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坛在西安上演三国演义

[夏长斌]

　　5天开了3个研讨会

　　5月下旬，在西安召开第二节中国诗歌节期间的24日至28日的5天里，有3个诗歌研讨会交叉召开。一个属于诗歌节的主要内容之一、由第二届中国诗歌节组委会主办的“诗歌论坛”；一个是中华诗词学会主办的“第23届中华诗词研讨会”，按惯例，此会应该在 10月召开，为了借诗歌节的便利，放在了诗歌节期间；另一个是由陕西省作协、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联合举办的《陕西当代先锋诗选》研讨会，实际承办者是先锋派诗人的民间人士，他们赶在这个当口是想借诗歌节发力。

　　3个研讨会，场面有别。“诗歌论坛”大会先后在西北大学新校区和陕西师大老校区召开半天大会研讨，出席大会的代表有200名，其中有许多闻名全国的重量级诗人、评论家。因此，不仅吸引来众多媒体，而且吸引来许多大学生，三四百人的会场自始至终挤得满满的，场面最为热烈。该论坛以继承优秀传统、不断创新为基调。

　　“诗词研讨会”规格不低，陕西省委原书记张勃兴、中国作协党组成员陈崎嵘、中华诗词学会名誉会长霍松林参加了开幕式，会期3天，大概由于远离市中心，特别是周围没有大学，参加会议的，除了100多名会议代表，少有其他人员参加。“诗词研讨会”主要格调是让中华古典诗词在当代发扬光大，虽然会议代表大多年龄偏大，但他们的发言充满激情。

　　“先锋诗研讨会”在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召开，除了入选《陕西当代先锋诗选》的20多名作者和应邀参加的来自全国各地的20多名诗人、诗评家外，有上百名大学生参加，而且只有半天时间，到会的媒体最少。但有些人很看重此会。台湾诗人向明说，他这次到西安参加了此会，很值。“先锋诗研讨会”主旋律是鼓励先锋诗人不要怕孤独，要坚持自己的风格。参加会议的代表以中青年为主，气氛相对活泼、轻松、自由。

　　参加3个研讨会的诗人、诗评家有的情绪激昂，有的娓娓道来，有的直奔主题，有的回避锋芒，曲径通幽。由于当今诗坛错综复杂，这些诗人、诗评家并非划分为截然相反的三派，观点多样，就是同为弘扬传统、倡导先锋者，之间也有争议和差别。因此，有对峙者，有调和者，也有一边肯定一边否定者。

　　各自赞美所喜爱形式的诗歌

　　我国著名诗词家周笃文说，中国古诗是打不死的神蛇，因为首先是神气的汉字，具有象形、会意兼及某种程度的标音之特点；其次是韵律的魅力，古诗的平仄韵脚，将汉语的顿挫回环之美发挥到了极致。裴多菲的《自由 爱情》一诗，其翻译由最早的自由诗体变为有韵的古体诗，才精华尽出，几乎有口皆碑。

　　被誉为先锋派诗歌评论家的陕西师大文学院博导李震，没有像之前接受记者采访时那样直接了当谈出自己的观点，显得非常含蓄。他说，诗歌永远是一个时代的急先锋，也是人类精神的先锋，也是艺术的急先锋。无论是对个人来说、种族来说，诗歌始终是我们精神中最极端的部分。

　　“中国文学不仅要大江激流，还要有庭院深深的多样性，这样才能多一份精彩、多一分滋润。”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鲁迅研究会会长杨义认为，如果要全面展现中国文学的精神谱系，尽可以区别主流和支流，新潮和古风，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但它必须兼顾多种文化线索、文化层面、文化形态，中国诗歌将来的出路就是多种诗歌形式的并存发展，同时互相借鉴，包括借鉴旧体诗的感悟思维、语言推敲，借鉴新诗的创新意识和创新形式，才能开创出与中国作为诗歌大国的传统相称的现代诗的局面。

　　如何写出好诗

　　关于怎样才能创作出好的诗歌，24日，在第一场“诗歌论坛”上，北京大学教授、著名诗歌评论家谢冕说：我们常慨叹当今是大国无大诗，我们的周遭充满了所谓的“个人化”的梦呓，因为我们的诗歌创作存在误区，我们太相信和太痴迷于所谓的“与世界接轨”，我们自觉不自觉地按照世界性的“大师”的“范式”来写诗，结果出来的作品，不过是在重复大师中失去了自己。

　　雷抒雁在随后的讲话中，称赞这是谢冕几年中最好、最激动人心的一次讲话，并说，把世界大师作为我们的仿本，这样的写作是幼稚的，需要这么一个过程，但不能永远停止在这个过程，一切创造都不是简单的模仿。

　　先锋诗人的“主场”——“先锋诗研讨会”上，先锋派诗人伊沙说：“我不是要写李白、杜甫那样的诗，照着李白、杜甫那样的诗写，你也成不了李白、杜甫。我要写现代诗，要写先锋诗，我要写到最先锋状态。”

　　在26日的第二场“诗歌论坛”上，海南青年诗人李少君说：由于诗歌界一度唯西方是从，完全漠视自己传统，忽略个人经验感受，所以一度诗歌潮流此起彼伏，最终茫然失措，彻底丧失了汉语诗歌的主体性。如今诗歌终于像“中国制造”转为“中国创造”一样，诗人们真正从自己的土壤中产生出某些具有独特性的诗歌了， “草根性”、“地方性”、“民族性”及“中国性”开始成为强调的重点。

