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从临沂出发——邰筐诗歌创作研讨会综述

[陆维]

邰筐是近年涌现的优秀青年诗人，他以故乡临沂为背景的诗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获得了第六届华文青年诗人奖、山东首届泰山文艺奖等殊荣，并于2008年至2009年，作为驻校诗人在首都师范大学学习和生活一年。为了对邰筐的诗歌创作进行阶段性的总结，并期通过邰筐的诗歌，对新世纪青年诗人的创作有更深入的认知，由《诗刊》社、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邰筐诗歌创作研讨会”于2009年6月27日在首都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交流中心会议室举行，来自北京、上海、山东、海南等地的30余名诗人、评论家以及首都师范大学的部分研究生参加了会议。与会者从多种角度对邰筐的诗歌创作进行了探讨。



一、城市和乡村的双重书写



邰筐以一个背离乡村的游子、一个城市的异乡客的身份开始了他的诗歌，正如吴思敬（首都师范大学教授）所言，他的诗歌是城市与农村生活的交响，展示了一代农民在城市化中的精神历程。林莽（诗人，《诗刊》编辑）也把邰筐视作一个在城市和乡村之间的，清醒的和清晰的观察者。认为邰筐对现实题材的书写，已经不同于以往概念中那些诗歌作品，它们是关注当下，直面时代的，它们不再是沦于表层的，固有传统的，人们惯常认为的那种诗歌作品，在某种程度上，它们是具有超验性的，更为直接的，甚至是后现代成分的一种诗歌创作。

林莽认为邰筐书写城市的诗歌可与波德莱尔的诗歌加以比较，这在许多与会者那里得到了共鸣。王光明（首都师范大学教授）认同邰筐所说的“要以旁观者的思考做参与者的工作，要以一个异乡人的身份去重新审视你生活的地方”，波德莱尔对城市的书写，采取的也是一个旁观者和局外人的视野。要写好城市，要置身其中，又要抽身其外。邰筐是自觉地书写城市的诗人，他对城市的观看和想象，与城市保有了一定距离，以局外人的身份看出了城市的更多景象。

陈旭光（北京大学教授）引用本雅明对波德莱尔的评述，把邰筐诗歌中体现的诗人形象视作城市闲逛者和拾垃圾者，认为邰筐的诗歌描绘了清明上河图式的当代城市的小人物群像。陈旭光认为城市诗的涌现是必然的，随着城市化与后工业时代来临，诗歌必需转型，从农业文明、乡村意象中走出来。邰筐的诗歌语言很生活化，没有炫技似的技巧，不需要去猜谜般的解读，并且在理性与感性之间取得了平衡，拥有了一种张力。陈旭光借用邰筐自己的两个比喻对其作出了评价：一是“城市肚子里的蛔虫”，陈旭光认为这把邰筐诗歌的体验性、在场性表达了出来，他不是单纯的乡村对城市的批判，而是对城市有一种很复杂的态度，既有批评，又有赞美，又有幽默的拥抱；二是“后工业时代的夜莺”，这个夜莺同样是歌唱的夜莺，但却已经不是乡村的夜莺，田野的夜莺，而是城市的、后工业的夜莺。陈旭光联系自己对电影的研究，把邰筐称为 “诗歌界的贾樟柯”，这也在与会者那里得到认同。

段从学（首都师范大学博士后）谈到自己读《凌晨三点的歌谣》等诗时，也想起了本雅明对波德莱尔的描述。他从邰筐的诗中读出了一种分裂。一方面，邰筐是黑夜的诗人。邰筐参与了底层写作的潮流，但不同的是，他诗中黑夜和死亡的痕迹很浓，有种参与葬礼的气息。但同时邰筐又是一个白昼的诗人，参与到了对后工业时代的歌颂。他的诗中表现了对生活的热爱，积极参与生活的热情。眼下的这个时代某种程度上是韦伯所说的“以赚钱为天职”的、物质崇拜的时代。时代的复杂与邰筐诗歌的“分裂”是一致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邰筐的确是时代的见证者和记录者。

