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就是海市蜃楼 默默

[英子]

一个人的诗歌史：1979年——1989年


第一章 《红云》诗社和《红云》诗刊

　　写诗的初级阶段

　　79年开始写诗。第一首象样的诗是《夜色》，一边洗脚，一边望玻璃窗。倒掉洗脚水，赶紧草就在课文本上。当时也写诗，在日记本里填了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七律五言，不知所云地责备老师，抒发无病呻吟的恋情。只有《夜色》还可以，抄录于此：

　　　　明月下
　　　　抬头望
　　　　夜色青溶溶

　　　　黑屋里
　　　　眺窗外
　　　　夜色白橙橙？

　　　　噢，原来隔了一层玻璃

　　这是我十五岁的作品，如果十一岁那些语焉不详的小情诗都不算，那么这首诗就该是我现存的第一首诗。非常遗憾，一点都不像一个大师少年的手笔。
　　81年初，开始如火如荼地写。上学路上写，上课时写，课间10分钟休息时写，放学后回家就写。每天诗意蓬勃，写得昏天黑地。上衣口袋是诗篇，裤袋里也是诗篇。写到81年6月，高考时凭尚可的数学分数，勉强考入了上海冶金工业学校财会班。
　　照旧是每日每夜地写。幸亏是写诗，不是作爱。如果是作爱的话，现在我早就命归黄泉了。不但自己写，还号召全班写。在我的鼓动下，后来全班都开始写。班主任指责我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把财会班自由成诗歌班。

　　《红云》诗刊

　　在我的倡议下，我们班创刊了一本诗刊《红云》。蜡纸手刻，滚筒印，小32开，32页，印数80册。不敢为天下先，名义上我挑了个副主编。创刊号上登了我平生第一首长诗，《让》，笔名白竹。遴选非常严格，41位同学诗友的作品，选了6位11首，我用化名当仁不让地发了其他的4首抒情短诗。每个人出资2角钱，回收了8元2角。出刊的那天，教室里弥漫了淡淡的油墨香，每个人的脸颊上都有两片红云，兴奋。

　　两根乌黑的大辫子

　　印刷是一个女同学负责的，她表姐在单位里管打字机。当时管打字机的人，在单位里算保密员。今天，我还记得那女同学两根乌黑的长辫子，以及她那始终沉稳的表情。没有她，就没有我平生主编的第一本诗刊。90年在北京芒克家结识了鄂复明，酒酣时，芒克感叹说没有老鄂，就没有《今天》。《今天》的印务工作全是老鄂无言地承担。北岛在许多场合也坦承老鄂对《今天》举足轻重的作用。那一瞬间，望着老鄂憨厚的脸庞，我想起了两根久违的乌黑的长辫子。

　　第一封读者来信

　　记得还收到了我一生的挚友曹秉转来的一封读者来信，他们中文系的一个同学，叫张擎。信很长，密密麻麻，字迹秀丽，有5页，每首诗都写了热情洋溢的读后感。很感动，至今也感动。这是我收到的第一封读者来信。张擎后来不幸嫁给了朱大可，可能也是朱大可的不幸，现在他们已幸福地离婚，现在她叫裴紫安，在澳大利亚电台做一档音乐节目的主持人，收听率很高，听众主要是上海白领。

　　反对诗歌的人

　　在“企业活动分析”、“金融知识”、“企业管理”、“珠算”等任课老师的共同压力下，许多同学纷纷脱离诗社；班主任更是整天叫嚣“写诗无用论”，煽动同学疏远我。《红云》诗社接近崩溃。1990年，因收入过低，班主任不安心财会教育工作，跳槽到一家外资企业做总会计师，一天，他埋头在办公桌上替企业做假帐，桌上高高危叠的帐本突然瘫下，厚重的硬抄面帐本当场把他砸了脑溢血。诗是神对人类的恩情，不可亵渎啊。


