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个小时代的记录——关于《指引与注视》/敬文东

[张易晟]

这本取名为《指引与注视》、或许注定不能出版的书，是在怀疑、惶惑和饥荒中开始写作的：它是一本关于一个隐在时代四川地下诗歌（或称民间诗歌）的书。这里没有重大的主题，没有“绝对隐私”一类引人注目的情节，有的只是关于诗歌的偏见与同情。作为应该道貌岸然的博士论文，这个选题显然是背时的：首先，它或许的确只是一个渺小的题目，不配登上学院神圣论辩的殿堂。但长期以来，我越来越对历史的转弯处、人生的重大关头等等等等这一类可用惊叹号来装潢、来标识的巨大东西，失去了应有的礼貌和兴趣，转而对那些被遗忘、身材矮小的琐碎问题抱有不应该的同情与重视。这真不可救药。不过，它可能和我思想境界本身的矮小的确有着某种对应关系。对我来说，俗不可耐的方言比神圣、肃穆的普通话更有吸引力：这些被压制、被监视、被忽略的小东西让我看到了真正生动、鲜活的生命，它们在旁若无人地歌唱，并且自生自灭。它们更需要同情和记录。当那些有才能的知识分子们都乐于为批判、教训、拯救、启示、精神、苦难、理想、道德、人民、文化、学理……等等重大的词汇而奔波忙碌的时候，由我来拣起这个类似于伤风感冒般的芝麻题目，倒也合情合理。
穷人提供疾病，富人提供对疾病的解释，而巨人则提供对疾病的治疗。据说，提供治疗的行动组成了一个大时代，这个大时代的参与者勉强还可以算上对疾病提供解释的人；至于发明和提供疾病的穷人，对不起，被忽略了——这很可能就是历史的一贯做法（尽管它有时自称是春秋笔法）。每当我想起号称可以证明一切和号称公正的历史，总禁不住要为历史只重视大时代而哑然失笑。卡尔·波普尔说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当然也不乏幽默、沉痛和隐隐的愤怒）：把巨人时代上升为人类史并不见得比把中毒史、贪污史、撒尿史上升为人类史更见高明。真是这样的啊。比如，当年刘备大战彝林时号称一百万之众，当历史学家们（比如陈寿）绘声绘色地描摹白帝城托孤的情节时，他知道古剑州土门村（当然，那是我的家乡）为此送命的王二麻子、李老三等人吗？诸葛亮的叩头泣血以表心迹，难道真的比一百万个王二麻子们的生命更重要么？小人物与大人物对此各有看法，而小时代与大时代则在不对等地争执：一方唯唯诺诺，一方胆气豪壮。李老三、王二麻子们被统称为无名氏。我们甚至可以说，这些无穷个以集体名义命名的无名氏们，在被忘却的前提下，完全有理由组成另一部历史。由于种种原因，它始终处于隐在地位，始终在为大历史、大时代提供可以存在，可以牛皮烘烘的理由：想一想，如果没有提供疾病的穷鬼，对疾病的解释和治疗又从何说起？马克思很有人情味地说，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我想说，马克思在这么说时，肯定怀有某种深厚、复杂的感情。
历史总是在势利中展开，它以忽略、删除为代价，这就宛若《钱神论》所说的：“钱多者处前，钱少者处后；处前者为君长，处后者为臣仆。”唯一的区别只是钱与势的不同。后起的历史学家在突然记起某一个历史事件时，完全是以抓重点的面貌出现：因为这个历史事件很可能会对他的所谓体系，他意欲建构的观点做旁证。这就是说，历史事件，尤其是那些存在于民间、野史、口头传说中组成小时代的历史事件，总是以赐谥号的追赠面孔出现，它只是一道大宴席上的小配菜（比如豆芽），有，当然可以；没有，也行。面对元朝宰相博罗从盘古王开天地到如今有几帝几王的问题，必死的文天祥说，一部十七史，从何说起？宴席上的龙虾、熊掌都难以逃脱有被遗忘的命运，你说豆芽之类要是能被记住，不是天方夜谭又是什么？
小人物不需要大历史，或者说，小人物可以暂时不理会大历史。这是我在面对几乎快被遗忘的四川地下诗歌时最初的想法。自80年代中期以来，如火如荼的四川诗歌写作为中国新诗的真正复兴贡献了自己巨大的力量。这群在社会底层摸爬滚打的人，比如钟鸣、周伦佑、萧开愚、孙文波、柏桦、杨黎……，整天在为生计劳碌奔波之时，把自己的全部力量交给了诗歌，也就是交给了魔鬼。哈罗德·布鲁姆（H Bloom）说，使一个诗人成为诗人的力量是魔鬼的力量，因为那是一种分配和分布的力量（这也就是“魔鬼”——daeomai——一词的原始意义）。它分配诗人的命运，分布诗人的天赋，并在取走他们的命运和天赋而留下的虚空里塞进它的私货。所谓诗歌写作者，其实就是一些与魔鬼打交道的人。如果我们展开想象，我们甚至可以说，由魔鬼和与魔鬼打交道的人组成的历史和时代，注定只是小历史和小时代。
据云诗歌早已成为一种边缘写作，它的衰落以至寿终正寝已经指日可待。是否要和什么时候会寿终正寝，这里暂时不问；诗歌本身早已是个组成小时代的小角色，大约已经没有人怀疑。而我竟然要选这么一个题目来做自己的博士论文，老实说，也有自己一个渺小的野心：要为组成一个小时代的小角色做传，要把这个小角色如何将大时代转换成小时代、如何在沉入和歌吟这个小时代的机制与功用记录下来。是的，我仅仅是个记录小角色的小角色罢了。

