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岸的诱惑：当年文坛巨子们是怎样留学的

[潍人]

（对岸的诱惑（增编版）：中西文化交流记》赵毅衡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世纪上半期，不少中国现当代文坛巨子负笈海外，经历欧风美雨的洗礼，汲取西洋文化之精粹，融会中国文化之传统，终成就一生的名作。年轻时的他们，在异乡求学打拼，始于个人兴趣，追逐自我梦想。与今日留学之风相比照，其大相径庭之处，值得细细玩味。本文摘录部分章节，以飨读者。

　　闻一多：

　　美诗熏陶出的“闻体”

　　是唯美型诗人，是诗人型学者，是学者型诗人。“五四”时代，全才不少，如闻一多之全才不多，如闻一多之熟悉西方文学者也不多。闻一多，13岁考上留美预备学校清华，22岁(1922年)去美，学画三年，却找到了他的诗人之笔。

　　他先去芝加哥。到那里学美术，真是找错地方,但对闻一多的诗人生涯来说，真是直入堂奥。芝加哥当时是美国大工业之都,也是美国现代文学史上艳称的“美国诗歌文艺复兴”运动的中心。闻一多在芝加哥美术学校的同学中，就有后来成名的诗人肯尼思·雷克斯洛思（Kenneth Rexroth)，此人后来取汉名 “王红公”，为推进当代美国诗坛的中国热不遗余力。

　　到芝加哥不久，闻一多的诗兴如火山爆发，爆发的契机是读美国意象派等新诗派的作品。用文字做色彩“画一张画”，是意象派的宗旨，而又名之为“交响乐”，更是这派诗人的做法。意象派诗人佛莱契 (John Gould Fletcher)正是在芝加哥的《诗刊》上发表他的《色彩交响乐》组诗，每一首都是百多行的“大诗”。佛莱契声称他自己从 1914年以后的诗作“无一例外，全得自东方艺术”。这就不再是巧合，而是“二度返回式影响”的佳例———中国古诗影响了佛莱契，佛莱契又影响了闻一多。

　　闻一多不一定了解这创作背景，但他敏感地发现“他的诗充满浓丽的东方色彩”，“佛莱契唤醒了我的色彩感觉”，“快乐烧焦了我的心脏……啊！快乐！快乐！”(致梁实秋，1922年12月1日)

　　几个月后，闻一多在纽约见到了意象派后期领袖艾米·罗厄尔(Amy Lowell)。1925年后者去世，闻氏在《京报副刊》上撰文：“中国文学与文化失了一个最有力的同情者。”在纽约时，又得人写介绍信，让他回芝加哥见当时风头最健的桑德堡(Carl Sandburg)和《诗刊》主编蒙罗 (Harriet Monroe)。桑德堡再三咏叹中国“青铜之美”，而蒙罗则迷恋中国到了准备退休后在中国生活的地步。

　　但是闻一多与美国诗的接触不久就有一大变化。1923年夏天，闻一多转到科罗拉多大学，与梁实秋会合。他除了继续学绘画外，还选修了“现代英美诗”课程。当时，英美新派诗人还远没有得到学院承认，科罗拉多当时也不是一个很开放的地方。科大的教授想必让闻一多读了不少美国“雅致派”、英国“乔治派”等传统味较浓的诗人的作品。由此在闻一多的诗歌趣味中造成了一个重要的转折———先新派，后旧派———他后来在《现代英国诗人序》一文中称他注重的诗都是“跟着传统的步伐走”，“与传统的英国诗差异的地方都不如相同的地方”，而他自己则开始主张“诗的建筑美”，提倡“新格律诗”。

　　闻一多的第一本诗集《红烛》于1922年冬结集出版，美国新诗派对他的影响处处可见，气势恢宏，语言狂放。但集于第二本诗集《死水》(1928年)的作品集中形成了著名的闻一多风格。《死水》集在1926至1928年所作，才是最典型的“闻体”：典丽繁富，外整内腴，凝炼苍劲，比《红烛》中诸诗远为“现代”。