第二章 《牺牲》诗社和《城市的孩子》诗刊



　　《牺牲》诗社成员

　　中学毕业，许多同学散落到各个大专院校，在我的感染下，每周见面照例是谈诗歌，谈不完地谈。老同学介绍新同学，就渐渐有了一个新诗社的雏形。82年5月在我的东安一村小屋，我庄重地为新诗社起了一个《牺牲》的名字，全体认同。
　　他们是：俞惠鑫，笔名游侠，在税务所工作；许海鸣，笔名海子，上海大学中文系学生；孙炯，笔名火火，在银行工作；侯方，笔名无，我财会班的同学；严峻，笔名无，上海大学无线电系学生；李顺安，笔名安安，我财会班的同学；陆建请，笔名无，一家机械厂的助理工程师；陈刚，笔名刚刚，华东师大中文系学生；我，笔名野云；后来加入的是上海儿童艺术剧院的一个演员；后来加入的还有一个诗友叫于榕，第一医科大学的学生，是严峻上海大学一个姓鲍的同学的中学同学。

　　诗刊《城市的孩子》

　　《牺牲》诗社的刊名叫《城市的孩子》，以我当时刚创作的一首长诗《城市的孩子》命名。记得有一天午睡起来撒尿，站在便桶前憋，憋着憋着，尿没有憋出来，却憋出了几行诗。当时，我是无论如何不会想到，因为这几行憋尿憋出来的诗，我的命运也开始随之变化：

　　　　因为水冷
　　　　他拱起肩头
　　　　仿佛又听清阳光口拟的枪声
　　　　红红的救生圈飘远了
　　　　他是城市的孩子
　　　　到死、到死也是

　　我负责编辑，游侠负责印务，校对，印数50册；打字员是游侠的一个邻居，在第一医科大学一个系里工作。他住宿舍，记得装订时，他抽的是一包朝鲜产的香烟，很凶，很烈。今天让我自责的是，常常想起他的音容笑貌，却想不起他的名字，愧疚啊。

　　演员诗友

　　那个演员诗友在我们童年时的一部电影《阿夏河的秘密》里男扮女妆演一个清秀的小女孩，姓杨。至今记得与他初次见面时场景，他激动得像解放前一个进步青年终于找到组织。那天在游侠家晚餐，在场的有海子，柳国钧。记得我手指间的夹的“大前门”香烟是海子搞到的。当时“大前门”香烟凭票供应，一家一旬3包。海子家里没人抽烟，每旬的香烟票都是他从家里柜子里偷出来的。那时，香烟票可以换鸡蛋。草鸡蛋，很鲜，不像今天怪味的养鸡蛋。杨演员的诗风是浪漫主义的，仿歌德，当时我们最痛恨浪漫主义。心仪的是夸西莫多、叶芝、庞德、阿波里奈尔、兰波、魏尔伦、马雅克夫斯基等现代派诗人。杨演员的诗，《牺牲》诗刊未登过。

　　海子变成蓝鸟

　　海子毕业后去了电视台一个娱乐栏目做主持人，艺名蓝鸟，手里整天拿着一叠美女的照片炫耀。节目闹哄哄，每天中午直播，偶尔调到那个频道，我看几眼后就切换掉。毕业前他在马路上拦截女性，处拉三，还被揪到过派出所。《牺牲》诗社期间，他满脸粉刺，都说他很骚，力必多过剩。前几年碰到过他两次，一次在马路上，他找了一个新加坡富商的女儿，买了三套石窟门房子打通，重新装修。那天正好在采购装修材料。他邀我去他家玩。那天我的司机晚上与女朋友约会，我没去；第二次在上海英国领事馆对面的申申酒吧，好象是下午，他夹着一个大公文包，匆匆走过，我叫住他。他停下，把包放在花架上。北京的海子自杀了，上海的海子活得滋润。我劝他别用诗歌骗女孩，他笑。

　　游侠

　　游侠一直安安心心地呆在税务局，官至副局长。他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我们叫本地人。本地人烧菜喜欢放浓浓的酱油，我们叫本帮菜；他母亲烧的一手原汁原味的本帮菜，我吃得不少，想起至今会馋。办《牺牲》期间我经常住在游侠家里，他家很大，是我们的大本营，有8间屋，屋后还有蔬菜田。我们叫这种老宅为本地房子。上海现代派诗歌的萌芽就诞生在都市里的村庄。 2002年杨黎和乌青来上海采访我时很吃惊。杨黎说当时他们四川诗人都想象我们上海诗人像三十年代那样，整天泡在十里洋场的酒吧里，饮酒狎妓。我摇摇头说，不是这么回事。