霍俊明（北京教育学院讲师）也从邰筐的诗歌中读出了对时代的复杂态度，认为邰筐诗歌中，在乡村、城市和诗人的多重视角的交错观照中，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都呈现出了空前的复杂性和暧昧特征。罗小凤(首都师范大学博士生)把邰筐的诗歌形容为“城市化进程下时代和心灵的双重记录”，认为他的诗歌中既有城市外乡人的回望，又有都市目击者的震惊，邰筐突破了底层身份的局限，一方面，他沉重地展示了城市化进程下一代农民的精神历程，另一方面，他展现了城市外乡人与都市目击者的双重视域下灵魂深处对城市文明的沉重反思。聂国艳（首都师范大学硕士生）认为：对于城市，邰筐更多的是勾描了现代化进程中人的生存状态，对于乡村，他更多的是在风景中回味时光和自由，他用幽默的笔调在城市中寻找诗意。一方面他是故土精神家园的坚韧守护者，另一方面他也是城市生活的观察者和描绘者。赵薇（首都师范大学硕士生）把邰筐的诗歌视作一种强烈的现代性经验统摄下关注现实的城市诗歌，这些诗有效地过滤了过强的伦理诉求，在现代经验和现代话语的纠葛中展开了崭新的言说方式。卢娟（首都师范大学硕士生）认为邰筐的诗歌揭示出城市化过程中人性根基的困境，并把他的诗歌与传统的现实主义写作加以比较，认为邰筐诗中的现实主义并非对眼睛所见的现实进行一个全然的模拟或如镜子般的映照，而是力求在目所能及的事物、直接的感觉与存在于事物本身之内的真实这两端之间架设桥梁，以还原事物与现象一个出于心灵、较恒久的真实。邰筐的诗歌将现代城市放置于文化哲学、时代理性与美学思维的土壤中，从而生成了驳杂而立体的都市话语方式与文本形态，并复活了城与人的无限丰富性与悖论性。



二、平民姿态和诗歌理想



邰筐曾经说：“我始终认为，一个人在写作之前首先要成为一个精神上的常人，像常人一样说活、处世。……同时，我的内心还藏着另一座城，那是一座理想之城，它和柏拉图的理想国毗邻，和莫尔的乌托邦接壤。从此城到彼城的距离正是现实到理想的距离。”他的诗歌中所显示出来的真诚与朴素，他的诗歌在对生活的还原中透露的超越生活的理想追求，也为与会者所注意。

商震（《人民文学》副主编）认为邰筐的诗歌中没有空泛的情绪，没有伪浪漫，邰筐的诗歌不同于那些对现实感触不深，却又装腔作势写生活的诗歌。邰筐有很丰富的生活经历，他不是一个职业诗人，他把自己的血肉融在生活里，产生诗意。邰筐始终在他的诗歌中保持冷静，他的抒情有一种沉思默想的品质。商震对邰筐的诗歌提出了建议，认为他应该使自己的词汇更丰富些，不要重复自身。

理钊（杂文家）是邰筐的同乡人，对邰筐的诗歌成就，他表达了由衷的高兴。理钊介绍了邰筐在临沂的生活，认为虽然邰筐在城市生活多年，但并没有融入到城市的体制中去，只是城市中的一个漂泊者。可以说邰筐是生活在两个维度中的人，一个是为生计忙碌挣扎的人，一个是活在诗的世界的人，他一直在这两个维度中摆渡，也可以说，他把自己的身体放在生活之中，灵魂放在诗歌之中。

梁小斌（诗人）从对生存境遇的描写来谈邰筐的诗，认为邰筐的诗从对生存境遇直陈上升到意境的层面，将人的生存的异化描述得越来越细致。唐力（诗人，《诗刊》社编辑）则认为邰筐的诗有一种“在场感”，邰筐首先是一个在场者，其次是一个经历者，最后才是一个记录者。他的诗歌呈现出本真的生活状态，具有生活的质感。他的诗歌具有真实的力量，他的诗歌还原着生活，使得读者也成为一个在场者。在方法上，唐力认为邰筐主要采用铺陈的方法，这类似古代的“赋”，在对生活的呈现中，邰筐有化简单为繁复的能力。卢卫平（诗人）同样从邰筐的诗中读出了“在场感”，认为他的每一首诗都可以看出诗人所处的情景，再现出一个戏剧化的生活场景。邰筐找到了自己打开世界的真的钥匙，他是“看到了眼前事物”的诗人。同时，邰筐的诗歌语言在口语与书面语之间找到了一个属于自己的通道。娜仁琪琪格（诗人）把邰筐的诗歌比喻为生活的一双眼睛，他走到哪里，哪里就有了审视生活的目光。这种目光是灵敏的、犀利的、而且是内敛的，在他看似朴素庸常繁琐的语言下，不断的涌现出温暖，温暖中又闪烁着寒光。他的智性、幽默给人印象深刻。他以诗歌为载体，把诗歌还给了生活。娜仁琪琪格认为邰筐的诗歌有一种无诗意的诗意美，他从朴素的语言中发现了大美。

