方的，多指责诗人只会咿咿呀呀写自己的东西。”在《人民文学》主编李敬泽看来，无论媒体和公众对诗歌的争议和责难是否正确，但凸显了当下诗人与世界的关系，诗歌与世界的关系确实面临危机。“新诗的意义就在于有力地反映现代经验。我们这个时代的经验如此驳杂、充满矛盾，我有时候觉得诗人们在面对感受、认识、表现这些经验的时候是不是有所退缩？我经常感觉到，很多诗歌都对复杂经验作了过度过滤，剩下的都是过度纯净的东西。”他认为，很多诗歌表现得过于白衣飘飘，纤尘不染。

在当下的社会现实中，“我们还有象牙塔吗？这个时候，也许你真的该走下楼去，来到大街上，让诗歌在街道上生长”。云南诗人雷平阳说。

诗歌被公共生活挤压？

谈及诗歌与公共生活的关系，不少人不假思索地将其归属于个人生活与公共生活的关系，认为诗歌作为一种个人化的寂静写作，面对当下喧闹的时代氛围，面临迎合、拒绝、或是介入的问题。而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显然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如何界定公共生活？

澳门大学教授、诗人姚风认为，公共生活与个人生活相对，它可能是国家、制度、历史、社会、集体，还包括个人。但在公共生活的阴影下，个人可能是碎片式的，被规约的。长期以来，公共生活是被高度政治化的，时刻都在介入我们的个人生活。很多时候，它要求我们取消个人生活中可能是晦涩、朦胧的部分，要求个人生活明晰化，要明确表态，对个人进行精神上的整容。“有时候就像一辆公共汽车，制订了相应的路线和方向，我们作为乘客，很多时候都没有权利选择什么时候上车或下车，只能朝着一个固定的方向、沿着一条固定的路线前进。”所以，在公共生活的挤压下，个人生活的复杂经验会被稀释。而且，公共生活会制订自己的一套话语模式，这种模式影响我们的思维和写作模式。在这种情况下，讲真话非常困难。因此，在这种公共生活制订的话语模式中，个人有时候就缺席了。在这种情况下，他认为，探讨诗歌与公共生活的关系，一方面我们要有勇气面对，一方面应该跟公共生活保持一种距离和错位，最大限度地保留个人空间。“卡夫卡有句话说，和美和事物的直接联系，剥夺了我看事物的眼光。我站在生活的底部，而且头朝下。所以，我认为与公共生活的梳理和错位，会让我们更真实地反映公共生活。”

而在李敬泽看来，诗人从来没离开过公共生活。“我想我们现在谈概念谈多了，很容易陷入误区，直接认为生活中真的存在一块个人经验，一块公共经验。但在我们的生命经验中，恐怕很难做出这样的划分。作为一个诗歌读者，我觉得我们可能真的把诗歌和诗人所依据的生命给忘了，你为什么不能带着真实的生命，去直面、去思考公共经验和个人经验高度混杂的状态？”他所理解的公共生活是，公共生活就在每个人的生命和经验之中，指的是人们行动的部分，每个人与他人、世界发生关系的部分。我们必须意识到，卡夫卡的“头朝下”经历了多么惨烈的挣扎，他和世界的关系多么紧张，他是在挣扎中获得了这种姿态。而我们很多时候是把挣扎过滤掉，直奔姿态而去，“这是有问题的”。

李敬泽还表示，诗歌的寂静是在喧嚣之中，甚至是喧嚣的一部分。我们只有穿越喧嚣找到寂静，而不是说直接不看喧嚣，假定在我们的抽象思维中把喧嚣排除掉，以此抵达寂静。“抵抗也好、紧张也好，我觉得这是诗人之为诗人的题中应有之义。一个在抵抗中对自己所处世界一无所知的人，他的抵抗能算什么抵抗？那么，我觉得，恐怕诗人与世界的紧张关系，也内在地包含着诗人对这个世界的进入和认识。”

诗人雷平阳也表达了相应的观点。他举例说，在自己居住的楼下，原本是很多状元的故居，结果一夜之间全部被装修一新，开了许多饭馆，每晚直到十二点之后才听不见迎来送往的声音。他试图用各种书籍堆在窗口，以阻断这种声音，“书生通过用书隔断窗口走进的声音，永远是不可能的。这个时候，也许你真的该走下楼去，来到大街上，让诗歌在街道上生长。”

反映重大事件就是介入公共生活？

论坛上，兰州诗人叶舟谈到自己的疑问，我们在写诗的时候，是面对公共生活，还是面对公共生活的经验？他以自己去年在汶川地震时的写诗经历为例说，当时他仅仅用四十分钟的时间就写了一首诗，刊登在报纸上后，很快被各个杂志转载，后来在中央电视台的新诗会上被朗诵，那时，几乎所有认识他的人都给他打电话，连失去了很多年联系的小学同学也找到了他。“但这首诗在我的诗歌写作中是无力的。”对于他来讲，用诗歌介入公共事件，还是比较“胆颤心惊”。

在唐晓渡看来，如果把公共性看成由一系列重大事件来体现的，无法让人忍受。现在我们对重大问题的思考，全是由重大事件的推动来完成的。如果没有，就好像诗歌无所事事？他认为这是不正常的。并不是说反映重大事件不具有公共性，有时重大事件确实能比较耀眼地、集中地体现公共性，但这并不是诗歌表现公共性的主要方面。

