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琪 女性主义者是孤独的

[朱松壑]

我一直相信“诗歌”这个场域的存在就像相信商界、政界的存在一样，它们都是并列的，但因为诗歌的精神化性质而使之显出虚拟的假象，事实上，诗歌同样是一个可触可感的世界，同样有自己的一套价值取向。一个政治家他说他很有抱负，想在更高的位置上为人民谋福利，我们就敬佩他；一个商人说他的目标是成为百万亿万富翁，我们也向他表示祝福，但一个诗人，说他想成为伟大的诗人想在诗歌领域拥有更大的做事的能力我们就骂他追名逐利，这是很不公正的。每个诗人都应该给自己成为“最优秀”的定位和鼓励。
说到“女性诗歌”我首先承认有“女性诗歌”的存在，为了不致混淆概念，最好加上主义也就是“女性主义诗歌”甚至“女权诗歌”都可以。有时我觉得很悲哀，时代到了21世纪，女性的位置却没有相应地向前推进，女性写作和理论的繁衍也没有和社会的发展变化同步，而是仍处于波伏瓦所说的“第二性”状态。承认、揭示、反抗，仍然是女性主义写作的三个主基调。一言以庇之，21世纪的今天，“追求个性解放，打破束缚女性的种种传统戒律”，依然还是有思想的女性的内心驱动力，虽然悲凉但仍不应妥协。
现在女性受教育的程度越来越高，但她们面临的矛盾和痛苦却依然没有减弱，女性的一些基本问题仍然在周而复始地重复着，所以我觉得“女性主义”应该不断得到重申，哪怕重申毫无意义，也要重申。并不是女性诗人所写的诗歌才叫女性主义诗歌，应该注意“女性”中的“女”与“性”。“女”是性别身份的标志，“性”是人本身所具有的能力和作用，它强调的是能力与作用。女性的很多角色，如温柔，做家务啊，等等，这都是男性社会对女性的要求而非女性先天具有的，满足于男性要求于女性的写作也就是通常我们说的小女人写作是不属于女性主义写作的，那种安于家庭妇女的幸福状，撒娇装痴状，炫耀夫疼子乖状，在我看来都是小女人写作而非女性主义写作。男性作者所写的文字如果是站在女性关怀立场，是从女性意识出发，同情女性，为女性说话，为女性发出吁请，那也可以划入女性主义写作的范畴。譬如曹雪芹，他就是典型的女性主义者。
“女”，作为与“男”对立的客观存在，他们相融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世界，相离则应是各自独立的两个世界。而事实却是，大部分女性无法独立成一个世界，主要原因我以为有两个：生理的和社会的。生理原因属于先天宿命。我曾在回答韩国《诗评》杂志高炯烈主编关于男女平等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是否可能的提问中回答，男女平等无论在哪个主义的国家都是一句空话，男女在生理结构上的不平等首先就是男女平等的障碍。不用说女人每个月的例假对情绪状态的影响，单是做爱之后男性了无牵挂女性却得担心怀孕而产生的沮丧惊恐，又怎能使她们享受到如男性一样的放松的快乐。而当女性怀孕生产，抚养子女，这些完全真实的生活程序，使女性的精力、情感不得不受限于家庭琐事时，男性已经在通往事业的道路上义无返顾前行多年，男性与女性之间的距离也已义无返顾拉开多年。这个观点我在不久前读到的沈睿自述文章《一个女诗人的心灵史》中也读到了，文中，沈睿回顾了自己的第一次婚姻主要是与王家新的结合及破裂过程，大体上就是从生理和社会要求于男性和女性的不同而产生的困惑及不得不面对的分手选择。
我读沈文的时候多次落泪，真是感同身受。一个女性要按照自己的心意成长，要有所作为，最终总是得像沈睿一样婚姻解体。我自己也有过一次婚姻解体，我一直在思索，到底谁错了，后来我给自己一个答案：是性别错了。在北京我看到一个普遍的事实那就是，凡男性北上的，老婆都跟着北上，没北上的也在家守候，女性北上的都家庭解体。我只呈现这个事实，背后原因就是女性诗歌所要解决的或至少是所要表达的。
社会的不平等体现在社会对女性所设置的障碍，譬如说找工作，同样求职，女性的压力就比男性大，同样到40岁，女性就被视为不可用，而男性却正当其时。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男女平等只是理论上、文字上的。
我们作为女性应该有性别自觉，要在不利因素和环境中保持这种自觉。不要告诉我女人很伟大因为她可以当母亲，这些都是常识，我也知道也承认女人很伟大，男女保持着这个世界的平衡，等等。那些道理一百个人有九十个人懂，现在我们要看到并指出九十个人不懂的男女不平等，女人不伟大。我觉得这才是我们要做的事。
女性还要时时提醒自己不要成为另一个女性的压迫者，从古至今，女性所受的压迫除了来自社会和男性，还有来自女性自身，比如婆媳关系就是很典型的社会问题在家庭中的反映，克服女性自身的狭隘，确实需要女性的自我提醒。
女性主义者的可悲就在于，男性、女性都讨厌女性主义者，女性主义者都是很孤独的。有时连女性主义者也不见得会理解和接受另一个女性主义者。
