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瑞·施耐德: 语言并不仅仅是美，诗歌还需要批判性

[陈白煜]

在北岛的评价中，盖瑞·施耐德是“美国的圣贤，真正代表着知识分子身体力行的态度”。他个子不高但身体结实，灰白的头发和络腮胡子，喜欢不动声色地打量着对话者，并把你逗乐。实际上他深邃的小眼睛后面，藏着一个汪洋大海———他的人生充满故事：在农场长大，大学读的是人类学与文学，当过水手、森林防火员、开路工，在日本当了十年和尚，学习禅宗，当过大学教授，写过十数本著作，拿过美国所有重要的诗歌奖，爬遍过北美所有的高山，在内华达山上没有电的房子里居住了25年……他的故事多得足以拿来写小说 ———凯鲁亚克的小说《达摩流浪者》，正是以他作为主人公原型创作的。

另一方面，施耐德是美国诗歌、文化、社会、环保等各个领域的参与者与影响者，他是第一个因为反学院的立场得到美国学院派承认与褒奖的诗人。他对环保几十年深切关注并亲力亲为，被视为“环保代言人”，戈尔甚至需要从他那里获得环保方面的建议……对这样一位经历丰富、思想睿智的大师，一纸采访提纲，往往显得苍白无力，仿佛想用一只汤勺，舀起一片湖泊。

2009香港诗歌之夜：

从诗歌开始改变香港文化生态

11月底的香港，温暖湿润，阳光明媚。一场香港史上规格最高的诗人聚会———2009香港国际诗歌之夜———正在这里举行，组织者是诗人北岛。说它“规格最高”，首先是因为这次请来的诗人地位之高：来自美国的盖瑞·施耐德、艾略特·温伯格，来自埃及的阿赫穆德·海加兹，来自墨西哥的卡罗·布拉乔，来自德国的库尔特·德拉沃特，来自日本的高桥睦郎，来自阿尔巴尼亚的鲁列塔·柳沙那库，以及大陆诗人欧阳江河、翟永明，香港诗人胡燕青、也斯、廖伟棠，台湾诗人鸿鸿。“七位国际第一流的诗人，来自四大洲六个语种，还有大陆和港台的著名诗人，都很有代表性。”北岛说。

在将近一周时间里，这些诗人们开座谈会、朗诵会，与香港的大学生、中学生互动，朗诵诗歌、讨论写作，每位诗人都有充分表达、交流的机会。

北岛在两年前来到香港定居，现在是香港中文大学的人文学科讲座教授。举办这场诗人聚会，源于他对香港生活的“不满”：“香港是一个高度商业化的国际都市，边缘文化的生存空间非常有限。要想住下去，就非得改变这里的文化生态环境不可。我就动了举办一系列诗歌活动的念头，‘香港国际诗歌之夜’只是其中之一。”

但北岛不希望这次诗歌活动变成喧哗嘈杂的集会，或者是圈子里的秘密交谈，他强调活动的纯粹性和公众性。整个活动过程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四个晚上的四场诗人朗诵会。诗人们被邀请用母语向公众朗诵自己的代表作，同时由香港拔萃男书院的学生们现场演奏音乐，配上多媒体作品，成为一种别具一格的诗歌表演形式。

一开始，诗人们对这种“需要先彩排”的朗诵方式稍有些诧异和不好意思，但当舞台灯光暗下来，射灯打在他们身上，他们便进入了状态。英语、法语、德语、墨西哥语、日语、阿拉伯语、国语、粤语……诗人们用各自的母语朗诵作品，诗歌的语言美、韵律美瞬间打动听众。不少人对埃及诗人阿赫穆德·海加兹的阿拉伯诗歌印象深刻，“当海加兹在灯光下朗诵他的作品的时候，我觉得他就像是一位埃及法老，当他在灯光下朗诵他的作品的时候。”一位女听众在朗诵会后评价。

北岛对这次朗诵会的形式有深远的考虑：“由于诗歌节是面对大众的，所以音乐和多媒体互动可起到引导作用，带领他们进入诗歌。我们这次和香港拔萃男书院的合作非常重要。我认为，诗歌教育应从中学开始，因为大学生思维模式已基本定型。”朗诵会的效果让他欣慰：“观众反应的热烈程度甚至超过我们的预想。”