霍俊明（北京教育学院讲师）认为邰筐的诗与欺骗和短视绝缘，他的诗以特有的存在方式呈现了存在本身的谬误和紧张。张立群（辽宁大学副教授）认为邰筐的诗琐碎而富有观察力。充满于诗中的“琐碎”，与其说是经验的投影，不如说是真实地还原了生活的本来面目。

邰筐诗歌中的“纪事”系列是要通过日常生活的记录和描绘，揭示诗人在现实生活中发现的那些无法释怀，亟待一吐为快的诗情。张立群认为邰筐对生活持有较为严肃同时又略显无情的道德评判尺度。邰筐的诗是担当的，同时也是隐忍的，他以这种带有金属般的声音开辟着自己的写作路径。王莹（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后）把邰筐称为心灵家园和独醒灵魂的找寻者、拒绝旁观和不作阐释的写生者和诗骚风流和经典意象的续写者，认为邰筐的写作不张扬，不造作，它以真实和澄净征服着读者的心。他打通中西，对接古今，探索着诗歌创作的新题材新内容。

林喜杰（北京十一学校教师，文学博士）认为邰筐的诗歌创作始终担负着一个使命，他发现了一个空旷区域并用自己的诗去填补它，他是一个现代的都市行吟诗人，他的脱颖而出更是靠一种内在的透彻的自觉和他游走于城市的生活经历。林喜杰着重讨论了邰筐诗歌中的月亮意象，认为这些月亮意象颠覆了诗歌传统中的月亮意象，邰筐是城市的隐居者，城市的风光永远都有月亮的背面，他的诗歌可贵的地方就是一段月亮背面的抒情。冯雷（首都师范大学博士生）认为在邰筐的诗里，比真实更可贵的，是面对生活的诚实，他的诗反映了特定时代的特殊情绪。冯雷把邰筐的诗同当代小说联系起来加以讨论，认为与“现实主义冲击波”，“改革小说”相比，如果说小说家们是在凝练、聚结着市场化、现代化的伤痛，正视“身份、地位”取替了“阶级”属性的社会情势的话，那么邰筐的诗则是把这种伤痛溶解在自己主演的现实活幕剧中，使之具体化、个人化、谐趣化。李文钢（首都师范大学硕士生）把邰筐的诗歌视作一种紧贴着大地的飞翔，他在诗歌中“呈现”了生活的本色，保持了与现实的血肉联系，也让读者感受到了我们这个时代的重重矛盾和真实痛楚。

刘成奇（诗人）在邰筐的诗歌中读出了强烈的个人印记，读出了邰筐对这个时代特有的荒谬的反抗，他以一己之力，撼动着那日渐麻木昏眩的大厦。从诗歌的质地上来说，邰筐借来的不是夜莺的嗓子，而是寓言中的乌鸦那低沉、喑哑、充满了沙土的颤栗嗓音，从孤绝的黑暗中央，发出了一个“后工业时代平民”当下的声音。李成恩（诗人）讨论了“80后”诗人与“70后”诗人不同的写作向度，认为“70后”诗人偏于抒情，在口语与非口语之间寻找自己的个人风格。就邰筐诗歌而言，他是不先锋的，却又是先锋的，平淡中蕴有惊雷，简朴的语言可以触动灵魂。邰筐是在抒情与拷问之间突围的诗人。李成恩认为邰筐朴素的抒情态度，本真的个人风格在“70后”诗人中是难能可贵的。



三、从临沂开始，走向何处

邰筐的诗歌中有鲜明的“临沂”印记，“临沂叙事”，成为他诗歌的一个标志。这也成为与会者讨论的焦点。

作为邰筐的诗歌兄弟，江非（诗人）回忆了他与邰筐、轩辕轼轲这文学的“三驾马车”在临沂的生活。江非把这段日子形容为荒诞的青春，正是在这充满臆想和激情的岁月中，三个人的诗歌生命开始了新的生长。正是临沂的生活，成为邰筐诗歌的起点。安琪（诗人）对邰筐诗歌的来历持有兴趣，认为正是临沂的诗歌圈子，同仁的彼此滋养，对邰筐的诗歌有助长的作用。

