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诗歌：神话、预言、道路？

[云平沐沐]

1950年代：

“良宵”与“放逐”

放逐的诗人啊

这良宵是属于你的吗？

这新嫁娘的柔情蜜意的夜是属于你的吗？

这是1962年，身居青海荒原的诗人昌耀，在苦难中寻觅和体味新婚甜蜜的一首《良宵》。之所以从这里开始，来寻索60年中国当代诗歌的轨迹，是因为这样一个起始确乎更富象征的意义——对于当代诗人来说，“良宵”与“放逐”几乎是同时降临的，只是在昌耀身上体现得更集中和典型而已。不过对任何一个时代的诗人来说，也许都是如此。1950年代的蜜月般的时光，新中国的晨曦，没有留下太多的经得起岁月洗刷的诗歌痕迹。我们当然也可以开列出一长串的名字：艾青、臧克家、何其芳，这些从1930年代开始成长的诗人；还有贺敬之和郭小川，他们代表新意识形态的宏大抒情；新崛起的一代与共和国一起成长的歌手：石方禹、公刘、闻捷、流沙河、戈壁舟、梁上泉；还有许多从延安兴起的民歌运动中熏陶出来的诗人：李季、田间、阮章竞等等，他们共同构成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新颂歌的和声。

当然，对于所有这个时代的诗人来说，如何在保持个体的创作自主性的同时，又完全适应时代政治与主流文化的要求，是一个难题，类似何其芳的《回答》中那种犹疑和迷茫情绪的流露，确非矫情。成功的例证略显稀少，连艾青这样具有卓越艺术功力的诗人，都不得不写了大量粗浅应时的作品，像《春姑娘》、《藏枪记》之类。倒是他在出访欧洲和拉美之后所写的一些“国际题材”的作品，如《维也纳》、《大西洋》、《一个黑人姑娘的在歌唱》等，能够显示出他惯于使用的象征手段和大诗人的气象：“维也纳，你虽然美丽/却是痛苦的，/像一个患了风湿症的少妇/面目清秀而四肢瘫痪……”值得提到的当然还有臧克家的一首《有的人——纪念鲁迅有感》，“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富有哲理，将具体的题材升华为道德和人格的箴言。 1950年代能够达到一定高度和纯度的诗歌，这差不多就是范本。

在那个时代，偶尔也有大胆而冒失的探险者，在其诗中表现出不合时宜的个性意志，以及陌生和抒情的调子，像蔡其矫的《川江号子》、《雾中汗水》，郭小川的《望星空》、叙事诗《深深的山谷》、《一个和八个》等等，都呈现出与主导政治趣味不同的个性化色彩和人性探索的执拗冲动。多有诗人因此获罪，沦为阶级异类，等待他们的是昌耀式的流放生活和艰难命运。

值得稍加细说的一位是闻捷。他几乎创造了一种“浪漫主义的诗歌类型”，也创造了当代诗人悲剧人格的典型，“文革”期间被迫害致死。由于取材新疆的边域风光、少数民族生活的题材，闻捷的作品似乎因为其特殊的政治优势而获得了一种美学优势。在书写哈萨克和少数民族青年男女的爱情故事、他们的劳动场景的时候，融入了在内地题材的诗歌中很难融入的情感内容、爱情心理活动，还有戏剧性情节的细腻刻画，《吐鲁番情歌》也因此一举成功。至于五六十年代的其他诗人，在 “浪漫主义”诗歌实践方面则几乎无成功例证，除了无限的夸张和泛滥的拟喻，并没有来自美学方面的真正支撑。