这次诗歌会最重量级的“大腕”，当属盖瑞· 施耐德。这位79岁的美国老人，是美国健在的成就最高的诗人，获得过美国所有重要诗歌奖项，同时有着经历丰富的传奇一生。他与东方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他的诗作影响过不少中国的读者和诗人。青年诗人廖伟棠回忆，自己在中学时期曾经深受施耐德诗歌的震撼和影响。

但从大众层面上来说，施耐德在中国的知名度几乎为零，因为中国大陆从未出版过他的诗集，他也仅在1984年来过一次大陆。施耐德在这次诗歌节上成为众媒体追逐的热点，媒体热切地希望揭开这位“美国当代圣贤”的神秘面纱，而公众也有机会了解这位伟大诗人的真实面目。这不啻为本次诗歌节的一大成就，北岛非常乐于将这位他推介给中国的媒体与受众。

北岛希望把香港诗歌之夜作为一个定期的活动举办下去。“我们打算每两年办一次，下一届应该在2011年秋天。”北岛也遇到了经费方面的困难，并成功地克服。这次活动的主要资金来源是几位喜爱诗歌的朋友，这使得北岛不必顾虑活动的独立性。“我们的原则是不接受单一来源的巨额捐款，那样就会有被资本控制或支配的危险。”

北岛对于香港诗歌土壤的改善，也并非仅限于举办定期的诗人聚会。“除了诗歌节，我们还有更进一步的计划，比如定期邀请国际诗人到香港住一阵，举办朗诵会、研讨会和写作工作坊，以及为中学生和大学生开课等多种形式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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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母都是社会主义者

盖瑞·施耐德1930年出生于旧金山，从小在华盛顿州的农场长大。在大学期间他学的是人类学，并了解了佛教思想和远东文化，研究生在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学习东方文化和语言。他有丰富的手工劳动经验，对田园事物充满兴趣。他的早年经历被写进《达摩流浪者》一书中，人们把他视为“垮掉的一派”中的梭罗，但在采访中，他并不愿谈及“垮掉派”。

南方都市报：你从年轻时代就向往东方文明和佛教，为什么会走上这条信仰之路？

盖瑞·施耐德：上世纪30年代，我家在华盛顿，是农民，我的父母都是社会主义者，也是无神论者。请注意社会主义不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当时是以党为核心的，而社会主义是比较分散的、更个人化的信仰。

当时周围很多人和我们是一样的观念。我的爷爷是世界工人组织的组织者，这个组织是共产党建立之前的一个组织。我的父母不是共产党员，但认识不少党员。当时30年代，在华盛顿参加共产党的人不少。但我的父母不是“托派”，他们知道在苏联，斯大林杀了很多人。大概从1937、1938年开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我的父母对苏联已经很失望了，就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中国，我也深受他们的影响。有好几年我对中国革命持一种开放性的姿态，但到了“大跃进”的时候，我发现我是错误的。从那时起我就开始对佛教感兴趣。

不过，我对佛教的了解要远远早于这个时候。我在农场长大，我从小就学会照顾奶牛、母鸡，我从小就会挤牛奶。我的父母送我去路德教的教堂去学习，每个星期我都会走很远的路去教堂。那时候我们家的一只小牛在六个月的时候生病死了。上课时，我问教堂的老师：我的小牛会不会上天堂？老师说不会。我很失望，我说算啦，不再去那所学校上学了。既然我的小牛不能上天堂，我为什么还要上这个教的学校？

后来我在杂志上看到一篇讲佛教的文章，上面说所有的生命都是平等的，“众生平等”。我觉得我对佛教更有兴趣，我看了很多关于佛教的书。那大概是1939年，我9岁。

南方都市报：佛教当时在西方流行吗？

盖瑞·施耐德：不流行，并没有很多人知道佛教和东方文明。但当时已经有很多欧美人知道甘地，以及他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所以我们这一代中大部分人，其实是从甘地的政治理念、从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中了解到佛教思想。经历了二战，很多人成为反战主义者，我和我的朋友都倾向于无暴力的，有一部分人成为所谓的“甘地主义者”。当时非暴力无政府主义的代表是克鲁泡特金，他写了一本书叫《论互助主义》。大概在1962年，我写过一本《佛教无政府》。

