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铁军: 《花香袭人》创作谈

[夏长斌]

一朵从石头缝里长出的花，
它的香气像孙悟空，而它的躯干
不敌一半的黄庭坚。它不像我
那么需要铺垫和过渡。一切都得渐变
才能把认识完成。它应该
没有别的提示。它散发的道理不过是
恰巧依附了内心，被微微的风
摇曳了一会儿。虽然被你探手摘取，
随手地把玩，但却说明不了
世界的短暂。它的香气反而浓郁了
很多，把断然不同的味道串通一气。
它构成了我们的郊外。就在你的手里，一个
世界被丢弃，来不及回忆。而你的手
仍不断摘取。在不同的时刻，用时光的镜头一拉
就从花开经历了花落。我抚摸你，
对世界多了一层间接的理解。
2008.8.5


　　有经验的读者应该可以看出，第一句是这首诗的“缘”起。诗的第一句并不一定总是诗人脑子里最初的那个声音，有时候这样的句子被埋在诗的中间甚至结尾，还有时候诗是一种工作状态下的产物，并不一定起源于一个声音，一个意象。但这首诗的诞生确实起源于这么一句。更具体的说，这首诗的第一句至少有两个待发展的主题。第一，石头缝里的花，这是一个很具体的形象，至于是不是诗人当时真的看到这朵花，或者至少脑子里的想象，又或者是对以前看到的一朵花的回忆，字面上是看不出的，而且，其实也没必要追究。但这个意象是明确的，毫不含混的。第二，是从“石头缝里的花”引申出来的，这个主题是关于对比的主题。石头的坚硬，花的柔软；石头的不毛，花的生机。总之花本不应生长在石头缝里，石头缝里按常理也不会长出一朵花，虽然在现实中这确是可能的，大家也许都看到过。但是在这首诗里，这两个相反的想象结合在一起了，不管是不是对现实的描摹，总之，这是一个有关于此诗缘起的对比。用对比来确定诗的主题的写法技巧很常见，并没有特别的出奇之处。但对比其实也是一种很容易被乱用的修辞，很多诗人对此都有自己的警惕，但在这里我想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对比接下来得到了更进一步的修正，准确地说是得到了两个“数量”上的修正，一个是“它的香气像孙悟空”，另一个是“它的躯干不敌一半的黄庭坚”。石头缝里的花按照常理分析应该是比较弱的，它的香气应该不会“袭人”。但即使它的香气比较微弱，相对于它的生长环境，它的香气不可能是那种柔弱型，混合型的，因为它没有一捧花那样的香气的支持和强化；它的香气在环境的衬托下必然是强烈的，或者说是很“突出”的。应该注意的是，这里，我们已经完全来到了想象的层面，因为在现实中，很多东西是没有逻辑可言的。而在想象中，一切尚在控制之中，也就是说，从一个意向，引申到它的对比，以及这个对比的进一步“量化”，都说明这首诗行走在合理的道路上。至此，“孙悟空”、“黄庭坚”的出场也就没有什么费解的了。值得一提的是“黄庭坚”，因为这个“词”不像“孙悟空”那样纯粹是对香气的无中生有、狂野的气质的修饰，还隐藏了一个谐音的小把戏，另外，很明显，也有对押韵的考虑。
