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叶”诗人郑敏

[秋问霜]

“九叶”诗人郑敏

　　
　　一位满头银发的老太太过来开门，她身穿蓝色无袖上衣和深色褶裙，小心地走过空旷的客厅，在靠窗的沙发上坐下，不解地问：“我一个老太太，有什么值得采访的呀？”之前在电话中她已经问过这个问题了，她的记性不太好了，聊天时她好几次问记者叫什么是哪个报社的，得到答复后马上回过神来：“对不起，我好像问过了。”

　　89岁的郑敏是“九叶”诗人中的一叶，其余八叶均已凋落，去世最早的是穆旦，死于1977年，去年袁可嘉在纽约去世后，郑敏成为“九叶派”仅存的一位。她跟女儿和外孙住在一起，客厅一角放着她的先生童诗白的像框，像框上贴着一张纸条，上面是郑敏手写的一首诗《我们永远在一起》。她先生童诗白是著名电子学家，已于四年前过世。

　　聊到自身经历时，郑敏的记忆力非常清晰，语气从容沉缓：出身于留法知识分子家庭，中学时阅读大量文学作品，进入西南联大哲学系，开始写诗，并遇到几位对她很有影响的老师，四十年代末赴美留学，五十年代中期回国，先后在中科院文学所和北师大做研究及任教。这是那个时代留学知识分子的典型经历。

　　郑敏强调自己身上并无多少女性特质，她的诗也是重哲思、去女性化的。她那些受人瞩目的诗歌《金黄的稻束》、《寂寞》等都是写于四十年代，七十年代末以后她重新开始写诗，直到现在也未停笔，但在后来的诗里，过去那种沉静动人的光彩黯淡下来。她翻译过普拉斯、洛威尔等英美诗人的诗歌，译得都很漂亮，她和穆旦、袁可嘉、陈敬容都是一流的诗歌翻译家。

　　只要稍微停顿一会儿，郑敏就会把话题从自己身上转移到农村教育问题、中国文化问题上来，语气也变得激昂起来。她提到她家请的36岁的小时工，竟然不识字，“我觉得太惊讶了，我就不能理解，难道不能每个村子办一个小学吗？”另一方面，她认为现状不太可能改变。

　　傍晚时分，聊天结束，郑敏起身走进厨房，将中午剩下的饭菜加热，饭菜是小时工做好的。她把菜倒进锅里，打开火，把饭送进微波炉。她手脚麻利地准备着晚餐，偶尔会忘了锅铲搁在哪儿。

　　一

　　我本来姓王。王家在福州是一个很大的家族，外祖父是有名的词人，我母亲念过私塾，非常喜欢诗词。我父亲所有的朋友都是留法念理工科的，他们那时候出去是在清末民初，开始意识到中国的科技落后，所以他们都去念自然科学，没有人去念文科，回来后就是想要发展中国的科技，所以他们不会去做官。

　　我的生父很早就过世了。他有六个孩子，而且他身体非常不好，得的是肺结核。他病得非常重，躺在床上快死的时候，我得了脑膜炎，也快死了，几个月大。这时父亲的一个把兄弟，就是留法的同学来了，问小孩为什么扔在地上？没希望了，得脑膜炎了。父亲这个把兄弟就把我抱去医院治病，由他负责，等于给了我第二个生命。所以他做了我的干爹，他后来在国民政府做到很高的官。

　　我的病治好后，因为小孩太多，王家就把我过继给了郑家。我的养父是我生父的妹夫，养母不能生育，所以我就成了他们家的孩子了。我父亲对我非常好，他也是留法的，一点都没有歧视女孩子，他们从法国回来，脑子里头完全是自由平等那一套。他们那一代反抗封建比我们后来厉害得多，尤其他们是第一批跑到欧洲的，对封建文化非常痛恨。我父亲后来卖掉一座房子送我去美国念书，所以我觉得自己真是非常幸运的。

　　我父母对待我是完全像一个男孩子那样教育，一点都不鼓励我当旧式的小姐。我是在河南的一个矿山长大的，父亲是那儿的总工程师，对我用的是西方的教育方式，每天都是体育锻炼，爬山、游泳，我六岁就会游泳了。然后又找一个家庭教师来教汉语，开始认汉字，数学我是一塌糊涂。我母亲很喜欢做衣服，给我做了很多漂亮的衣服。