南方都市报：你是什么时候就开始关注环保？

盖瑞·施耐德：在欧美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得特别快的时候，我就开始关注环保。我认为古典马克思主义最大的一个错误，就是劳动价值论。这个理论认为，所有价值都产生于人类的劳动，但它忽略了光合作用，植物把太阳能转化为可以吃的东西。我在一篇文章里谈到了这个问题。

南方都市报：很多人认为你是“垮掉派”的代表人物。

盖瑞·施耐德：是，很多人把我和“垮掉派”放在一起，比如菲利普·沃伦和卢·韦尔齐。我想澄清的是，我们是好朋友，但我的写作方式和他们并不一样。我不认为我属于“垮掉派”。

南方都市报：我比较了《达摩流浪者》里面的赖德和你的真实经历，我觉得赖德就是你，是吗？

盖瑞·施耐德：只有很小的一部分是遵照我的人生写的，这是一部小说，不是新闻作品。很多人认为这本书讲的就是我，这也是我需要澄清的一个问题。（笑）实际上，真正关于我的部分，是小说的前半部分，我们一起结伴去爬山的故事，那是真实的。

2

寒山对我的影响，大概要低于5%

在加州大学伯克莱学院期间，施耐德师从著名华裔学者陈世骧学习中国古代诗歌，并开始翻译寒山的诗作。他对寒山的出色译介，加上此前庞德等人对中国诗歌的大力推崇，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英美诗学观。

1956年至1968年，施耐德在日本修学，他在修学禅宗的同时，还开始修验道，这是日本一种古老的泛灵论。

南方都市报：你是怎么成为陈世骧的学生的？

盖瑞·施耐德：我当时念加州大学伯克莱学院研究生的时候，遇到陈世骧先生，他当时是学院的一位老师，我上他的课。我跟着陈世骧先生上的第一门课是唐诗三百首，第二学期才翻译寒山的诗。

南方都市报：为什么会选择寒山的诗翻译？

盖瑞·施耐德：确切地说不是我选的，（笑）我当时只是想翻译与佛学有关的诗，向陈世骧请教应该选择谁的作品。陈世骧就向推荐翻译寒山的诗。我当时不太清楚我要翻译什么诗，就决定要找有“寒山”这两字的诗，我找了27首诗翻译。

很多人说我非常受寒山的影响，但我不这么认为。我觉得一定要计算的话，寒山对我的影响，大概要低于5%.因为我很早就住在山里，北美大部分高山我都已经爬过了，已经算是“山里人”了，所以寒山的诗不能说很深刻地影响我，（笑）只是我看到那些诗歌时很有感触。

南方都市报：你是第一位把寒山的诗翻译成英语的人吗？

盖瑞·施耐德：很遗憾不是，我是第二个，韦利是第一个翻译的，他在当时非常有名。

南方都市报：但你对寒山的翻译影响力更大。你的翻译与韦利的区别在哪？

盖瑞·施耐德：这只是个历史的意外，我也不知道为什么。1964年在纽约，一位出版界人士在整理当时翻译中国作品的集子准备出版。有一天他邀请我吃晚饭，说想把我翻译的寒山作品放到这本书里去，我说那当然好。于是，我翻译的寒山的一系列诗歌作品就出版了，在世界范围内都为人所知，后来又被翻译成法语、日语等等，寒山也变得非常有名了。

我想我的翻译可能更集中、更能代表寒山写作风格。之前庞德大力推荐过中国诗歌，之后钟玲教授等学者也写了一系列关于寒山诗的论文，使得它更有影响力吧。

南方都市报：我们知道，东方文化对你的影响很深刻。你最早接触到的是日本文化还是中国文化？

盖瑞·施耐德：不要将二者分割开来，它们都属于东亚文化，包括中国大陆、台湾、韩国、日本、台湾、越南等。这些文化都曾经用汉语写作，都曾经受到孔夫子文化、佛教文化的影响。这些都属于同一文化地带。我对所有东亚文化都很感兴趣，也清晰地知道汉文化是东亚文化的中心点，而西安正是这一文化地带的正中心。