钱钟书先生说，偏见是思想的放假。幽默之中对偏见抱有明显的嘲讽。但我一向同意这样的说法：讲歪道理比讲道理更合乎我的禀性，造谣远比制造真理更有意思。坦白地说，对各种型号的大历史、大时代我多有怀疑，而对时下闹得沸沸扬扬的学理规范化更抱有偏见。
《指引与注视》是从火锅和茶馆、晚报与银行开始写作的。一位朋友好心劝戒我，这样做很不合学理规范化的要求，通过答辩怕是很难。我明白他的意思。学院毕竟是我长期寄生其中的主要空间，对于学院造鬼吓人兼吓自己的学理规范化也略知一二。学理规范化的首要一条当是：要研究值得研究的大问题，最好是与国家兴亡，民族拯兴，再不济也要是与挽道德沦丧于既倒相关联的问题，来一番古今中外、上下五千年式的比划。这且不表，因为我对此毫无兴趣（我的能力渺小得来配不上它）；同时我也想说，真得如此么？另一条就是所谓的注释引用要点明出处。但这还算不上学术规范化，它充其量乎不过是一个借贷凭据，目的是怕有些易忘事的贵人天长日久把借贷物充为自己的私库罢了。在一个讲究买卖合同的时代，这应该不成问题。另一个很可能就是所谓的逻辑了。逻辑的重要性不需要我来论证，我只想说，与生活、生命比起来，逻辑终归是次一等的东西。据说，老黑格尔建造他的哲学体系很是入迷，在荒郊野外一驻足思考就是数小时，也不管是烈日当空，还是大雨涕泗。排除矫情与夸张的成份，其实何至于此？
现在人们已经很明白，黑格尔的那一套哲学没有什么可操作性，充其量只是纯逻辑的产物罢了。这就是说，他实际上只是在自圆其说地为自己的体系思考（寻找）逻辑结构。赵汀阳说，我可以为各种人制造各种他们喜欢的、逻辑谨严的哲学。这不是在藐视逻辑，而是在为逻辑重新寻找尊严。平心而论，赵汀阳没有说谎。逻辑其实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至少没有那些强调学理规范化的人想象的那么严重——它只需要前后照应、互相牵扯就行了。比如黑格尔的哲学，反正也没有什么可操作性，也无法被检验，既推翻不了也证明不了。“画鬼易，画人难”。在这种情况下，虚构一个逻辑体系实在是太容易了。我想，许多号称大时代、大历史、大哲学的玩意，怕都是这种货色吧？而对于一个已熟练掌握了逻辑操作程序的学者来说，虚构体系根本不是什么问题。
对于价值哲学来说，生活才是第一教科书，它的体系（如果有体系或必须有体系的话）应受到生活的剪裁，是生活在教育哲学、逻辑，而不是相反。所以，归根结底，逻辑总是次一等的东西，至少不应该把它提到吓人的高度。我们常常听到学理规范化的倡导者们称：逻辑在先。或许逻辑在先也是学理规范化的内容之一？但逻辑在先是不是就意味着事实在先？如果讲求了学理而忽略了生活，或与生活没有什么关系，这种学理又有什么用？而逻辑的惯性往往在强迫对生活的漠视、抛弃方面，又能起到推波助澜、助纣为虐的作用。我这样说或许不会为难人们的智力：照顾到生活与逻辑之间微妙的平衡，的确很难，一个学者在构架他的体系时，常常倾向于抛弃生活的地基而加强逻辑大厦的建设——因为这样做毕竟要容易得多。情况已经越来越明显，过分强调学理规范化的学术，已经逻辑谨严地提出了一大堆假问题，它们面对假想的敌人猛出重拳，却有没有听见期待中的呻吟。这真是滑稽。
一位朋友对另一位朋友说，我的这种看法注定不会有前途。他是指我把许多俗不可耐的掌故、民间传说、方言、当代民谣甚至痞话全拉进了本书的写作，是很不明智的。我明白他的意思：这毕竟是一个强调规范化的年头啊。
而我在这里愿意为自己对诗歌的偏见辩护。文学批评多年来被搞成了一种“术”（这的确是学理规范化的可笑胜利），完全丧失了想象力。或许人人都知道，仅凭逻辑是构不成艺术的，而纯粹用逻辑去对付艺术，无异于用手术刀去解剖一具尸体，除了得到几条似是而非的关于艺术解剖学的规律、结论，去在文学概论课课堂上欺骗莘莘学子外，又能得到什么呢？一位德高望重、研究了一辈子文学的老学者对我说，文学研究没有什么对错可言，有的只是精彩和不精彩之分。这句得道之言我从不敢忘却。有关于文学批评客观的“学理规范化”么？