　　六岁时，我母亲带我到北京，让我在北京念小学，我父亲还留在矿山。我上的是一个教会小学，有一个很有名的教会中学叫贝满中学，我这个小学就是贝满中学的附小。念中学是在江苏省立女子中学，因为我父亲在南京工作。

　　念到初三的时候我的数学已经很危险了，代数把我吓坏了，幸亏到高中就念文科了。我从高中起看了好多翻译文学，把《世界文库》里英国著名文学作品差不多都看了，那时候美国的很少。那时整个新文学都出来了，所以我也看了不少新文学，鲁迅啊，周作人啊都看了。

　　二

　　到昆明上联大本来念的是国文系，但我觉得新文学的书我都看遍了，不想念国文了，古文我也不想念。犹豫了半天，我说我转哲学系吧。我真是走对了，一直到后来很晚，看到海德格尔说哲学是文学的近邻，我心想太对了。我当时并不知道这句名言，可是我就主动去选哲学了，当时哲学是个非常冷的冷门，经济是最热的了。我学哲学是为了丰富我的思想。

　　当时哲学系有汤用彤、冯友兰、冯文潜和郑昕，这几个老师对我影响最大。汤用彤是教魏晋玄学的，冯友兰是教中国哲学的，冯文潜教西洋哲学史，郑昕教康德。这四个老师就整个把中西方哲学都教了。所以我后来到美国就去念文学了，因为我不能再念哲学，我也不想当一个哲学家，我还是要写诗。

　　在联大的时候我开始写诗，冯至对我的影响很大。我跟他的共同点就是我们念哲学，然后进入诗，在诗歌上我们的趣味很接近。他是一个绝对的学者，非常严谨的老师，说话很少，我好像从来没有听他说过一句玩笑话；他的文章也是这样，没有一句是随随便便的，每一句都是非常严肃的问题。

　　我非常尊重冯至老师，可是无法跟他瞎聊，好像我一定要带点什么问题去请教他，否则不会到他那儿去串门。在联大的时候我们住得非常近，有相当一段时间我经常去找他，但每次去他那儿好像上课似的，你如果不提问题他绝对不说，尤其是生活琐事，与他无关的事。所以我后来也没有怎么去访问他，因为毕竟不能老一本正经地提诗歌的问题。

　　三

　　在美国七年，去的时候是坐船，从上海出发，要走二十几天，一路上非常好玩。当然要打工了，在布朗大学念英美文学只免学费，那我就在餐馆里洗碗，还穿过珠子。

　　我认识童诗白的时候，已经30岁了，准备转到他那个大学去念博士。那时候这些中国学生自己办食堂，他们派童诗白来接我去食堂吃饭。我们认识几个月就决定结婚了。本来我是预备在那儿念博士的，可是他已经念完了，要去纽约工作。我想回国教书硕士也够了，于是放弃念博士，跟他一起去纽约。

　　到纽约后，我就去找老师学音乐，学了两年的声乐。童诗白是学理工科的，可是他非常爱好音乐，会拉小提琴；虽然我念哲学，可是我觉得他的哲学是天生的，真正是他生命的一部分。

　　我们1955年回国，回国以后我在中科院文学研究所呆到1961年。主要是因为我在吃饭的时候，向我们的女书记提了一个问题，平常觉得她是特随和的一个人。我说我刚回来的时候，老是说苏联老大哥对我们影响很大，怎么现在都没提苏联老大哥了，她就微笑了一下，很神秘地微笑了一下，然后就打报告去了。后来领导找我说你在国外住的时间太长了，我们这个文研所没有群众，你应该到群众多的地方去。意思就是想把我下放了，其实我已经插过队了。我心想，原来昨天问了这么一个问题，今天我就应该去接触群众。正好那时大学恢复英语课，因为之前有两年停了，所以很快就有人找我去教英语。然后就教书，经历了各种各样的社会变化，到了现在。

刘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