南方都市报：那日本文化对你的影响会不会更大？你在日本住了十年，来中国却极少。

盖瑞·施耐德：不是的。我读了很多中国历史、古典诗歌，还有《论语》《道德经》、老子、庄子、孟子、墨子等古代的东西，也了解中国“文化大革命”以及之后的当代史。

当初我也很渴望来中国，早在我25岁的时候。但实际情况是1980年代以前，因为历史原因，美国人基本没有机会来到中国大陆。

南方都市报：你在日本期间主要做了些什么？

盖瑞·施耐德：我在日本住了十年，曾经在夏天与很多人一起到一个海岛上工作，其他大部分时间则住在京都。

当时我和我的家人都很反感日本在二战中的所作所为，我们不认为日本有任何的借口犯下二战中的那些罪行，对中国我们是很同情的。1956年我到日本京都，开始学习禅宗，这是一种生命非常强的宗教。那时我发现很多日本的学者、作家、艺术家以及平民，都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反对日本参战。日本后来在宪法中规定不能挑起战争，这是世界上唯一在宪法中作此规定的国家。

当然，在日本期间我也做了一些反战、环保的事情，包括反对核战争、核武器、核能源。

南方都市报：日本文化对你有什么影响？

盖瑞·施耐德：我不知道。我觉得我从东方文化中学到了各种各样的东西，并不仅限于写作。最重要的我觉得是“礼”，包括很多礼仪，以及更深层次的儒家思想。在某些方面来说，日本比中国更保守。

南方都市报：你觉得这种保守好吗？

盖瑞·施耐德：我认为是。中国的发展太快了，很多传统的东西都被毁了，包括古建筑。所以像日本、韩国这样是在保存一种文化。而且这种保守的文化是不会破坏自然的。

南方都市报：你到过大陆几次？你来香港几次了？

盖瑞·施耐德：只有一次，就是在1984 年。当时我受邀请到大陆，和金斯伯格等多位诗人、作家一起，我们受到非常好的礼遇。我们去了北京、西安、上海、苏州、桂林、广州、香港，去了很多地方，行程大概是一个月。后来也几次收到中国大陆的邀请，但都因为太忙、工作太多而没有来。

至于香港，这是第四次来。我喜欢香港。第一次是1962年，去印度旅行的时候路过，我在印度待了6个月，坐第三等火车，挤巴士，在火车站睡觉，到处都充满一种气味。

3

在中国大陆，谁会在乎诗歌的版权呢？

施耐德的诗歌创作一直未曾间断。他对美洲原住民，对人与自然，对佛教、环境论、神秘主义、史前史等理论充满兴趣，反映在他的诗作里。他常将诗比作工作室，在其间就是学习生于世间。

施耐德对翻译中国诗歌情有独钟，做了不少尝试。从早年翻译寒山诗获得成功，到后来翻译唐代王维等人的作品，都颇有特色。

南方都市报：关于诗歌写作，你倡导现在的学生写现代诗而不是古体诗，虽然古体诗非常美。为什么？

盖瑞·施耐德：我并不认为现在的诗歌写作应该用古体诗来表达。在我读研究生的时候，就跟着陈世骧老师学习唐诗。我懂日语，所以看中国的诗歌也可以粗略地明白。我并不是反对这种学习。但在表达上，现代诗会更适合现代人的需要。就像在西方，我们也学习英国古典诗歌、文学，也学习古典文学的写作方法，但是我们现在的表达需要与古代很不同，那些语言并不是我们心底的语言。写诗的话，我觉得还是要关注当下的语言是什么。

说到诗歌写作，我倒是有一个梦想，就是东方文化圈里，日本、韩国、台湾、中国大陆等地方的诗人、学者，可以有一种共同的语言让他们坐下来，彼此交谈关于诗歌的话题，用他们共用的语言，而不是英语。东方需要有一种共通的语言，它的源头是汉字。这对东方的交流会有很好的帮助。

南方都市报：你认为东方诗歌更关注美，但是西方诗歌更有批判性，这是你认为东方诗歌的欠缺之处吗？

盖瑞·施耐德：诗并不是每一刻都很美。我认为这是东方诗歌现在面临的问题，西方诗歌的传统是一直与政治紧密结合，具有批判性。近百年来，欧洲很多诗人认为诗人的职责是要批判社会。中国的诗歌传统有很长的历史，可是很多人现在只是看到诗歌的美。

