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永明：十年“白夜谭”，厌倦又和好

[严伯禹]

有人说，大凡诗人去成都，必去三个地方，一是杜甫草堂，唐代诗人杜甫流寓成都时的故居；二是望江楼，纪念唐代女诗人薛涛而建的名胜之地；三是女诗人翟永明的“白夜”酒吧。

1998年至今，“白夜”开业已有11年，俨然已成为成都的一个文化地标。这里的醇酒淡茶，举办的一系列文学、艺术、及民间影像活动，包括它的女主人，都让一些文化爱好者趋之若鹜。

去年，“白夜”从玉林西街扩展到最具有成都特点的窄巷子里。新“白夜”是一个保留了民国时期的四柱三山式西洋门头的老院落，融合了翟永明喜欢的北方四合院和成都本地建筑的风格，也让她有了更大的空间开办各种文化活动。院内有一堵清代建渣夯垛老墙，院中有两棵枇杷树及一枯树，两棵年代久远的老桉树遮天蔽日，将“白夜”笼罩在绿荫之中。进入酒吧，其中一面墙是翟永明亲自设计的，从老旧的照片到最早在诗歌报上发表的诗歌作品，再到20年前她和诗友的通信手稿， 80年代的油印诗歌刊物，错落地拼凑在一起，作为新旧“白夜”酒吧文化气质的传承。

“‘白夜’让我跟现实有了更多的接触和观察。我以前的生活要窄一点，局限在自己家里，或者单位里，跟外界的接触比较少。但在酒吧这个公共空间中，我可以接触到各种各样的人。”翟永明这样描述“白夜” 对自己的影响。近日，她的散文集《白夜谭》将由花城出版社推出，书中收录了她这两年陆续在写的一些关于“白夜”的文章:“白夜”中一些好玩有趣之事，以及那些到“白夜”来的朋友们。“开了11年以后，回头再看‘白夜’的发展，它是跟成都的变化，我本人的生活变化联系在一起的。”翟永明这样说。

11年，新老两个“白夜”

1998 年，翟永明和朋友在成都的玉林西街开设了一家酒吧。酒吧名“白夜”，既与翟永明喜欢的俄罗斯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白夜》有关，也关联着她那时喜爱的电影《白夜逃亡》。当时的翟永明没有任何经营经验，对她而言，一个自由，散漫，无拘无束，能挣点生活费又不影响写作的职业是她一直向往的，加上前几年在纽约游历时，她颇喜欢见过的一些小书吧，“白夜”就这样诞生了。

“‘白夜’一直比较特殊，是艺术家、作家们爱来的地方，客人的成分基本上是以文学爱好者、文学青年为主。”翟永明告诉记者。这也与她对“白夜”的定位有关。酒吧墙上顶天立地的书柜，使得它看起来更像是一间书吧。与其它酒吧不同之处还在于，“白夜”里每个月总要举办几次文化活动，独立电影放映，摄影展，各种跨界艺术展览……当然，这里举办最多的还是诗歌朗诵会。翟永明与合作的朋友，一人策划举行各类节目，一人负责经营，逐渐把“白夜”经营得有声有色。

“我没能像村上春树那样靠在酒吧写作赚了钱又卖掉酒吧去专业写作，也不能像波伏瓦那样在酒吧清淡时埋头在咖啡桌旁写出一本又一本等身著作，而是骂骂咧咧厌倦又和好，和好又厌倦地与‘白夜’纠缠不休，同时看着玉林西街从只有三个酒吧发展到十几家个性不一的酒吧一条街，也看着这条街从入夜后黑灯瞎火变为霓虹闪亮，鬓影摇动，活色生香。”在一篇文章中，翟永明如此描述自己与白夜的“纠缠”。就是在这种“和好又厌倦”中，“白夜”走过了11年的时光，见证了成都与玉林西街这11年的变动。

老“白夜”的地方比较小，举办大一点的活动有局限，“宽窄巷子”里的新“白夜”于是应运而生。“‘宽窄巷子’可以说是成都最有特点的地方，四十几个院落，每个院落的风格都不一样，我个人比较喜欢院落，觉得酒吧应该有一个院落，产生一个呼应。”翟永明说。就在宽窄巷子里，诗人石光华和诗人李亚伟也经营着饭庄酒肆，他们的“上厨”和“香积厨”正与“白夜”遥相呼应。