　　三毛和《明天是立秋》

　　第一次用默默笔名，出的第一本油印诗集，是1984年夏天，诗集名《明天是立秋》，选了《问候巴黎》、《补写的日记》等12首诗。封面淡蓝色，共10页，印了50本。
　　三毛，这个久违的名字，让我在今年冬天的一个凌晨，躺在床上突然辗转翻侧。没有三毛，不可能有这本诗集。当时，三毛是我们东安新村有名的大流氓，新村的居民看到他都不寒不栗，远远躲避，打架的时候好象身上的性命不是他，全然不顾死活。
　　大流氓和小流氓是有区别的。小流氓是指欺软怕硬，喜欢偷偷摸摸的小混混，没人看得起；大流氓是指专为人家打抱不平，出手非常狠的男人。三毛比我大两届，应该是61年生的。初中时就进工读学校，出来时剃了一个光头，他的鼻梁高高隆起，一副凶神恶煞样。高中的时候，他因为打群架，又进了劳教农场，判了两年劳动教养。
　　他们一家四兄弟，他排行老三，父亲在龙华煤场担任车间党支部书记，因为四个不争气的儿子，一辈子得不到提升。大年夜，他们一家从来没有团聚过，总有一到两个儿子关在监狱里，最惨的有一年只有四毛一个人在家过年。春节过后没几天，三毛释放出来，四毛为一个勾魂女孩与人打架，被铐上警车押走。
　　82年有一天中午，我吃完午饭去邮局，阳光暖洋洋的，我走在新村苔石路上，突然见三毛从我身边敏捷地跑过，一眨眼工夫就无影无踪。背后猛追他的三个穿军装的流氓在我眼前刹住脚步，他们手上都握着一把铅丝做的洋钉枪。三人面容陌生，是其他新村的。
　　打群架，一般不敢乱窜进所追人所在的新村，很冒险，追得不好，就会成为瓮中之鳖。刚才三毛一溜烟跑掉，就是去叫人的，他手下的兄弟会在最短的时间聚齐，把贸然追进来的打得鲜血淋漓。
　　这以后很长时间没见三毛。他家住21号三楼，我家住18号1楼，他如果没进监狱的话，有时身影会路过我家的窗口。83年夏天，我去21号门口的洋槐树下乘风凉。下午刚写了《正在》，我禁不住对毛毛、严峻和陆建清念了起来。念得忘乎所以的时候，一个惊讶的声音在我背后想起：
　　“你会写诗？”
　　我回头一看，是刚从监狱放出来的三毛。他刚洗完澡，手上拿着一只小竹椅，眼睛亮晶晶地盯着我。毛毛递给他一根香烟，他在我旁边坐了下来。
　　“真的是你写的？你真的会写诗？！”三毛疑虑地看着我。
　　我不知如何回答是好，好一会儿才点点头，他顿时佩服地说：
　　“有本事！我们东安新村出诗人了，高兴！”
　　接着三毛主动提出要帮我打印一本诗集，我不好意思，连忙拒绝。他说他新轧的一个女朋友是单位里的打字员，虽然不懂文学，但喜欢文学。第二天一早，三毛找到我家，问我要手稿，我睡眼惺忪地递给他手稿时，感动得说不出话来。他小心翼翼地翻着手稿说，我最尊敬你们这些诗人。
　　那个年代的民间诗人，能出一本蜡刻诗集就已经满足了，出一本打字机打出来的诗集，就会喜悦好一阵。过了不久，也是一个晴朗的早晨，三毛敲开我家的木窗，递进来一厚叠《明天是立秋》，整整50本。没等我道谢，他匆匆说了一句，我还有事，走了。
　　他又去打架了。这是一个为了尊严会置生命安危以度外的英雄主义年代。今天我才知道，三毛他们当时打架，绝大多数是为了听不进一句不入耳的话，或好朋友被人欺负了，咽不下窝囊气。比起今天为了利益就温良恭敬让的萎缩时代，我怀念那为了尊严和为义气而血气方刚的年代。
　　晚上，我找朋友借了点钱，凑了25元，想去付点纸张钱。第一次踏进三毛家。他父亲不认识我，没好气地说，三毛又被抓进去。上午的时候，三毛用匕首把邻村的一个流氓捅得生命垂危。三毛家看上去一贫如洗，家具都破烂不堪，窗前吊着一付吊环。四兄弟都被父亲吊起来用铁链狠狠抽过。三毛的母亲坐在一张方桌前，麻木地扒着咸菜泡饭。
　　这以后，我一直没见到过三毛。我曾经想过去监狱里探望他。但监狱规定不是家属不许探望，只好断了探监的念想。如今三毛那怕已经出狱，也可能下岗了。因为我知道，他一没文凭，二没一技之长，生活一定艰难。
　　因为《明天是立秋》的传播，我得到了许多诗友的赞誉，他支撑我在人生最黑暗的时候永不气馁。谁是我们诗歌的脊梁？三毛兄弟！
　　三毛，现在我想把这20年来所写的诗，都对你朗诵一遍，因为你喜欢听。
　　你听见了吗？