我发现东方诗人并不缺乏批判性，他们也会说一些批判性的话，当诗人聚在一起交流时，但是他们并不对大众说。我想诗歌需要批判性，这甚至是一种挑战，就是需要找到新的语言来批判新的诗歌。

南方都市报：那诗歌的语言美与批判性可以兼容吗？

盖瑞·施耐德：可以。要知道，语言并不仅仅是美，大众总是觉得艺术是美的，但是这是太简单的想法。艺术、诗歌不仅是美，它要呈现不同层面的思考、思想。这是值得中国和日本诗人反思的问题，就是他们过分地自怜，太孤芳自赏了。

南方都市报：你将中国古代诗歌翻译为英语，被认为很成功，你怎么看待诗歌翻译？

盖瑞·施耐德：我认为小说是可以翻译的，但诗不一样，诗比散文更具音乐性、更压缩，也更讲究节律。翻译诗歌，常常会失去音乐性。所以大多数时候我会说，诗不需要翻译，不要想去翻译它。但我又要说回来，也不是完全不可以翻译。（笑）

我用英文翻译了张继的《夜泊枫桥》，王维的《鹿柴》，还有白居易的《长恨歌》等等。我的方法是完全遵照中国的语序。我们知道，中国古代诗大多是五言或者七言的，有其特有的韵律。我尝试用英语体现这种韵律，尽量找到中文和英文在音乐上的对应性。

南方都市报：你对东方诗歌的推介，对西方文坛有影响吗？

盖瑞·施耐德：我只能说影响不大，只有一点。其实我个人来说，写的很多诗歌并不那么东方化，所以不要以为我就是东方文化的代表。我毕竟是美国人，我的语言不能说是“英语”，而是“美洲语”，我致力于怎样用这种语言来写作。我最关注的区域是落基山南一直向北直到太平洋一带。

南方都市报：你的诗歌影响了很多中国读者和诗人。

盖瑞·施耐德：哦，这我不知道，听了你说才知道。因为在中国大陆出版物上出现我的诗歌译作，我都不知情，也没有收到过稿费。就我所知，在中国大陆，D V D、CD的版权都无法维护，谁会在乎诗歌的版权呢？

4

中国的环境可以恢复，也许需要一千年

施耐德是环保主义的身体力行者，几十年来为美国、亚洲等地的环保事业著书立说、努力不止。他从上世纪60年代就居住在内华达的山上自己盖的房子，那里曾20多年没有通电，最近才安上太阳能发电系统。他有很多宏伟的环保理论和构想，不厌其烦地劝说身边的人：晚上要关灯，出门多走路不要坐车，从自己做起保护环境。

南方都市报：你在没有电的山上住了几十年，是希望通过远离工业文明从而实践环保理念吗？

盖瑞·施耐德：我住在没有电能的地方几十年，这不是我的选择，因为那个地方确实没有电。但为什么选择住哪里？因为那里有很多其他好的方面。那里有很多树，有美丽的花，有小溪，熊、狐狸、野火鸡，还有各种鸟。我1966年就开始住在那里，这个完全未被开放的地方，保留着原始生态。我住的地方180年前才有欧洲人移民过去，在这之前都没有外国人，一直住着印第安人。有时候我也在思考，我住的这个地方，此前几乎全无文明史，而中国的土地上，有几千年的历史。这种思考没有答案，除了我的诗。

南方都市报：你认为在环保方面最重要的是什么？

盖瑞·施耐德：环保是各层面的，全球、每个国家、每个人都要采取行动，在不同层面开展环保活动。最简单一点，我认为是晚上不管你在哪里，乡村还是城市，睡觉的时候一定要关灯，这是个人生活需要做改进的。包括大城市里的景观灯照明，都是对能源的巨大浪费，对环境的严重污染。另外，我们的城市需要更多的单车道、步行道，方便更多的人可以不通过坐车、开车而出行，这也是减少污染的一个很有必要的措施。很多城市已经在做，比如香港的步行道就很发达。这些是从我们日常生活中进行的环保措施。

但是我想说的是，工业化的进程才是现代社会最大的污染源，比个人生活严重得多。

环境保护与经济、工业发展应该是同时进行的，但目前的中国大陆，可能还是以经济发展为首要任务。但一个先进的文化是既可以保护环境又可以发展经济的。忽视环境强行发展，导致的结果将是非常可怕的。

