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诗歌语境下的中山先锋诗群

[朱松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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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6月，五个20 岁刚刚出头的年轻人聚在一起，办了一个“三只眼诗歌部落”，在当时的中国诗坛引起了一点点涟漪，时隔13年，2009年6月，中山14 名先锋诗人 《黄金在天上舞蹈》出版，再度引起了全国诗歌界的一些小小的波动。
诗歌如何面对当下，诗歌如何表达，诗人如何面对自己的灵魂，面对这样的问题，《黄金在天上舞蹈》编者，诗人余丛的回答是——“黄金在天上舞蹈，命令我歌唱。”这是俄罗斯诗人曼德尔施塔姆的经典名句，在此直接借用过来命名本书。

中山先锋诗歌的滥觞期
1996年，五个热爱诗歌的年轻人走到一起。他们都是有理想的诗人，并且都处在生产第一线，是实实在在的打工仔，符马活在一家玻璃厂当内刊编辑，乔明杰、余丛、黄光曙（梦脂）在厂里打工。
“我们那时多么年青呀，我刚刚20出头，快乐而纯粹，有的就只有对诗歌的热爱……我们用诗歌抒写着我们当时的生活状况。”梁雪菊如今回忆起来仍然很向往。五个青年决定办一个诗社，合计了一下，就取名“三只眼诗歌部落”。
当时这个诗歌部落的一切开支是由符马活所在的玻璃厂赞助的，当时的玻璃厂的工会主席也是一个爱好诗歌的人。他们那几年写了不少诗，并向全国诗歌爱好者征稿，在珠三角乃至全国都有一点影响。
“我们部落从一出生就生活在时代的夹缝中，当时的环境不像现在这样好的环境，如今诗歌创作呈开放状态，颇有‘盛唐气度’，我们当时热血青年，一腔热血，因种种原因却夭折，多可惜……”
1999年，他们留下10期报纸，每人拥有了一本杨克主编的《世界华人诗库》丛书，黄光曙《非法历史》、乔明杰《追问漂泊的存在》、符马活《行为的伤痛》、梁雪菊《我说过我是一株菊》、余丛《诗歌练习册》，不久宣布解散。
“三只眼诗歌部落”，这个中山最早的先锋诗歌部落，正如梁雪菊诗中的菊一样——“一场或者更多的霜下过之后/便走完了秋天”。

沉寂后的再度燃烧
熊平一直对中山诗歌创作比较关注，在谈到“三只眼诗歌部落”的沉寂之时，他说：“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解散，只能说是比较遗憾。幸运的是，余丛并未放弃，并且一直一个人在默默坚持，使得中山先锋诗歌的写作并未断下去。现在中山诗歌写作已是百花齐放，但年轻人大多以先锋写作为主。”
在前不久，在中山市举行的首届珠三角新诗发展前瞻圆桌论坛上，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杨克指出，这个论坛之所以首站选择在中山，是因为中山的文化已发展到一个历史性的黄金时期，形成了一种以诗人丘树宏为核心的“中山诗群现象”。
“中山诗群现象”是广东诗坛的一个亮点。现已享誉全国的“中山诗群”，有三种不同的诗歌风格，一是以丘树宏、刘居上、李容焕、郑集思、杨官汉、陈绮洛、冯谦、祝晓林、刘建芳，龙威等为代表的传统意义上的抒情诗写，他们为中山诗歌群落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二是以余丛、木知力、刘春潮、倮倮（罗子健）、乔明杰、何中俊、王进霖、月牙儿（栾婉荷）、梁雪菊、二二、阿鲁，徐林等为代表的相对先锋的诗歌写作，构成了中山先锋诗歌群体；三是以马丁林、刘洪希、陈光钵、董妍、于芝春、黄刚、谭斐、姚舞云、叶才生，唐志勇等为代表的“中间派写作”，构成了中山诗歌的多声部交响。
如果按照这种划分，木知力则是名符其实的先锋诗人，不过，他对此有自己的看法，他在“首届珠三角新诗发展前瞻圆桌论坛”上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在我的理解中，先锋是一个时态的概念，如果说传统是完成时，那么先锋则是进行时。我们当下的先锋诗歌，如果不能成为诗歌传统的一部分，那么这里的先锋实际上是失效的。再且，先锋是什么？先锋既是自由。是在语言、题材和意识上的自由。我们在肉体上都是自由的，但在意识上往往容易画地为牢，缺乏进取心。意识的束缚才是最大的束缚。先锋是创造的，它的意义在于发现我们内心一直存在，却被我们忽略的部分。再且，我认为，一个诗人的高度由他的格局和气度决定。我说的格局和气度并不等同于宏大的事物。从一个作品里我们看到了时代，那么这个作品是伟大的；如果必须通过一个时代才能看某各作品，那么这个作品无疑是失败的。”
80后中山先锋诗歌的代表人物徐林响应了木知力的说法：“实际所谓的先锋都是对应的，诗歌本身确实没有先锋与传统之别，先锋只是代表一种诗歌的写作趋势和方向罢了。时代变了，世界进步了，诗歌同样要求我们寻求更为适合的方式表达。就像如今我们不能用汪国真式的诗歌标准来考量一首诗了，我们也不能用胡适写《两只蝴蝶》那样的方式来写一首诗了。但并不代表他们在当时他们那个时代的价值。
不管持什么样的态度，当下的写作状态正是梁雪菊当年所企盼的——自由的写作，让诗歌回到本质上去，表达生命，至少有人对你发出的声音表现出合理的尊重。
这也是14名先锋诗人《黄金在天上舞蹈》能得以出版的时代大环境，这是一个宽容、多元的、百花齐放的时代。