　　诗歌属于大众还是小众

　　关于这一二十年诗坛争论的诗歌是大众化还是小众化文学的问题，自然成为研讨会讨论的热点之一。

　　谢冕说，相当多的诗人太过“自恋”，他们以为伟大的诗歌只能面对自己，他们因为鄙视昔日的“为政治服务”而拒绝社会和大众，诗人的自私是诗歌的羞辱。

　　诗人、《中国武警》杂志社主编王久辛认为，古今中外的优秀诗歌，从它们诞生的那天起就是属于大众的，是为大众写的，并为大众所接受。

　　云南著名诗人晓雪说：诗可以写得朦胧一些、难懂一些，但应当有一个前提：多看几遍就可以慢慢品味出其中的诗意诗味来，那也是一种美。如果翻来覆去读多少遍，都莫名其妙，不知所云，连专业的诗人和诗评家都无法读懂，这样的诗怎么反映时代、走向群众，还有什么美感可言？你写了还拿出来发表有什么意义？鲁迅说过：“伟大也要让人懂”。

　　“如果我们的诗写出来只在一个小圈子里头，走不进读者的心灵，我觉得这样的诗歌写得再好都是失败的。”雷抒雁饱含激情地说。

　　重庆市文联主席、诗评家吕进认为，大众化诗和小众化诗都是需要的，它们的互补互动，构成了诗歌史的风景和诗歌的丰富，不必也不可能取消其中任何一个，但诗终究以广泛传播为旨归。

　　李少君则认为，为什么现在诗歌不能被广泛接受，我觉得这需要时间，时间会说明一切，我们只要创造就行。《红楼梦》在清代的时候也没有被广泛接受，杜甫在他所处的时代也备受冷落。

　　写诗是否应有目的

　　这一二十年，先锋诗人出现了许多流派和理论。在第二场“诗歌论坛”上，针对先锋派诗歌的一些现象，晓雪很不客气地表达了不满：我们坚持多样化，但凡是影响巨大的杰出诗人，都是与时代共脉搏，与祖国同命运，与人民心连心的。有些人因反对把诗变成政治的简单工具而走到另一个极端，有的主张写诗“不为什么”， “没有任何目的”，宣扬“逃避知识、逃避思想，逃避主义”，“讨厌原则、反对逻辑、厌恶理性”；有的说“要粉碎大众化、民族化、回归等口号”，声称“为读者而写作就是大倒退”；有的宣布“拒绝任何价值的诱惑”，甚至断言“诗是无用的，没有价值就是诗的价值”；有的扯起诗歌“垃圾运动”的旗帜，喊出“崇低” 的口号，鼓吹“下半身写作的意义”。伴随着诸如此类的奇谈怪论，我们的报刊和网络上经常出现两类诗歌，一类是无逻辑、无语法、无思想、无意境、毫无诗情诗意却又故弄玄虚、使人如坠雾里云中的“谜语诗”；另一类是“口语化”即粗俗、庸俗、低俗，甚至恶俗，内容污秽，不堪入目的“语言垃圾”。什么时代精神、群众需要、审美标准、社会责任、人类良知，都被这些作者丢到九霄云外去了，极大地败坏了诗歌的名声和读者的胃口，这就是多年来新诗的读者越来越少的主要原因。

　　郑伯农强调，无论新诗还是旧体诗词，都要与人民同心、与时代同步，人民和时代精神是诗歌的生命线。

　　“当下有些诗人，信服‘私语化’，他们的诗充满个人身世感，缺乏世界的回声，使得诗歌远离公众。高尔基说：诗人是世界的回声，而不仅仅是自己灵魂的保姆。”吕进说。

　　先锋诗人在“主场”受到鼓励

　　在“先锋诗研讨会”上，一些诗人、诗评家给先锋诗人打气。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博导、著名诗评家杨匡汉说，现在诗坛上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动不动就说先锋是搞另类。他认为，先锋意味着试验，不断地试验，不断地探索，没有结论，所以不要动不动就规定该怎么写，什么方法，什么模式，还是要继续创新，继续创造，继续试验。他还用足球场和战场上的先锋，来形容先锋的重要性。

　　台湾诗人郑愁予说，诗人各有各的风格、性情，这是重要的，坚持自己的风格，抒发自己的性情，成就是绝对地可期。美国遁世女诗人爱梅丽·迪凯森（Emily Dickinson）生前一生创作了1800首诗，没有发表过、出版过，但到今天是英语世界最好的诗人。写诗也要有毅力。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生黄听松说，诗歌是一种最为个人化经验的记录，它可以为内心捕捉到的一切敏锐感受发言。诗只是自己心路历程的表现方式，甚至从没有在意自己是一个诗人。诗歌不为“存在”而“在”，它是秉承神意的书写，是心灵情感的自由宣泄。先锋诗歌在多数时期并不引领诗歌的时尚风潮，而是多以个体、边缘的姿态存在。

　　要不要讲艺术技巧

　　关于诗歌写作要不要讲技巧，是当今“民间写作”和“知识分子写作”争议的一个焦点问题。

　　王久辛反对偏执的强求一律，以妨碍个性自由的正常发挥，使艺术追求受到不应有的伤害，但他同时指出，我们的诗人往往以主题的正大掩盖艺术的贫乏和拙劣。诗歌不仅是表达什么的问题，而且是怎样表达的问题。只有有了高明的、卓越的、超拔的艺术技巧，我们要表达的内容或者说要表达的正大主题，才能实现表达。一句话，才能写出千古流芳的佳作。非艺术表达的随意性泛滥，不仅会伤害人们对诗意的理解，伤害汉语的诗性美，而且会使我们后人以为诗歌写作没有什么技术含量，谁都可以写。

　　郑愁予认为，想成为艺术品，只靠内容、只靠你关注生灵的意念在里面还不够，如果没有艺术在里面，这首诗还没有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