南方都市报：你对亚洲的环保有什么看法？

盖瑞·施耐德：我从很小的时候就为美丽的中国诗歌、绘画着迷。我认为，亚洲保留自然环境的方面做得比西方好。但直到1956年，我去到日本京都，才真正开始接触东方文化，发现并非如此。这与美国政府有一定关系，因为战后美国政府给了日本一大笔钱，用于战后重建，这加速了日本的发展，但也影响了日本的国家建设，将很多本来是自然环境的东西变成非自然。我对日本的环保有25到30年的观察，也了解中国的环境保护情况，用英文写了关于中国环保的书。

中国在环保上也有不少事情要做。我还是充满希望。在中国如果给予机会，环境可以重新恢复，当然时间可能会很长，也许需要一千年。

撰文：本报记者 黄长怡 实习生 王丽萍

特别感谢沈祎小姐对本文的贡献。

[秋问霜]

　　盖瑞·施耐德（GarySnyder），这位最后的“垮掉的一代”分子，在杰克·凯鲁亚克小说《达摩流浪者》和《荒凉天使》里分别化身为“贾菲·赖德”和“瓦格纳”，尽管盖瑞从不承认自己是“垮掉的一代”。还是北岛说得不错，“盖瑞有一张令人难忘的脸。深深的皱纹基本上是纵向的，那是烈日暴雨雕刻而成的。若不笑，给人印象多半是严厉的。但他很爱笑，笑把那些纵向皱纹勾连起来，像个慈祥的祖父。”

　　盖瑞·施耐德是前不久举行的“香港国际诗歌之夜”活动中最知名的诗人，作为当年“垮掉的一代”的实际精神领袖，这位仅存的“垮掉”分子在大部分时间里都是最安静的，每次诗歌朗诵会上他总是选择舞台边角，阖上眼沉思等待上场。而到了接受记者采访时，他马上就打开话匣子、舒展愁容，夹杂着几个中文词和年轻人聊天。他是美国当代最重要的诗人之一，而这些年他的另外一个身份更令人关注——一位身体力行的环保主义者，美国环保思想的先驱。




　　
　　“很多人把我和‘垮掉的一代’放在一起，但我只是他们的朋友，我的写作方式跟他们完全不同。”

　　——盖瑞·施耐德

　　谈“垮掉的一代”:“我只是他们的朋友”

　　说到盖瑞·施耐德，总是绕不开“垮掉的一代”。北岛说他是“垮掉的一代”的实际精神领袖，盖瑞是不承认的。“很多人是把我和‘垮掉的一代’放在一起，但我只是他们的朋友，我的写作方式跟他们完全不同。”盖瑞对早报记者说。

　　关于自己和“垮掉的一代”的关系，盖瑞早在1974年的一篇《垮掉的视角》文章中就划清了界限，在那篇文章中，他说:“我从没完全弄清楚 ‘TheBeats’的含义，但回想起最初的会面、合作、友谊，包括艾伦·金斯堡、我、麦克·迈可勒、劳伦斯·弗林盖蒂，以及不在这里的菲利普·沃伦，已经去世的卢·韦尔奇，还有格雷戈里·科索。对我而言，或者再推己及人(我其实对格雷戈里没有完全理解，其他人也如此)，内在都有一种批判的气质，我们在许多方面都有共同点，许多年来我们走在各自的道路上……”“1960年代后期，我们又再次很接近，对我而言，是逐渐走到了一起，艾伦开始对东方思想非常感兴趣，然后是佛教让我们更加紧密……非常有趣，我们走了不同的路，但发现又都走到了一起；我们都强烈关注环保，批评个人在未来的状况，特别是互相分享诗歌，我们的基本认同尽管是半确定的，但实际上成为背后的动力，即从佛教的心理视角，来看待人性，以及人的潜能。”

　　盖瑞总是说是友谊和对东方思想的着迷，让自己和“垮掉的一代”走得很近，但他并不是他们中一员，而在“垮掉的一代”成员中，与他保持最长久关系的是艾伦·金斯堡。还是在伯克利的时候，盖瑞正在为自行车打气，这个时候金斯堡上来打了个招呼，两人就认识了，友谊持续到金斯堡1997年去世。1955 年11月，这是美国诗歌史的转折点，在金斯堡和盖瑞的筹划下，他们在旧金山的“六画廊”策划了一场朗诵会，金斯堡朗诵了那首著名的《嚎叫》，宣告了美国诗歌新时代的开始，“垮掉的一代”作为文学流派进入文坛。盖瑞自己朗诵的则是《浆果宴会》。