　　其中《死水》一诗，为闻诗中最广为传诵者。饶孟侃先生在1979年回忆说是“君偶见西单二龙坑南端一臭水沟有感而作”。这当然是可能的。但我在伯克利加州大学读比较文学学位时，中国现代文学权威白之教授(Cyril Birch)一天叫我到办公室，给我看他令人吃惊的发现：美国女诗人米蕾(Edna St. Vincent Millay)有一首十四行诗，与闻诗意象和用词，都极为相近。

　　米蕾这首诗，见于她1923年的诗集《弹竖琴者》(The HarpWeaver)，这正是闻一多在美国狂热地读新诗人的新作之时。米蕾在20年代被评论界—致看好，认为是美国最有希望的诗人，被称为“女拜伦”。《弹竖琴者》一出版，立即获得刚开始颁发的普利策奖，轰动全美。集中名句“我的唇吻过谁的唇，在哪里，我记不清”，美丽而大胆，传诵一时。

　　说闻一多从来没有读过米蕾诗，不合情理。或许应当说闻氏读了，留了印象，若干年后自己见水坑而生诗题，不自觉受了影响，忘了印象从何而来，反其题而用之，却又写出了比米蕾诗更深的境界。可见“功力”此二字，是不能以年资肤色论之的。

　　老舍：

　　伦敦生活逼成的作家

　　1924年老舍来到伦敦。老舍在伦敦的朋友是许地山。那时许地山已是成名作家，而老舍尚未敢做作家梦，连个“文学青年”都算不上。老舍后来在《我的创作经验》一文中承认:“25岁我到英国去。设若我始终在国内，我不会成为小说家———虽然是第一百二十等的小说家。到了英国，我就拼命地念小说，拿它做学习英文的课本。念了一些，我的手痒痒了。离开家乡自然想家，也自然想起过去几年的生活经验。为什么不写呢？”

　　在伦敦的第二年，他用三便士一本的学生练习本写成了《老张的哲学》，取材于他在北京的小学教师和草根群众的政治社交活动。许地山代为寄到上海主编《小说月报》的郑振铎处。两三个月后小说就发表了。一年后，老舍完成第二部长篇《赵子曰》。又一年后，完成了以伦敦华人生活为题材的《二马》。在这部小说中，马氏父子与英国妇人花花哨哨的爱情纠葛，明显不是 “写实主义”，是老舍在孤独的想像中填补生活的缺陷吧。

　　老舍成为作家，是伦敦生活逼成的———这个20多岁的小青年，在伦敦的生活孤独，不得不细细读英文小说，这才造就了他。

　　在东方学院，1924年刚到时，老舍25岁，工资是年薪250镑。1926年他要求增薪，学校加到年薪300镑。250镑究竟是多少呢？近一个世纪来英镑币值大变，而中国货币更是换过几朝，不过也不是完全算不出来。

　　我们先从汇率说起。《二马》说伦敦一把古董茶壶，5镑半，合中国货币60元。那就是说，一镑大致12元，民国初年币值相当稳定，这就给我们一个推算的基础。

　　1920年，老舍21岁，任“京师郊外劝学员”，年薪1800元，工资实在太高，生活就“堕落”了。此后信教忏悔，到中学任教，年薪600元，就变成了好青年。这才被Evans牧师看中，推荐到东方学院。所以，老舍在英国的年薪，合3000元至3600元。就算省下三分之一寄回国奉养老母，在中国也是高薪阶层。

　　那么老舍的工资在英国如何？正好我手中有卜立德（David Pollard）教授的文章《老舍穷而后工吗?》（《香港文学》2003年9月号)。他提出的某些证据，我也注意到了，例如《二马》里说房东家小姐，在帽铺工作,“一个礼拜挣16个先令”，年薪才41镑。

　　老马小马，都瞧不起钱不多却傲慢的房东母女。小说中给老马做事的李子荣，一个礼拜3镑工资，年薪就是156镑，只抵上老舍工资的一半。

　　卜立德先生还引了当时英国的社会统计，1929年男性白领工人平均年薪200镑。领薪者年薪在250镑之上，与年薪在250镑之下的比例是1∶9。也就是说，老舍的薪水，在当时的欧洲，是全英国人口十分之一的小康以上水平。

