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织: 诗歌的语言与荣誉

[英子]

　　语言在诗歌中的地位和作用并不是不言自明的。假如你被流行的“唯语言论”笼罩，在遇到散文（包括小说体裁，下文通用）叙事大师时，你会立即暴露出疲软之态，因为你无法解释散文的语言为什么同样可以具有无与伦比的征服力，更无法解释你内心对维护诗歌荣誉的无力感。
　　
　　汉语诗歌的传统向来是“神化”语言，具体说是神化“字”“词”，目的是完成语句和篇章的强烈可感性，营造意境，再造现场，取得引发情感共鸣和身体快感的效果，这当然是我们深重传统下的又一传统现象，而不是中国现代独有的新鲜发明。诚然撷取理想的欲望是创作的原动力，但将“身体”的概念代替“欲望”则无疑是狭隘和有失偏颇的。
　　
　　很显然，在文字作品的诸多鉴赏因素中，首当其冲的便是语言因素。语言的吸引力先于作品的其他品质而到来，好比人在欣赏一朵花时，视觉往往比嗅觉要首先发挥作用。尽管诗歌与散文的成型最后都落实到了语言上，但最终支撑着文字魅力，也即文字可读性的因素，并不是单纯的语言，而是文本实质，是实质化、观念化了的语言。“可读”是一个将文字的形式外壳化合成本质内容的过程。之所以诗歌比其他文学形式更接近善与纯，是因为它是将记忆与经验、将心灵状态与人生观念严肃而凝练地融合到一起的极端的艺术形式。杰出的诗歌与散文都具有寓言的性质，但散文用的是一种极其铺张的表达方式，更像是一场亢奋的游戏，一次激情的辩论与战斗，因此更接近于“说理”。罗兰-巴特则干脆将小说踢进了“说理”帮，而独把诗歌纳入了“艺术”阵营。
　　
　　散文与诗歌最大的不同之处不在于分不分行，而在于诗歌能带来完善的阅读体验，而散文则逊之。再简约的散文都是一种想象力的漫无目的的扩张，再节制的散文也要玩情节铺垫的游戏。诗歌的凝练和节俭却能够使力量集中起来，在最短的篇幅内容纳可无限解读的内容，这就决定诗歌是种不断生长的艺术，你无法测量它的高度，它将你引向一个无法预知的领域。如艾略特的《荒原》，奥登的《美术馆》。散文也可以做到多向度，但容易在故事里将余味耗尽，随着结尾的到来，结论也来了。之所以有这样的差别，是因为当文字停留在作为形式技艺的散文状态时，语言几乎可以说是唯一的，因为语言就是作品的形式，就是作品的姿态，这几乎就等同于散文的内容。
　　
　　以下大概是欧洲作家Paolo Dilonarde小说里一段诗意的描写：
　　
　　当我想到患有不公平的疾病的情节女工时我想到你，乔塞特。当我必须烫衣服或用一个笨重的锅煮东西的时候我想到你，伊达。当我想到聋哑、心脏病和我不会说的语言时，我想到你，安吉拉。泡满床单的大洗衣盆让我想起不止一个的名字。
　　
　　奥登的《美术馆》卞之琳译，以下打断分行：
　　
　　描写苦难，他们总是不会错，这些古典大师：他们多么了解苦难在人间的地位：了解苦难发生的时刻。总有些别人在进食，或者在开窗，或者就是在默然走过；了解上年纪人，抱着虔诚和热情，等神迹降临的时候，总一定会有一些野孩子不特别盼望它发生，只顾溜冰，穿梭在林边的池塘上，满不在乎：大师们从不忘记即使可怖的殉道也总归自行了结，任怎样也罢，随便在一个角落，一个凌乱的场地，那里狗继续过狗的生活，行刑吏的马在一棵树干上摩擦它无辜的臀部。
　　
　　在布鲁盖尔的《伊卡鲁斯》里，比如说，谁都掉头不顾当场的灾难，那么悠然；那个农夫可能听见了溅水的声音、绝望的惨叫，可是他觉得这不是什么重要的失败：太阳照明（按例的照明）白净的两腿没入
　　
　　碧油油的海水；那条豪华的精致海船也必然已经目睹一场奇观，一个南海从天上直往下掉，可是它自有地方要去，继续安详的航行。
　　
　　艾略特《空心人库尔兹先生——他死了，给老盖伊一便士吧 》第五节：
　　
　　5
　　
　　这儿我们绕过霸王树 ，霸王树霸王树，这儿我们绕过霸王树，在凌晨五点，在观念和事实之间，在动作
　　
　　和行动之间，因为天国是你的所有。
　　
　　在概念和创造之间，在情感和反应之间，落下帷幕。
　　
　　生命如此漫长。在渴欲和痉挛之间，在潜能和存在之间，在本质和下降之间，落下帷幕。因为天国是你的所有。
　　
　　因为你的所有是。生命是。因为你的所有是这。
　　
　　这就是世界结束的方式，这就是世界结束的方式，这就是世界结束的方式。并非一声巨响，而是一阵呜咽。
　　
　　从上面三个例子来看，散文上升为诗后，语言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诗歌语言是对人之悲剧的集中总结，诗歌是悲剧的代名词，（注意，是悲剧而不是苦难）是人的精神、情感、智慧的高纯度化合，以不可停顿的速度，在瞬间将其对立文本摧毁。是摧毁，而不是吸引，也不是征服，因为只有吸引与征服对诗歌来说是不够的。散文如果是用来让人流泪的，那么诗歌就是用来让人崩溃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诗语言即是包括经典小说在内的一切艺术形式的语言。诗歌语言不但彰显了真，而且代表着真与善的必然结合。善即对悲剧的追问，对悲剧负责任地抗辩和反思，是对一切看似合理的不合理表象的反抗，是带着镣铐的自由之舞。
　　
　　现代社会独孤的症结正在于你不知道世界是如何以自由、爱与善的名义伤害你和你的同伴，同时又让你们互相伤害的；在于你没有能力认真对待人的悲剧，甚至投靠阴暗面。而社会上错误概念的滚雪球效应甚至会引发严重的精神灾难。例如上世纪六七时年代北美嬉皮士运动，就是打着“性解放”口号的典型的文化覆灭运动，在那一代人心中留下了深久的心理阴影，类似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其余波甚至延续到新世纪中国的年轻一代，他们已经无法从“身体”的沦陷中脱身。当然这已经是另外一个话题。类似的问题在汉语诗歌上的反映却不能忽视。诗歌的写作内容是开放的，但诗歌的意识形态却不能低下。现代诗的命脉在于思辨，而不是用低级的语言制造姿态。
　　
　　中国现代诗人数量众多，但杰出而成熟的现代诗人却非常罕见，而且杰作率出奇的低。对散文语言有着超强操控力的作家很多，仅就北大而言，有着眼界开阔的叙述高手层出不穷，但还未见有鼓舞人心的诗歌问世。离开思辨的诗歌语言还能不能成就一首诗歌？现代诗如果不带有抗辩性、不是智性的，结果将会如何？唯一可能是朝着传统大踏步倒退，与腐朽落后沆瀣一气，甚至在意蕴上远远输于古典诗歌。如果连这个可能都不能实现，中国现代诗就只能发展成为一种格调低下、无力雄辩的自我主义，即流行娱乐文化的一个支路，但诗人们当不了滨崎步，只能把诗歌当作一种小众的无消费娱乐。
　　
　　2009.7.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