　　不过，第二年盖瑞就去了日本，“垮掉的一代”的主要活动都没赶上。但毫无疑问，是盖瑞这个“海龟”，带来了东方精神食粮给凯鲁亚克他们。在凯鲁亚克小说《达摩流浪者》中，主角之一的贾菲·赖德从日本归来，给其他“垮掉的”伙伴带来了东方的禅宗和寒山诗歌。盖瑞和凯鲁亚克曾一路搭车去往加州中部的约塞米蒂国家公园，这一经历也被凯鲁亚克写进了小说《达摩流浪者》，小说中的盖瑞“个子并不高，身高大约只有五英尺七英寸，但却相当强壮、精瘦结实、行动迅速而孔武有力。他双颧高凸，两颗眼珠子闪闪发亮，就像一个正在咯咯笑的中国老圣人的眼睛。而他颌下的小山羊胡，抵消了他英俊脸庞的严峻”。盖瑞在荒凉峰上做森林火警的经历也被写进了小说《荒凉天使》，这个时候盖瑞变成了“瓦格纳”。

　　问盖瑞，这个“贾菲”是否就是你？“不是我。凯鲁亚克写的是小说不是新闻报道，当然那个人物有我的一些影子，也有些是别人的故事。”不过，笔者依然愿意坚信，那个“贾菲”此时此刻活脱脱地站在面前。




　　
　　谈环保:“最后的希望在中国”

　　不过，从盖瑞的言语和举止中，可以看出他确实一点都不“垮”，他更愿意别人把他当作一位农夫、一位身体力行的环保主义者。盖瑞的家在山上，有 25年时间没有通电，这些年终于有了太阳能系统，过上了现代化生活，“我是1966年买的那块地，但电网一直没有架到，现在终于有了太阳能，有电视、电话、传真、网络。那个地方有山、花、鹿、土狼、野火鸡……”后来，盖瑞还说服金斯堡在自己家附近买了块地，当然艾伦还是迷恋都市的灯红酒绿。说到自己半隐居的生活，盖瑞说，他可没跟世界脱节，也不排斥现代化生活。

　　所以，盖瑞被称为“当代的梭罗”，他在诗歌中教人们观察大自然以及大自然中的人类，他通过描写大自然中的万物，让人们看到除人类之外的其他生命。20世纪70年代末环境保护主义与绿色运动兴起，盖瑞很自然地成为这个运动的诗歌代言人。“古典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错误是，所有价值都是由工作创造的，但他忽略了光合作用也能创造价值。”说这句话的时候，盖瑞很严肃。

　　盖瑞的生态思想，可以看成是东方传统文化、禅宗思想、对自然和原野的热爱、对体力劳动的推崇等多种因素的结合体。盖瑞说:“我最早从西雅图博物馆看到了很多来自东方的艺术品，觉得东方可能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上更有意义，可能保留了更多自然的观点。直到1956年，来到日本之后才发现自己的想法是天真的。我很早就认识到，东亚人与自然的和谐只是一个理想，我和日本的环保主义者有二三十年的联系。我也了解中国环保的政策，中国也有不少事情要做，但我还是充满希望，自然没有完全被破坏，最后的希望在中国。中国的森林和水能恢复。”

　　在某些方面，盖瑞跟爱尔兰诗人希尼很相像，特别是引以为豪的农夫身份。1930年，盖瑞出生于美国旧金山。“其实我从小就开始十分关注自然。我是在农场长大的，我们家以卖牛奶和鸡蛋为生，我负责养鸡，也要看牛和挤牛奶。我小时候照看的一只小牛在6个月的时候就死了。我们家是无神论者，但我还是每周去一个路德教堂学习，我每个礼拜天都会走很远的路去教堂。小牛死了之后，我问牧师，我的牛能不能上天堂？他说:不会。所以从此不再去教堂。小牛上不了天堂，我就不去教堂。那个时候我8岁。”