　　诗然后过渡到”我“，这是更进一步的对比，因为“我”是一个 “需要铺垫和过渡”的人，不像“石头缝里的花”那样非此即彼，没有任何过渡。这里也有一点“我”的自嘲的味道，因为一个需要铺垫和过渡的人必然是行动缓慢的，而行动缓慢的人在社会上注定是要失败的。不管这是不是对“我”的真实描述，诗在这里就从纯粹的想象过渡到了社会伦理，不再只是一个对自然现象的“惊异”。但“我”也保持了内心的“清醒”，因为“它应该没有别的提示”，“它散发的道理不过是恰巧依附了内心”。这个来自于“自然界”的对比本身并无含义，是“我”的内心需要赋予了它额外的意义。这种行为其实也是一种自嘲，因为它针对的是一种很典型的现代人的“物我观”的表现。对此“我”表示善意的不屑和鄙薄，虽然“我”自己也是这鄙薄的对象。而对此“我“并不介意，因为自嘲，内省本就是这首诗的目的。这里需要稍微提一下的是，这种自嘲更像是西方的舶来品，和我们“风雅颂”的传统不太一样，但也早已经深入到我们的血液中，成为一种很朴素，下意识的东西了。不过，在这里，“自嘲”只是诗的发展的附带品，草草读过的读者不一定能体会到，但是没有关系，诗歌的阅读就像诗本身一样，涉及到很多东西，没有相关的经验和认识，就会忽略一些东西，但诗还可以继续进行。
　　下边出现了一个第二人称“你”。第一遍读，如果还没有看到最后一句，很容易会把这个你理解为“我”，因为这是一种很常见的诗歌手法，诗人常常用“你”作为一个对话者，在语气上和自己保持一个距离，来制造呼唤、对话、反讽的可能。不过这里“你”指的不是诗人的他我，而是另一个人物。从语境里可以看出，这个人和“我”有比较亲密的关系。至此出现了两个人物，让这首诗的抒情性质发生了点变化。焦点集中在这两个人的关系上，那么这两个人物的出现是不是也有什么主题上的发展需要？确实如此。因为“你”“探手摘取“了那朵花，”随手把玩”，显得很是轻浮，和“我”的沉思内省的姿态不太符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和石头缝里的花的主题形成了遥远的呼应。我们几乎可以听到“我”的感慨，对这种辣手摧花的“粗鲁”行为不以为然，但还谈不上责备，因为事情没有那么严重——因为它“说明不了世界的短暂”。“我”也是一个非常社会化的人，不会逾越社会的约定礼节去求全责备别人。所以“我”只好被动地做继续做一个旁观者，等待事情的进展：被摘掉的花“香气反而浓郁了很多，把断然不同的味道串通一气”。而且，事情还没完，“你的手仍不断摘取”。这里，两个人已经移步换景，离开了那朵花了。
　　“它构成了我们的郊外”似乎是个无理句，很突兀，费解。但不可否认，这个句子在节奏上起了一个停顿的作用，并且因为视角从一朵特定的石头缝里的花抬起，扩展到“郊外”，不动声色地合理化了后文的“不断摘取”。而且仔细听的话，似乎还可以从这个句子听到“我”的内心旁白，“哎，这就是我们的郊外”。这里头有无奈，有自嘲，五味杂陈。“我”这个旁观者终于忍不住发言了，接下来就完全是”我“的表演了。从“我”的立场和视角来看，“你”的行为虽然非我所欲，但是“我”也承认“你”对世界有着直接的接触，而“我”只能以抚摸“你”的间接的方式和世界形成一种关系。这个结论同时是对前边无奈自嘲的补注和发展。这里并没有交代是什么样的理解，是一个新的理解，还是以前的理解，若是后者，那么以前的理解又是什么？另外，“从花开到花落”，这样的理解又会发生什么变化？至此，诗结束了，留下足够的回味和余韵。
2009.7.30