我相信，所有关于文学的发言其实都是偏见，尽管它以谨严的逻辑面孔出现：站在“我”的立场、 “我”的角度，“我”只能看见这些。大约没有人不是这样的。梭罗在《瓦尔登湖》中说，任何一个作者，不管他模仿谁的口气说话，实际上总是以第一人称发言。我相信这句话。在一个上帝已死了若干年的时代里，居然还有研究文学者敢称自己是公正的，是预先就排除了偏见的，这差不多是说自己是站在全知全能的视角观察文学，这不正是把自己搞成了肉体凡胎的上帝了么？而假如我们相信异教徒的说法，连上帝也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的恶作剧，那么，上帝本身不就是一个天大的偏见么？
偏见是我们生活的常态，但偏见一旦与逻辑挂钩，在某些人那里，偏见就强行转化为公正，号称大历史、大时代的东西是这样，号称学理规范化的人同样如此。合理的看法是，我们应当承认偏见，偏见才是我们进入世界、认识世界的唯一有效角度。偏见不是思想的放假，而是思想的有效开始。排除了偏见，我们就成了上帝，假如上帝还真称得上是公正的话。但我们应当知道，上帝在发怒时，也是要弄出大洪水来惩罚人类的。但上帝一经与凡人理论，他自己也就是一个有偏见的人了——上帝怎么敢说人的淫乱、邪恶站在人这一边就全然无道理，而站在他那一边就合该施惩罚呢？这不正是霸道的偏见么？我们最好不要装出貌似的公正，去对待并不公正而是包孕着更多偏见的文学。只要想做切合实际的文学批评，那么，对文学的看法其口气都是强词夺理式的，其实并无公正、正义可言。我将痞话、火锅、茶馆、晚报、银行……等等词汇作为自己“专著”（得原谅我这么说）的概念，看似违反了学术殿堂的神圣性，但我觉得这是切合实际的做法，有它自己的道理 ——因为我承认这就是偏见。
而文学批评如今全然没有想象力了，几个西方发明或中国古人发明的概念，就成了文学批评当然的牛黄狗宝，当然的出发点，然后沿着这些概念本身的逻辑可能线路，去框架变动不居的文学创作，据说那就是文学批评。这真是要命。我有足够的理由相信，文学批评要想说出对文学的“灼见”（还不敢说“真知”），就必须要有想象力。爱因斯坦在回答一位物理学家的提问时说，研究物理学的首要素质是要有超凡的想象力。这个说法很可能会让自然科学家和人文学者都感到难堪：自然科学家倾向于排除想象力而实际上又时刻不能离开想象力，人文学者坚信自己应该而且已经引进了想象力却又毫无想象力。令人遗憾的情况终于出现了：在一个技术和信息化的“强人时代”（钟鸣语），想象力被大大地删除了，而文学艺术天然该肩负起这一使命；文学批评却“倒行逆施”，强调什么逻辑在先的公正和学理，实际上是在教唆文学向强人时代投降，是鼓励文学主动将想象力阉割。听他们论证说，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最初是以反工业化和技术化的面孔出现的，这似乎很有道理，至今也有不少人文学者在向工业化和技术化做猛烈开火科，但他们讲求纯逻辑的学理化，实际上正好和他们反对的东西一个鼻孔出气：他们甲乙丙丁开中药铺似的论文，看起来就如同科学实验报告一样。这真他妈没劲透顶！

纸张的尊严如今正被金钱、一个大时代的众多大问题以及学理规范化所控制、所领导，对于和上述一切都几乎不沾边的《指引与注视》来说，纸张是不会向它屈尊俯就的。我知道自己是在干一件注定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但我乐于这么做。为了表达自己的偏见，表达对诗歌的看法，更重要的是，为了表达对四川民间诗歌的巨大成就（当然是对诗歌这样一种边缘写作而言，和大时代不沾边）的敬意，我写下了这本书。如果说这不是学术，那么，我说，我不愿意与学术为伍；而万一有人说这就是学术，那我将说，我还干得不坏：

门外是无边的夏，炎热的夏
曾经在诗中呆过的太长又太短的日子
跌跌撞撞又来到我跟前
而怀旧的时代终于过去了
（拙作《如今》）
1998年10月，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