“公共性不能预设，这一点非常重要。”唐晓渡说，所谓的预设一是主题先行，一是题材决定。“并不是写了某个题材就具有了公共性，如果是无效的文本，被称为垃圾，反而变成最没有公共性的东西。”在他看来，公共性是和有效性连在一起的，“公共性不是表态”。

“我所理解的公共性更多表现在日常生活方面。”以意识流小说《尤利西斯》为例，他说，《尤利西斯》只写了一个普通爱尔兰市民一天的生活，而且完全是内心生活，涉及内心一系列的念头，是意识流小说的开山之作。“你怎么评价他的公共性？”“出了文学圈，没人知道《尤利西斯》。可是，乔伊斯认知世界的眼光、观念，通过很多层面发生影响，这种影响会像涟漪一样扩散。”

他认为，诗人、作家个体的生成，是不断建构、解构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个人敞向世界、敞向生活、敞向文明。但不是对已知现实敞开。“所有现成的东西，对诗人来说都必须拒绝，应该敞向那些未被探见、被遮蔽掉的人类经验”， “这与媒体告诉你的公共性和政治层面传来的公共性，谁更具有公共性？我们在讨论公共性的时候，诗人们应该清楚是在什么意义上谈论，既不要简单地反对，也不要跃跃欲试，好像公共性是一场盛宴，我们只要去赴这场盛宴就行。根本没有这个意义上的公共性在等着你。”“如果我们仅仅把公共性理解成介入社会生活，对重大事件发言，那就太简单化了”。

唐晓渡还认为，简单地根据读者的多少来评定是否具有公共性也是有问题的。朦胧诗最早出来时，读者也只有几百人，可是在中国新诗发展过程中，朦胧诗长时效地发生影响，“重要的是它对诗歌观念、诗歌方法产生重大影响，即便人不多，公共性的质量很大，公共性有个质量的概念，不是通过外在来评判的”。

中国当代诗歌缺乏穿透现实的力量

而对于诗人来说，在面对与世界、时代、公共生活的关系时，也需要对自我进行审视。雷平阳谈起最近在沿怒江沿岸行走时的所思所想:在怒江两岸，有很多教堂，我曾在一个教堂的门口坐了一下午，我在想，我们就像一个逃亡者或者一个过客，对自己身边的生活都一概不知了。当时，我坐在那里，力图记录下教堂四周的事物，突然联想到自己生活的小区，结果我费尽心思，也没想起我住的地方周围有什么东西。“这种现场感的消失，在大脑里形成一片空白，让我非常紧张。在心慌、焦虑下一笔带过的生活现场，到底是怎么回事？真的是他们远离了我们，还是我们没有睁开眼睛？一旦拷问下来，就很恐慌。”

在唐晓渡看来，中国诗歌的问题，还不仅仅是现场感的缺失，最大的问题是思想性比较弱。“思想性并不是说要在诗里具体表达什么想法。任何既定的东西，对诗歌来说都是需要警惕的。思想，可能发生在文本之外。”以叙利亚籍黎巴嫩诗人阿多尼斯为例，他说，阿多尼斯的博士论文关于阿拉伯思想史，首先当然是个人经验，但个人经验跟阿拉伯思想史的沟通是通过强有力的思想来进行的，他考察阿拉伯思想史的过程，是与当代哲学、西方古典相比较，然后对自己的民族文明有新的认识。这些东西不仅变成他看待阿拉伯的眼光，也变成他看待世界的眼光。

阿多尼斯的诗《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标题中的两个意向就可以体现诗歌与公共性的关系，“作为个人经验的表达，实际上是大家可以分享的花园，通过这种方式来实现公共性”。在诗歌中，他做的几乎都是重新命名的工作，对所有他关心的问题包括爱情等这些被人们反复注意的问题，重新命名。“一个人靠多大的心力，包括脑力、创造力、感知力，才能创造出这么多？这种力量从哪儿来？如果他没有强大的思想力，在这样纷繁的、动乱的、碎片化的世界中，他怎么获得那样的力量？”

湖北诗人张执浩在发言中称，一味地怪责商业化的冲击，把自身的孱弱归咎于各种外力的推搡，已成诗人们在各种场合津津乐道的托辞，很多人并没有打心眼里接受失败的命运，可也不愿从西绪福斯手中接过那块巨石，重新回到权利话语场，企图以此证明“我还在场”。因此，我们看到诗歌活动越来越频繁，诗歌事件此起彼伏，诗歌刊物朝秦暮楚，但诗歌在整个当代文化中所占的份额并没有成正比地增加。

唐晓渡认为，诗人们很多没有逃避现实，但却没有力量穿透现实。他说，历史是处在不断延续中的，知识分子的品质、脊梁、内在的信念被摧毁，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并不仅仅因为一些文化事件，也并不仅仅因为商业化，这些确实是很惨痛的历史经验，但也不能因为这些就停止思考，这里面同样有一个无法穿透的问题。

“一个悖论是，中国现实本身的复杂性是前所未有的，传播手段也前所未有的多元化，但诗人、作家个体的能力根本不能适应，没有力量去穿透现实，去充分地运用传播手段。原来写一首诗要传递很久才能到文友手上，现在有很多的便利，本来应该有很多思想的碰撞，但是却思想特别浮泛，无法积累、成型。而且思想更多是打发现实，而现实本身又呈现为滚动的琉璃球，不具有一种可供从容地作为静态模型来分析的可能。这些都是对诗人思想能力、感知能力、创造能力和语言能力的综合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