前面所说的沈睿的自述文章《一个女诗人的心灵史》表达的就是女性成为一个女性主义者所不得不面临的灾变，这似乎告诉我们，成为女性主义者的必由之路就是要付出无法计量的努力和辛酸，究其原因就是“性别错误”。
一个女性主义者必定是先锋精神的追求者。虽然中国提倡中庸，但我个人认为保持思想的尖锐锋芒平庸是不行的，你无法既在生活上平庸又要在思想和写作上先锋。这是很难协调的。有什么样的思想就有什么样的语言和生活。我一直提醒自己，先锋，再先锋。今年3月21日世界诗歌日时我写了若干信条，算是对自己的再次催促，它们是：1）信仰诗，诗有神。2）我经常在写作中感受到如有神助，神即诗神。3）诗歌高于一切！对于诗歌应当有信仰，有些精神方面的东西是看不见的， “诗歌界”与商界、政界是平等的，想要在诗歌上有所作为是正常的，是为他人造福。可是现在却存在着普遍的对精神领域的不尊重，而只认可对现实层面的追求。 4）未经文字记录的人生不值一过！经过文字记录这一生才有证据，要强化对文字的重视和尊重。5）当生活种种都能游刃有余进入诗时，生活种种皆为幸福。种种！6）保持一颗先锋的心。7）平庸之人无法写出先锋之作。我认为在生活上中庸、妥协是没有办法在写作上先锋的。8）先锋，永远必须！它是创新、勇往直前、壮志未酬身先死的激烈，它使“我到来、我看见、我说出”成为可能，它拒绝千人一面，它血管里流淌的永远是个性的血。9）你无法模仿我的生活。理论上每个生命个体都应与众不同，都应无法模仿。但事实上大部分人却活得大致相同，那是因为大家都在模仿生活，抄袭生活。10）我有极端的性格，正是这性格保证了我的诗写，只要这性格一直跟随着我，我就能一直写到死。11）要做诗事就要做好，不然就不做，做好做坏花的精力其实差不多。
回顾我的写作历程，我也经过短暂的小女人写作譬如《红苹果》《养雾》《草莓颜色的公园》《情感线条》等，它们的特点是：唯美，纯情。所幸，这个时段很短，我就进入颇具女性自我意识的写作譬如《明天将出现什么样的词》《干蚂蚁》《节律》《未完成》等，《明天将出现什么样的词》这首就不用说了，在“爱人”和“词”之间最后 “词”出现时爱人藏在阴暗里，很多批评家说这首诗是我命运的预言。用词和爱人不断追问，作为一个女人她关心的是明天将出现什么样的爱人，作为一个诗人她关心的是明天将出现什么样的词？全诗就这样在爱人与词的不断追问中，通过一个女人和诗人的视角不断变换而最后，诗人的身份已经超越了女人的身份——爱人藏入阴暗、藏入词之中。这首诗暴露了我潜意识中的女性主义虽然那时我还没有现在这样的自觉，这首创作于1996年的诗作基本预示了我将走到今天。另外三首 1994年创作的长诗主题分别是死亡、爱情、命运，也是很有抱负的。大家可以查一下王光明老师的评语，非常准确。那些诗作都有超越女人身份的东西在里面。后来我接触庞德后，又受到了他的影响，悟到任何东西都可以入诗，我写出了一系列长诗，如《轮回碑》《九寨沟》《任性》《纸空气》等等。像写《九寨沟》，我并不是简单地赞美自然风光，而是写出了我在九寨沟的见闻感受，同时我在写这首诗时世界发生了什么我也把它纳入这首诗中，只有这样的写作，才能一百个人有一百个《九寨沟》，单纯描摹风景只能是一百个人只有一个《九寨沟》。
1999年，我写了一个诗观表达了我当时宏大的写作野心：“我的愿望是被诗神命中，成为一首融中西方神话、个人与他人现实经验、日常阅读体认、超现实想象为一体的大诗的作者。”当然我的前提是，必须被诗神命中。我一直相信万物有灵，相信诗歌高于一切，相信有一个诗神在里面，所以我觉得只有诗神命中你，你才能完成这些大诗。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能达到，也许已经达成，也许还没有，这是以后的事情。
中国女性主义诗歌在20世纪并未获得大的值得骄傲的成绩，体现在：1、在历次诗歌大运动大格局的形成中，女性均处于被动参与地位，且介入人数极少。2、女性诗人的“短命”现象，此处指的是诗歌生命。3、女性主义诗歌理论的贫乏使得女性主义写作一直处于感性阶段而难以上升到智性写作的高度。随着高学历有思想的知识女性诗人的不断涌现，21世纪的女性主义诗歌也许会有一个大突破。
最后，我认为女性主义批评与女性主义诗歌一样，必须首先要有性别自觉，自觉女性所处的劣势和位置，承认女性面对的种种问题，为女性发出吁请。我要为女性身份的改变做出什么，能达到什么样的效果，这是我作为一个女性诗人所应该做的，我会尽力而为。只要每个女性都做出努力，女性的生态环境就能得到一点点的改变，每个一点点加起来就很可观了，要让“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成为行动而不是口号。

2009年4月26日，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