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汉学家:除了诗歌 当代中国文学什么都不是

[张易晟]

我对中国作家的批评算友好的——顾彬再论中国当代文学
　　
　　作者：周安平
《世界博览》2009年第14期

　　在去年底与编辑部一起策划这个以“行走在中西文明冲突核心地带的人们”为主题的专栏时，我的脑中就出现了顾彬的影像：银白的乱发，瘦削、刻满岁月沟壑的面颊，犀利如鹰的眼神。我有不少汉学家朋友，顾彬是其中最具个性的一个。我曾浏览过不少关于顾彬的中外网站，看过不少他写的以及写他的文章，最后我竟渐渐喜欢上了这个倔强、简单、直爽的老人。我们之间通过不少次话，有时我打给他本人，有时也打给其秘书，有时情急之下甚至直接打到他家里。他的中国太太甚至抱怨怎么还是问关于中国文学的问题？我只好笑着解释，关于中国文学实在有太多的话题，可以从不同角度来切入。顾彬虽然接受过无数次的访谈，但他每次都能谈出新意，刺激得中国读者、尤其是那些文学圈里吃这碗饭的人一激灵一激灵的。所以，只好再度骚扰了。
　　采访顾彬的人很多，有中国的，也有外国的。顾彬说，对不起，老周，你现在只能排第二了。我说排第二那得候多久啊？我这儿可急！他也急了：老周，你干吗这么着急？我说赶着发稿，没办法。老头只好说那我周末答复你吧。我赶紧顶了一句：说好了，周五之前！
　　顾彬不愧是德国人，周四一早我刚进办公室打开邮箱，就看见了他的邮件。在此之前，顾彬曾给我发过一个邮件，很直率地告诉我，老周，你们的问题非常保守，我得慢慢回答！我只好赶紧告诉他，你尽可不必受我的问题约束，有话就说，直言不讳！顾彬的批评一向直接而中肯，鄙人虚心接受，毕竟鄙人不是文学圈里的人。对这样一个浸淫中国文学长达35年的汉学家而言，有些问题对他来说的确如隔靴搔痒。其实，为了与这个倔强的老头打交道，我还专门下了番功夫，恶补了一通当代中国文学。趁着去年底回国度假的机会，我专门到王府井买了册顾彬撰写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研读，还与《世界博览》杂志的总编、当代著名诗人席亚兵先生一起坐在北京东城南小街的酒馆里，就着二锅头纵论了一番中国当代文学。回到德国后，我把席先生的诗集寄了一本给顾彬，我知道，在顾彬的眼里，除了诗歌，中国当代文学什么都不是……