　　1942年因父母离异，12岁的盖瑞随母亲一起来到俄勒冈州的波特兰。美国西北海岸连绵的群山使他从小养成了登山的爱好。热爱登山的盖瑞，后来在接触到寒山的诗歌时，马上产生了共鸣，“我自己也是山里人，几乎大部分的高山我都爬过，所以看到寒山的诗很亲切。”1947年，盖瑞进入俄勒冈州里德学院学习，他在大学只混了一年就当了水手出海，后来当过守林员，随后去了伯克利学习东方文化，翻译寒山的诗歌，接着去了日本，还在日本剃度当了3年日本和尚。在日本，先后在京都的相国寺、大德寺参学，最后又跟其他人在一个小火山岛上居住过一段时间。

　　“那么你怎么看哥本哈根峰会？”记者问。“哥本哈根的那个理想，要达成的话需要很长的时间，说不定要一千年。”典型的美国左派知识分子回答。在他看来，与其让政客们去扯皮，还不如每个人身体力行，“晚上要关灯，无论是乡村还是城市。大城市晚上灯火通明，那就是污染，晚上用灯，白天制造污染。我知道可以从酒店走到这里，但我们还是要坐几分钟的车，这就是污染。我们的个人生活都要改进，但工业生产问题更严重。”



　　
　　谈中国诗歌:“中国诗人不再用诗批判社会”

　　《达摩流浪者》的扉页上写着“献给寒山子”，这个中国的寒山就是盖瑞从日本带回美国的，最后令“凯鲁亚克”们着迷不已。

　　盖瑞在伯克利念书时的老师是陈世骧，在老师的建议下他开始接触寒山，“我自己到图书馆找，我当时不知道翻译哪首诗，但我想就找有寒山这两个字的诗。”于是，盖瑞翻译了24首寒山的诗歌，其译文首次发表在《常青藤评论》1958年秋季号上。1965年，他又将一部分寒山诗与自己创作的诗歌合为一集出版，名为《砌石与寒山诗》。他对寒山的出色译介，加上此前庞德等人对中国诗歌的大力推崇，不但让西方读者接触到东方思想，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英美诗学观。对于自己翻译的诗歌，盖瑞说，他最在意的是如何把中国古诗中的平仄尽量用英文表现出来，“我会在诗歌翻译中尽量保持中国诗歌的平仄，按照中国古诗的节奏、音律、轻重音来翻译。”随即，盖瑞即兴朗诵了自己翻译的《枫桥夜泊》，并讲解其中平仄如何与中文诗对应，用同样的方法他还翻译了不少张继、王维的诗歌，“我还翻译了《长恨歌》呢！”

　　佛教徒的盖瑞对中国非常了解，1984年，盖瑞作为“中美作家会议”美国代表团的成员来华访问，在华期间，他专门带上他在上海出生的日裔妻子，同金斯堡一起前往苏州寒山寺，因为他们相信寒山曾经在这个地方出家修行。也是在那一次，盖瑞·施耐德和北岛第一次见面。而如今，时常穿梭于东亚的盖瑞几乎可以不假思索地说:“虽然我经常去欧洲，但对我来说，北太平洋都是我的家。”

　　盖瑞对中国当代诗歌也有一定了解，谈到中国诗歌目前的困境，盖瑞说:“诗不一定在每一刻都很美，在西方，诗歌和政治紧密相连，具有批判性，而在中国和东亚，不太有这种传统。这一百年，西方诗人认识到，诗人的主要工作是批判社会，而中国诗歌传统有很长的历史，可不少人只看到中国诗歌的美，现在新一代的中国诗人不再用诗歌批判社会和政治。”



　　

盖瑞·施耐德：中国诗人不再用诗批判社会
《玛琳－安》

　　
　　太阳越过桉树

　　和湿漉漉草场下方的树丛，

　　水大概热了，

　　我坐在敞开的窗前

　　喷出一口烟。

　　狗在远处吠叫，

　　一对聒噪的乌鸦；

　　高高松树上的

　　俾格米人疯人院的遗迹——

　　放牧的牝马从丝柏木窗

　　后边走过来，吃草。

　　一阵持续的柔和的咆哮

　　从遥远峡谷的

　　六车道公路上传来——

　　成千上万的汽车

　　送人们去上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