霍俊明（北京教育学院讲师）认为：如果说当年的芒克、多多、根子、林莽等人是为白洋淀写诗，海子为麦地写诗，于坚为尚义街6号写诗，那么，邰筐就是为临沂、沂河和曲柳河写诗，为他所熟知的这些事物再次命名。龙扬志（首都师范大学博士生）认为临沂之于邰筐的意义，几乎就是一个微缩版的世界，它既是故乡，也是异乡，熟悉和陌生混杂在一起，这些诗歌成为一组风格独特的“临沂叙事”。作为城市的寄居者、参与者和旁观者，多重身份恰恰赋予了邰筐诗歌的多重角度，围绕临沂这样一个生存场景而产生的“临沂叙事”，从不同侧面呈现了城市与人的繁杂图景，具有深刻的现实力量和丰富的美学意义。

王士强（首都师范大学博士生）认为邰筐最为特别的地方是以一种极具现实性、现场感的方式在诗歌中呈现出了他所处的鲁南城市——临沂。这种呈现、描写、叙述一方面是具有及物性的，来源于生活，普通而又普遍，不陌生、不虚假、不造作，但同时又是具有穿透力的，能深入到生活的内部，抓住其内在特征，作出富有诗意和心灵力量的表达。这是邰筐关于临沂的书写所以成功的原因之一。王士强对邰筐今后的创作表示了期待，他认为，任何一位写作者，都会面临“下一步”的问题，如何继续，向何处发展，是改变，还是延续？是坚持，还是扬弃自己？在这一点上，邰筐的“临沂”书写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王士强着重强调，邰筐今后的写作，在“现实性”之外，还牵涉到了 “中国性”的问题。

与王士强的问题有关，几位与会者讨论了邰筐到北京之后的近作。霍俊明（北京教育学院讲师）把他放入70后诗人群体中考察，认为邰筐近期诗作和“70后”一代的许多诗人一样，呈现出一种“中年气息”，其诗歌文本中不断呈现和强化了由秋天到冬天的过渡性场景。而这种表象层面的季节性、时间性的过渡性转换和推移恰恰从谱系性和共性的层面呈现了“70后”一代诗人大体已经摆脱了青春期写作的冲动，开始步入了带有中年特征的写作状态。同时，邰筐近期的诗作中时时出现一个类似于卡夫卡的“外省者”的形象，这种身份对当下诗歌写作而言是相当重要的。韦珺（首都师范大学硕士生）同样从邰筐的近作中读出了“外省人”的形象，认为从临沂到北京这段跨越地域的旅程，让邰筐的诗歌图景呈现出些许新的变化。韦珺把城市化当作人无法逃离的境遇，正是这一复杂而尴尬的局面，使得邰筐没有对城市化进程做出简单直接的否定，而是更务实地将目光投向城市化的弊端。相对于中小城市临沂，大城市和政治文化中心北京对邰筐的隐喻意义要远大于现实意义。这一时期的诗歌体现出更为明晰的抒情叙事的个人化，个体经验占据了更为重要的位置。



会议由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教授吴思敬主持，吴思敬教授介绍了邰筐一年以来的驻校生活，对邰筐在首都师范大学一年的学习经历给予了积极的评价。吴思敬还转达了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主任赵敏俐教授、北京大学新诗研究所谢冕教授、中国诗歌学会秘书长张同吾先生对会议的祝贺。《诗刊》社编辑林莽介绍了邰筐在《诗刊》社的学习和工作情况，认为这一年的集中的阅读和学习将对邰筐的写作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

邰筐在致辞中真诚而动情地表达了自己的感受，他把在首都师范大学一年的驻校经历，同他和江非、轩辕轼轲在临沂共同切磋诗歌的时期，当作自己写作生活中最重要的两个阶段。邰筐对吴思敬、林莽和其他诗歌界的前辈同仁表达了感谢。

会议气氛热烈，讨论充分。相信这次会议不仅会成为邰筐诗歌写作道路上的一块“里程碑”，也会成为研究“70后”诗歌和城市诗的一份“记录书”。



（陈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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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维 - 纵然语言为人所共有，但多数人立身处世仿佛各有其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