是要集体合唱还是要社会担当
长期致力于诗歌创作的于芝春就先锋诗歌谈了自己的看法，她说：“先锋诗歌在中国的起起落落，从一开始的艰难到后来的光环一片，再到现在成了装饰性的花边，淡化了社会责任的诗歌就成抑郁内心的表达，而且有些诗歌表达上的隐涩，意象庞杂、语素破碎。我始终相信海德格尔说过的一句话‘一个没有在世界黑夜中向终极价值追问的诗人，不能算是真正的诗人’。”在她眼中，一个真正的诗人必须有诗人的社会责任感的。
熊平则表达另一种困惑：“现在不是文学的时代，也不是思想的时代。现在是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思想只能撞墙而死。文学却有可能借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的泛滥，成为中产阶级的午后甜点。然而我以为，真正的写作，必须与心灵和思想相关。上世纪80年代是中国思想从禁锢走向狂飙的年代，第三代诗人王家新在《帕斯捷尔纳克》写道：‘终于能按照自己的内心写作了/却不能按一个人的内心生活/这是我们共同的悲剧/你的嘴角更加缄默，那是/命运的秘密，你不能说出/只是承受、承受，让笔下的刻痕加深’。”
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杨克最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指出了如今中国诗歌的状态，他称这种状态叫 “集体合唱”——中国诗歌在表面上看来十分活跃，那是来自网络，来自“80后”的个性化写作，“如果所有的人都在表达个性，都在为个性而写作，那么这就是一种集体喧嚣，随之而来，就是口水诗的聒噪，所有的个性写作就变成了另一种合唱。”
“我不认为诗歌存在着一种什么精神，在我看来，时间是检验诗歌的尺子。我认为好的诗歌有两个尺度，一是艺术的尺度，它是审美的；二是读者尺度，好的诗歌传达的是人类普遍情感，让许多读者产生共鸣，比如‘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这样的诗句就能让读者产生共鸣，并且由时间去证明了，它是人类的普遍情感。”杨克说。
杨克认为中山如今诗歌氛围很好，队伍有实力，放到中国当代诗歌背景下，已经开始有自己的声音了。
时光再度回到1999年10月，那是“三只眼诗歌部落”最后一次全体人员的聚会，他们在西区的一个餐厅里，一起对过去激情燃烧的岁月感叹了一番，然后五人各奔东西——符马活几经波折成了一个出版商，乔明杰成了玩具厂的经销商，梁雪菊继续做老师偶尔也写诗，梦脂坚信写作的力量彻底回到书斋写诗，余丛除了为生活奔波继续他的诗歌事业……
十年后，他们看到了中山先锋诗歌的希望，这是他们最欣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