第三章 实验诗社·实验诗刊



　　实验诗刊

　　实验诗刊是从上海青年宫诗歌辅导班的学员作品手册演变出来的。真正意义上的《实验诗刊》我认为是从34期开始，出到40期，一共出了6期，主要由王小龙利用工作之便，负责打印印刷。有一期小龙顶不住，我托游侠帮忙打印印刷。每期50册，诗刊散发对象是北京的诗友北岛、顾城、杨炼、江河，福建的崔晟，山东的梁青生等。
　　实验诗社是松散型的，成员是王小龙，白夜，蓝色，卓松盛，沈宏菲，伢儿，我。那个时期，我用“野云”笔名，《都怪秋天》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实验诗刊16开本，每期20几页。

　　王小龙其人其事

　　青年宫诗歌辅导班

　　80年代初，王小龙在文艺科主管中学生诗歌培训工作，开了两期半年一期的诗歌讲座，学生由上海各个中学的校长推荐，第一期学员我知道的有沈宏菲，卓松盛，王依群，张真。我是第二期的学员，第二期一共有50个同学，来自上海各个中学的语文尖子。学员中有曹秉，现在上海《新闻晚报》；杨彬华，现在《上海文学》；记得还有一个文静的女孩，当时我觉得她写的诗不比舒婷差，现在还记得她的名字，叫赵铁泓。
　　我是我当时所在的零陵中学的校长张家治推荐。那天我在放学后我在校园的橱窗看报纸。张校长递给我一张报名单。去青年宫报名那天是1980年12月的一个周末的下午，王小龙拿出一首他刚发表的一首诗《天鹅与小丑》，诗抒发了对四人帮迫害张志新的愤懑。掏烟时，我递了一支给王小龙。他很惊讶，说中学生是不能抽烟的呀。他一看是“牡丹”，也就抽了。
　　王小龙请了几个高校的中文系讲师给我们讲课，徐志摩、戴望舒、何其芳、郭小川、庞德、艾略特，我都是那个时候知道的。我们边学边习。隔一个月，王小龙就把我们习作中的他认为优秀的诗作汇编在一起，打印成册，我的习作当时一直未被他选入，为此，我很纳闷，难过。
　　每个星期天上午去听一次讲座，青年宫也即大世界进去要买门票，为此小龙给我们发了一个出入证，我们都是从边门进的。教室隔壁是个乐队的排练室，《在希望的田野》这支歌曲常常飘进我们的教室。怕影响我们高考复习，学习班办到81年6月初就结束了。那天小龙叫了6个同学留下，我是其中之一。他叫我们围坐一起，他说你们都很有潜力。

　　口语诗

　　当时顾城与谢烨已经结婚，居住在上海凯旋路上的一间租赁的民房里。一次，小龙对我说，顾城看了我的诗很惊讶，说诗怎么能那么写？不过顾城很喜欢我的诗，尤其是组诗《问候巴黎》里的两段，抄录于此：

　　　　追求

　　　　没有嘴唇的歌女
　　　　桃花源里走着一个职业侦探

　　　　法国时装

　　　　一只企鹅
　　　　大摇大摆地走进赤道森林

　　　顾城喜欢我的诗，小龙很开心，因为我是他的学生。小龙还说他特别喜欢我的《联合国大厅》，那天小龙说以后也要试着写写口语诗。后来小龙发在《萌芽》杂志上的那组工厂题材的口语诗，引起了中国诗坛的震撼。