如今，新“白夜”开业一年有余，慢慢走上正轨。宽窄巷子是成都的旅游景点，除了老顾客，那些对诗歌有所了解或者爱好的游客来到成都时，会选择去白夜坐坐，并时不时撞上一场诗歌朗诵或者新书签售。不久前，“白夜”与法国大使馆驻成都领事馆共同举办2009年“诗人之春”中法诗人朗诵会，由来自法国的两位诗人和来自成都的七位诗人在这里共同朗诵翻译成中法两种语言的诗歌；然后是 “珠江国际诗歌艺术节——声带上的中国”在“白夜”的朗诵专场。中秋节的诗歌朗诵活动落幕不久，四川女诗人安子的诗歌朗诵会又将举行……

“我现在更倾向于一种简洁和澄明”

在诗人中，一直流传着这样一些有关翟永明的评价:“诗好，貌美，爱抽烟，喝酒，开酒吧，尚美服，好出游，以及一贯的女性主义主张，是那种少有的按照自己的内心来生活的女人。”

“女性主义”的标志开始于翟永明最早的诗歌创作。1977年，翟永明进入四川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学习时，选择的是与诗歌毫不相干的物理专业。大学毕业后，她分到一家严肃而正规的物理研究所工作，并在业余时间开始创作。这期间，她发表了长诗《女人》，在序言《黑夜的意识》中，她以一种宣言式的方式向世人宣告女性作为一个主体的存在:“作为人类的一半，女性从诞生起就面对着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她对这世界最初的一瞥必然带着自己的情绪和直觉……她是否竭尽全力地投射生命去创造一个黑夜？并在危机中把世界变形为一颗巨大的灵魂？”

但这颗追求诗歌与自由的灵魂与研究所的严谨氛围发生了强烈的冲突。1986年，翟永明离开了人人向往的研究所，在那个人人都需要单位的时代，她的辞职不可不说是一项极其大胆的举动。写作不足以支撑生活，她只能辗转于各处打零工，过着外人看来比较漂泊的生活。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她前往美国。

“从美国回来后，我的创作有了些变化。我最初写得比较多的是灵感性的、观察性的写作，写到一定程度了，自己就感到比较厌倦。在美国那段时间，我的写作处于一种停止的状态。这对我来说是比较重要，它把过去的写作断掉了。当我重新写作时，有涅槃的感觉。开了‘白夜’以后，自己的视野也有所打开，跟现实的接触增加了，不想继续以前那样比较封闭的写作状态，于是在写作风格，包括写作题材上，也有了比较大的改变，会更多关注现实中的问题。”翟永明告诉记者。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在摄影家肖全的照片和画家何多苓的画像中，翟永明的眼睛里有一层宿命、惊恐和漂泊，但近两年，出现在镜头前的翟永明，表现出更多的，是从容和善意。“也许在年轻的时候，我的生活、我的经验带给我某种惶惑，我对世界和对命运都抱有一种推拒和回避的东西，这种东西有时反映在人的面部上而不为己知。现在，我也并不能说我就已经完全没有了这种惶惑，只是，生命中比较坚定的部分呈现出来，并化解为一种更有力的表情。它也许是善意，也许是笑意，都说不清楚，也不重要。可以肯定的是: 不是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接近我，而是我变得越来越接近自己。”她这样表示。

“每一个诗人，都有从青春期写作到比较成熟的写作的过程，但不管采取一个怎样的表达方式，都是跟这时代、跟这个时代的变化有关的。完全与时代无关，关在自己的小屋子里面写作，这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很大改变，世界变得更平大，宽阔，一个走向成熟的诗人，眼光不应该仅仅看到自己的内心。”在越来越多的诗歌创作倾向于内心表达时，翟永明和她的诗歌选择了更开阔和坚实的现实。这位中国女性主义诗歌代表人物，在经历岁月的历练之后，人与文都走向沉静和宽容:“对于文字的要求，我现在更倾向于一种简洁和澄明，希望能更清晰地表达自己，而不是说刻意地去追求一种什么样的风格。”她这样说。

金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