[夏长斌]

从表面看，卡瓦菲斯的
情感和形式合二为一，
但仔细看来，却并非如此。
更准确的描述应当是，卡瓦菲斯的
情感和形式像两块光滑的
大理石，紧贴在一起，不注意看的话，
就像一整块大理石，严丝合缝，
一个结构的奇观。

对我们最推崇的诗人，我们往往赞扬
他们的情感和形式
构成有机的整体，不可分割。
比如惠特曼，他所表达的情感和内容，
完全荡漾于他的形式之中。
卡瓦菲斯明显是另一种诗人，不可比并。
但真正使他突出的不是
他题材的不同，或技巧的不凡，
而是这两者结合方式的独树一帜。
有很多不同类型的诗，不同的语调，
但无一例外，其中优秀的必然开拓了新的可能。
卡瓦菲斯，让我们在惠特曼的
腥风里呼吸自由，用他不自由的
历史的必然，两块紧贴的大理石。
2008.11.24





　　这首诗有一个没有得到确证的前提，就是，惠特曼的普遍影响，包括对我们这些用中文写诗的人。我用“腥风”来说明他的影响之大，但其实我对他的影响并没有负面的看法，相反，我觉得惠特曼几乎可以说是现代诗歌的洪流最宽阔的那条主干，我也是这几年才越来越切身体验到这一点。不过这首诗里并无意进行诗歌传统的梳理，诗也不是一个合适的理论工具。但有一点可以确定，就是，惠特曼的影响这是这首诗的不可或缺的前提，虽然它并不要求读者的同意，因为我的目的是在这个前提下写出一首诗，而不是一个论文。这就决定了，我更关心的不是如何说服读者，而是如何让读者跟着我的思路（说假设也可以）进行一个诗的“历险”。
　　当然，我能够预见这样的反对意见，一首不能说服读者的诗还是诗吗？因为这一派的意见认为，诗还是得让读者心服口服，否则根本谈不上对诗的接受。我不反对这个说法，但我觉得更好的办法还是民主一点。就是说，诗并不能弥合现实中的分歧，也无法在现实中站队，虽然在极端形势下，站队可能无法避免。但是诗的语句即使在最坚决的语气下也是含混的，一句诗落定，马上就在历史、现实，或者任何可以想象的话语系统之间落下一颗捣乱的石子，激起各种意义的混响。诗人是不同语境的魔术师，他总是在不同语境的边缘、裂缝之间求取平衡。如果一句诗写成了一加一等于二，就不是诗了（我知道有这么个梨花体的）。而是日常用语，或者说明文。
　　的确有一个朋友在看到我的这首诗后的评价是，这好像是以说明文为诗啊，很有意思的探索。我想这个朋友如此说也是对我这个人有着最起码的信任，因为他知道我是不可能以玩弄的态度来写诗的。时下有一种风气，就是一个认真的人不得不对自己的认真表示歉意，否则就显得“做作”，有些很有成就的，我很佩服的诗人也似乎不时地有意无意地屈服于这种“压力”。我不反对以实验的态度来“调戏”诗，和自我，但是我反对让这种态度成为一个压制人的自由的类似 “白色恐怖”一样的东西。我说这些题外话的目的是把这首诗至于这个时下的语境之中，并不想在这里多讨论这些东西，因为，我感兴趣的并不是说服别人（说实话，我对说服那些人并不抱希望），而是想说明，这首诗的形式并不是一个无中生有的，突如其来的异想天开。它的写作方式迥异于我以往的风格，似乎有点风格试验的企图，但其实还是我一贯想法的实现和发展。
　　卡瓦菲斯的名字我很早就听说了，大概九十年代初吧，但从来没有认真对待过，对卡瓦菲斯的阅读还是在黄灿然的翻译引起反响之后很久才开始。我现在想，即使我那时候读过卡瓦菲斯应该也没有感觉吧，首先因为当时我的外语水平很低，无法读；而且，阅历经验也没到一定的程度，可能也会成为欣赏卡瓦菲斯的障碍。当然，这些说明和这首诗的关系不大，是真正的题外话。我从一开始就对卡瓦菲斯做了一个判断，而且是以老掉牙的“情感和形式”的对立开始的。这也是我给自己确立的难度，就是，如何从这个老掉牙的二元论出发，来写出一些新的东西。我找到了，就是“大理石”。一方面我企图表明，卡瓦菲斯的情感和形式的统一，但另一方面，用两块大理石的严丝合缝来和老套的文学论断拉开距离——因为，起码这首诗这么认为，老套的关于情感和形式的文学论断坚持的是一种水乳交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不可分割的统一。那么，很明显的逻辑，卡瓦菲斯的情感和形式的统一是难度更大的，因为他不是把水倒入乳中，也不是相反。而是把两块大理石合起来，不留缝隙；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他做到了。整个第二个段落都是对这一个形象论断的说明，而且故意采取了一种“从容不迫”的语调，像一个无知无畏的门外汉在夸夸其辞。这确实是我有意为之，我觉得是一种很有意思的文体试验。看看自己的诗歌的延展力，柔韧度能够达到怎样的锻炼。
　　如果一个读者想从这首诗里找到一个对卡瓦菲斯或者惠特曼的诗学的心有灵犀的洞见，那么他肯定会很失望。毕竟，情感和形式的像两块大理石一样的统一并没有什么真理论断的成分，也不能给人提供更多阅读这两位诗人的有益的建议。但熟悉卡瓦菲斯的读者应该可以联想到卡瓦菲斯对历史题材和个人题材的处置，也可以用两块大理石来很贴切地形容。而且很可能这个联想才是背后的诗意的“元凶”，而“情感和形式”只是表面上的伪装，是作者的一个有意无意地圈套。这样的理解并不是毫无道理，起码可以争论，但正如我上文说到的，诗人是一个善于利用不同语境，不同主题，不同说话方式的魔术师，造成这样的联想也许正是诗的目的呢。诗的准确并不是字面上的，而是平衡这些不同的一个点，被诗人击打了一下，从而掀起了音响、意义的共鸣。
2009.7.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