　　如此算账，对理解老舍肯定有好处，对理解当时的留学生，也很重要。事实上，当时的留学生，除了勤工俭学的，其他都是富家子弟，所以在《二马》中称为“留学生老爷”。其标准据《二马》里说，是每个月有20镑，一年能花240镑，这么一看，老舍的250至300镑年薪，在英国也不低。

　　徐志摩：

　　把留学生活写成天堂

　　现代中国文人，在西洋活得如鱼得水的，徐志摩恐怕是一枝独秀。

　　首先可举的例子，当然是徐志摩见曼殊菲尔这桩文坛佳话：费时多日，反复去信求见一面。得到邀请，徐冒雨找去。入屋后万分激动，却不料曼殊菲尔因病不见客。徐忽见有客从楼上走下，于是乘机再陈述要求，回话才是：“可以上楼去见她。”据徐志摩自己说，前后不过20分钟，徐志摩却当做平生最宝贵的记忆，回忆纪念一辈子从未稍息。

　　1920年9月，对美国失望后来到英国，秋天见到17岁的林徽因，一见钟情，神魂颠倒。这场单相思为时极短，速战速败。冬天，林去苏格兰上学，不久后随父回国。而徐志摩致信家中,“盼媳出来”。于是，妻子张幼仪携子来伦敦。徐志摩虽说是在伦敦社交界大获成功，他却决定去剑桥。为此，还走了狄金森的后门。

　　1921年春，徐志摩到剑桥国王学院，没有专修，是个随意选择听讲的特别生。他好像从来没有认真听过课，而住处竟然离剑桥六英里（近20里）。徐自己承认他在剑桥“谁都不认识”，连同学都没一个。而与他乞求来英的妻子却闹起了离婚。无怪乎莎士比亚那么赞美英格兰之夏，徐志摩却说“英国几乎是没有夏天的”。该年冬天，林徽因回国，而徐志摩把妻儿送到德国，次年3月，他在柏林离婚，一个人回到剑桥。

　　就是在这人生最低潮之时，徐志摩动手制造剑桥神话。1922年3月归英，忽然发现“我这辈子就只那一春”。他开始写诗了，于是中国有了一个才气横溢的大诗人。奇迹是怎么发生的？因为在“四五月间”剑桥的“春天是更荒谬得可爱”。春天可爱依然，对事事失败的徐志摩，却是荒谬。这是他“慢慢发现”的。他发现了什么？徐的《我所知道的康桥》，完全在描写乡野景色，附加描写了剑河上的古桥，完全没有说到文化学术。细读一下，就明白徐志摩在剑桥如此惊喜地发现的，与你我各位在国外发现的完全一样：孤独。不过孤独在他的笔下很诗意。徐志摩写到散步，单独；写到骑自行车游荒郊。“我在康桥的日子，可真幸福，深怕这辈子再也得不到那样甜蜜的洗礼。”

　　这么一看，徐志摩确实不简单。美国可能把闻一多变成诗人，但他对美国那段生活绝口不提；英国可能把老舍变成作家，老舍对英国绝对无好话。把留学生活写成天堂的，真的只有徐志摩一人。韦利在回忆徐志摩时说徐“虽然崇拜拜伦，但为人并没有多少拜伦作风，比如缺乏拜伦的愤世嫉俗”。这个英国学者眼光很准。浪漫文人看来有两种类型：怨艾愤世型、自我得意型。后一种不一定是缺点。后来《新月》的成功，就是仰仗徐志摩的这种品质。张奚若回忆说徐志摩“一生没有仇人。别人不能拉拢的朋友，他能拉拢；别人不能合作的事情，他能合作；别人不能成功的地方，他能成功。你看那《新月》月刊、新月书店、《诗刊》种种团体工作，哪一种不是靠他在那里做发酵素，哪一种不是靠他在那里做黏合物”。