1960至1970年代：

叛逆与反思

1960年代堪称是当代诗歌最荒凉的时期，诗人的写作出现了强烈的分化趋势。一方面，在经历了“大跃进新民歌运动”之后，只有贺敬之的《雷锋之歌》、《西去列车的窗口》和郭小川的《甘蔗林——青纱帐》、《乡村大道》一类政治抒情诗能够作为“时代强音”而通行；个人化的抒情写作，在很多情况下不得不转入了私密的空间。除了参加劳动改造的那些早已成名的诗人的秘密创作，就是一代青年在迷茫中悄悄写下并传播开来的心声了。“文革”初期，在北京等大城市曾出现了一些活跃在青年中的“诗歌沙龙”，稍后则出现了民间传抄的知青诗歌，最典型的例证即是郭路生——即后来的食指，他在1965年前后就写下了才华出众的青春畅想《海洋三部曲》，1967年写下了表达怀疑和失落情绪的《鱼群三部曲》，1968年则写下了传抄大江南北的《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相信未来》等诗。他的诗句激励了这时代无数的迷茫青年，以混合着青春叛逆、红色幻想、政治质疑和启蒙理性的朦胧而纷杂的思想，见证了一代青年人的精神历程，成为那个时代最富诗意的精神肖像。

食指后来的经历也表明，作为一个时代的精神符号，他显示了持续的意义与光彩。他在1970年代到 1990年代中不但又相继写下了《疯狗》、《愤怒》、《人生舞台(系列)》、《我的祖国(系列)》、《诗人命苦》、《在精神病院》、《想到死亡》、《归宿》等等脍炙人口感人至深的诗篇，还以他自己身患精神分裂的悲苦遭遇、在病痛中坚持写作理想与人生信念的生命人格实践，见证了他的创作，成为当代诗歌中一个不可多得的“精神现象学”意义上的范本。

上述分裂的局面一直延续到上世纪70年代。在70年代早期，最值得提到的是被称为 “白洋淀三驾马车”的三位抒情诗人——根子、芒克和多多。1971年，十九岁的青年，插队白洋淀的根子写下了一首才华横溢的《三月与末日》，宣告了他的青春成人仪式的完成和对极“左”政治气候的厌弃与反思。以这首诗为标志，一代青年开始了理性的思想，以及拒绝与背叛的道路，甚至说它是“70年代中国的《荒原》”也绝非夸张：“……我看过足足十九个一模一样的春天/一样血腥假笑，一样的/都在三月来临。这一次/是她第二十次把大地——我仅有的同胞/从我的脚下轻易地掳去，想要/让我第二十次领略失败和嫉妒”。“心是一座古老的礁石，十九个/凶狠的夏天的熏灼……/十九场沸腾的大雨的冲刷，烫死/今天，暗褐色的心，像一块加热又冷却过/十九次的钢，安详、沉重/永远不再闪烁。”这是精神在废墟中成长的见证，从思想和艺术上这首诗都应该是70年代诗歌真正的巅峰。根子随后又写下了《致生活》、《白洋淀》等共八首长诗，可惜这些作品今大都散佚。

在1970年代末期，随着极“左”政治走到了末路，“文革”终于宣告结束，强大的社会情绪集中到了诗歌和文学之中。就在许多被迫害和下放的诗人再度复出，用节制的创伤哀诉和依然如故的强者姿态，书写着“归来”的故事、抒发着“恶梦醒来是早晨”的欣悦的时候，一群年轻的写作者则以传抄和油印的方式，交换着他们对时代的真实思考、对现实的不满和对变革的期待。1978年末，以由贵州诗人群落抄写的《启蒙》和北京青年诗人刻印的《今天》两份诗歌出版物的问世为标志，蕴蓄于地下十多年的新诗潮终于浮出了冰山的一角。舒婷、顾城、北岛、江河、梁小斌……这些名字一夜间传遍大江南北，《回答》、《一代人》、《纪念碑》、《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中国，我的钥匙丢了》这些作品也很快变得家喻户晓，作为历史的创伤记忆和现实的真实写照，这些作品在聚拢和疏散社会情绪、建立新的人本主义价值观、召唤社会生活与政治的变革方面，可谓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