　　我只与顾彬在电话里聊过，因此我知道他长什么样儿，他却不知道我长什么样儿，难怪他一直称呼小他近20岁的我为老周。下面就是老周与顾彬的对话：
　　
　　老周：中国当代文学的状况似乎与中国社会的发展状况不相适应。是因为中国作家的创作理念受到约束，还是因为作家受市场的影响而在创作上表现出的过于功利性？文学是否应独立存在？以前的革命文学以及后来的遵命文学似乎都是一种政治的工具。但文学又不能脱离政治而独立存在，比如如鲁迅。鲁迅是您最欣赏的20 世纪中国的作家，也是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思想家。
　　顾彬：我完全不同意把中国当代作家看成政治和经济的牺牲品。从郭沫若、臧克家和何其芳开始，是中国作家自己破坏中国文学。他们的心不在文学那里，他们的目的是政治、做官等等。
　　文学是文学，政治只是政治。文学不能完成政治的任务，政治也不会完成文学的任务。不过，政治可以影响到文学，文学也可以影响到政治。因为作家应该有他自己的语言，所以他的语言暗示会对政治进行一种语言性的批评。比方说，留在纳粹德国的作家写作的时候当时不用纳粹分子的词汇，用他们自己的词，这样表示对上面的反抗。
　　
　　老周：中国人常言：爱之深，责之切。您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批评可谓十分犀利，是否可理解为您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关切和期待？
　　顾彬：德国汉学家一般的来说看不起中国当代文学和作家。他们有同样的口气: 中国当代作家根本不知道怎么写作。我对中国当代文学和作家的批评还应该算友好的。很可惜，中国只能听到我的声音，不能听到他们的声音。因为他们觉得，中国当代文学和作家连一点希望也没有，所以没有必要公开地说。如果公开地说，这是浪费时间。
　　
　　老周：简单描述一下当代德国文坛的现状，都流行什么创作理念和风格？德国人都喜欢读什么样的书？
　　顾彬：虽然德国文坛也有通俗文学的倾向，也有图书的市场化，但是没有美国和中国那么厉害。大部分作家还是为了他们的理想而从事写作。一个非常重要的理想是启蒙，让读者通过语言了解到现代、当代社会的危机和危难。另外，他们大部分也是翻译家。跟中国当代作家不一样，他们觉得，他们的一个使命在于翻译和介绍他们外国同行的作品。
　　德国每年出版的书70%是译本，而美国只是5%。德国普通读者不一定喜欢看德国当代文学。德国读者大部分是女人，她们喜欢看长篇小说。她们看的长篇小说，德国文人界、知识分子界都不会看。女读者的希望是: 还会有一种传统的叙说者给她们讲她们已经听到的故事。这样的读者界，因为爱看美国小说，也可能能接受中国当代小说。中国当代小说集中在于故事，不在于人的心。
　　
　　老周：中国作家有无必要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作为衡量水平的标准？毕竟诺贝尔奖是西方的奖项，其标准与中国的观念有很大差距，如高行健获奖就大出中国人和中国作家的预料，匪夷所思。
　　顾彬：对我来说诺贝尔文学奖不是一个真正的文学作品标准。不少文学水平差一点的作家也获得了它。除了诗人以外，中国到目前为止没有能代表世界文学的作家。不少中国当代作家的表现是土包子的样子。
　　老高能拿到诺贝尔文学奖主要的原因是政治的。他自己写小说写得太可怕。中国有一百个作家比他还好，但是因为他们没有“政治问题”，所以他们希望不大。德国大报如果评论中国当代文学的话，他们会讽刺中国作家。最近德国报纸评论高行健的话剧《八月雪》，他们说，这个话剧是木偶游戏，给小孩子看。原来要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德语国家的汉学教授不再接受中国作家，不翻译、不分析他们的作品。连德国最成功的翻译家也会说，我还在等中国的好作品。
　　（老周注：“德国之声”曾就相似问题问过顾彬，当时顾彬的回答要不客气得多：诺贝尔文学奖是次要的。谁写得不好，谁才能够获得。如果谁能够写作，一辈子没有什么希望。所以这个诺贝尔文学奖也是垃圾。）
　　
　　老周：今年是中国著名诗人海子逝世20周年。海子的诗对中国人和中国社会有着什么特别的意义？有人说海子之所以拥有这么高的地位，是因为他已经死去。您怎么看？中国的当代诗人似乎追求诗的形式甚于内在的东西。所以现在的诗歌很难读懂，中国的诗歌日益萎缩。
　　顾彬：海子是白死的。他的诗歌不成熟。在德国他不会有什么读者。我翻译了他的诗，发表过他的诗，不过都不怎么重视。可能这是德中文化沟吧。我希望我的看法是错的，因为我的中国学生都爱看他的诗歌。我盼望有人告诉我，我应该用哪一种方法来读他。
　　中国当代诗歌的地位目前在中国社会很低，也许是正常的。诗人和诗歌应该在边缘。如果不是的话，诗或诗人肯定有问题。诗人应该是少数的。因此爱看诗的人（必定也是少数的——老周补），诗人不应该老诉苦，相反地应该高兴，应该宣布，他不属于一种苍蝇文化。
　　
　　老周：很多人认为，中国当代文学中的最核心的顽疾是缺乏思想、缺乏灵魂，而这种思想与灵魂的缺失源自体制的约束。
　　顾彬：中国当代文学的缺点有好几个原因。最明显的缺点是，它没有思想。1942年以来中国作家越来越少敢于自己想，他们让别人为他们而想，然后写当天需要的东西。1979年后作家原来可以用自己的头脑，不过他们已经丢掉了他们的语言、中国的传统、外语能力等。1992年以后他们变成市场的工具。除了诗人以外中国当代作家没有真正的自我。他们应该承认，我们失败了，我们应该重新开始，我们应该跟小孩子一样重新学中文。让他们沉默20年，让他们20年之内给抽屉写小说等。过了20年以后让他们打开抽屉，看看那里面有什么好的文学作品。如果有的话，他们的失败就变成了胜利。中国当代作家能等这么长吗？恐怕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