　　萧乾：

　　世界舞台上的幸运儿

　　那是个青春的时代,那是个神童的时代，那时的文人上五十就被称为“某老”(现在称作中青年)。那时后来在文学史上留下赫赫名声的北新书局，有个十七岁的蒙族送货小伙计，见多了文化人，就动手编编抄抄。他到北大图书馆，一字字抄下刚去世的徐志摩译的曼殊菲尔小说。如此精读，自有心得，于是自己也动手写小说。二十岁成为京派文学新秀，得到机会就读于辅仁与燕京英文系，二十五岁主编名重一时的《大公报》副刊，评定了中国第一次文学大奖，而且目光奇准———诗何其芳、小说卢焚、戏剧曹禺。不久，他自己的长篇《梦之谷》又得文坛激赏。

　　萧乾的一切，都来得那么早，在他那么年轻的时候。如果他是书香门第精心栽培，倒也罢了，他却是北京东直门一个蒙族守门人的遗腹子，靠母亲洗衣编织，自己送报送奶做学徒，初中毕业就得自己谋生。

　　伦敦大学东方学院(SOAS)中国部，本世纪有不少文化名人任过教。萧乾来到东方学院时，年龄尚未三十，已经是中国文化界名人。在这群星中，光彩不让前贤。

　　1939年，萧乾在香港遇到后来成为著名藏学家的于道泉。于当时任教于伦敦东方学院，因故不能再去，推荐萧去伦敦接任。当时二战正要爆发，《大公报》社长胡霖趁此机会委萧乾为该报驻欧记者。于是萧乾成为二次大战中唯一直接报道欧洲战事的中国记者：英国议会关于滇缅公路的辩论、敦刻尔克大撤退、伦敦大空袭 (萧乾自己差点被炸死)、英德大空战、V-2飞弹……此后又是给中国读者好消息的信使：诺曼底登陆、强渡莱茵河、进攻柏林、联合国成立、波茨坦会议、纽伦堡审判———每件大事，都被他赶上了。由此，《大公报》名声大振，萧乾也创造了长篇国际报告文学这个中国文学新体裁样式。

　　以上种种，是萧乾的运气，恰逢其时其地，但萧乾来英也真是赶上了时候———西方人对中国最“善意”的时候。作为盟国文化界的代表，出版社约他写了四本英文书，电影公司约写剧本：当时BBC远东部长，正是《1984》的作者奥威尔(George Owell)，约他每周广播一次；作为文化界“援华会” (China Campaign Committee)的贵客，周游英国演说，又成为威尔士(H.G.Wells)等大作家的座上宾；诺曼底登陆后，作为战地记者，又与海明威、威尔逊(Edmond Wilson)、萨拉扬(Sarayan)等，同行于进军行列。

　　萧乾描写过一桩趣事：在伦敦公共汽车上，邻座发现他是中国人，大声问好，萧乾谢了他。全车听到此人为中国欢呼，都鼓起掌来，萧乾再次起身答谢。这个邻座大概喝醉了，继续发表感谢中国的演说，弄得萧乾恨不得汽车赶快到站。此种民众自发好感，有哪个旅居西方者再有机会享受？

　　1940年，席卷欧洲的德军有入侵英国的势态，伦敦的外国居民，男性晚八时后上街为违法，萧乾也不例外，正好闭门读书。其间他啃下的书包括赛过天书的《尤利西斯》。1942年东方学院为避轰炸搬到剑桥(当时英德交战双方有个约定，互不炸两座大学城：德国不炸牛津、剑桥，英国不炸海德堡、图宾根)，萧乾就进入剑桥读硕士学位。为作“英国心理派作家”论文，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的丈夫列奥纳德·伍尔夫(Leonard Woolf)让萧乾直接翻阅抄录她的日记，而福斯特成了萧乾的忘年交———大作家直接指导写自己的论文，今天哪个学生有如此荣幸？论文尚未写完，《大公报》就要他火急赶往欧陆战场。

　　1949年，萧乾谢绝剑桥大学中国现代文学教授职位，回到北京，参加祖国建设。

　　（摘自《对岸的诱惑（增编版）：中西文化交流记》赵毅衡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