　　《四十大惑》让小龙兴奋

　　90年代各自忙于生计，我和小龙疏于来往。98年我的一部长篇小说《四十大惑》问世后，一不小心成了畅销书。一天，小龙在飞机场上碰到陈村，陈村告诉小龙《四十大惑》出版的消息，小龙异常兴奋，买了一本，邀我去他家喝酒签名。他非要我在他自己买的那本书上签名，说，一样的，大家都买一本，你的书就更畅销了。我拗不他。那天我们喝到深夜，席间小龙说他这几年一直在研究老子的《道德经》和孔子的《论语》，还把他翻译成白话文，小龙还找出白话稿，念了好几个章节。
　　没几天，小龙寄来一篇《四十大惑》读后感，写的特别生动有趣。


　　白夜其人其事

　　白夜的启示

　　白夜作为我的良师益友，不仅仅体现在诗学方面，更体现在生活方面。那年我刚分配在上海大孚橡胶厂工会工作，每天深夜睡觉，上班常常迟到。工会主席经常批评我。白夜跟我说，如果你去适应这个世界，那么你就会永远痛苦；要让世界适应你，你才会幸福。我豁然开朗，从此不在对上下班迟到早退有心理负担，渐渐工会的同事们熟视无睹了，我也就随心所欲了。自由是一种勇气，每个人都可以立即自由。那些乞求自由的懦夫们，是永远不会自由的。

　　五百年出一个

　　我永远忘不了，第一个对我诗歌极端褒奖的是白夜。那次我带陈刚去拜访白夜，坐下后，我念了两首诗，记得有一首是《美利坚合众国》。陈刚顿时赞美有加，白夜静静听着，突然指着我对陈刚说：人们啊，要珍惜，五百年出一个呀！说得我顿时垂下头，脸红不已，默默地感动。尽管那时我一直踞傲地认为自己像但丁，发誓要写出我们这个时代的史诗，但突然面对如此激励，真的是诚惶诚恐。白夜拍拍我的肩膀，我抬起头，望着他，不知说什么好。

　　关心我的小说

　　84、85年我涂鸦了一些短篇小说，取了个集名叫《我们中国的梦》。白夜看了以后非常激赏，逢人便推荐，记得他向两个人推荐过。
　　一个是山东作家梁青生，当时梁青生在《海鸥》杂志做编辑，我遵白夜嘱，寄去了两篇，结果因为内容的原因，未能刊出；
　　还有一个是北岛，北岛为此在一次《人民文学》的座谈会上指责《人民文学》变成了名人文学。86年夏天收到白夜的一封信，信中他说人民文学要出一期青年作家的专辑，嘱我尽快寄几篇小说给当时的责任编辑朱伟。后来朱伟给我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退稿信，信中对我的小说未能发表表示他的无可奈何。我知道，又是因为小说主题的缘故。
　　98年，《我们中国的梦》出版后，印刷装帧实在太次，我不好意思送一本给白夜。但我心里知道，这样不对。

　　蓝色
　　
　　蓝色非常质朴，给我感觉更像他的真名：蒋华健。那时北岛经常来上海，他非常推崇蓝色的诗，夸奖蓝色的诗有很大的突破。他爱人叫瑛子，也写诗，他们分居两地，瑛子在湖州，两个星期回来一次。有一天我问蓝色，瑛子的诗你是否帮忙改过，他笑笑说我眼光厉害。
　　那阵子我们冶金工业学校学校在浦东，他家在浦东的乳山路。82年第一次去他家，我们在他家的厨房里谈诗，那时谁家有个独用的厨房，住房条件算相当好了。坐在长板凳上，他认真地读完我请他提意见的诗，说我有几首写得非常好，记得他好象还说《在花店远远处的回忆》写得特别好。他还问年龄，我说18岁。
　　有一次他感慨，上海诗人交流活动少，他说北京的诗人们经常在北岛和芒克的组织下去长城或香山游玩，他参加过一次，很难忘。我说这得怪小龙。他说也是，不知道小龙整天到底在忙些什么。那天，他说我气质很像芒克。
　　毕业后蓝色分配在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做导演，离我们家东安新村很近，有一次他电话说要上我家来坐坐。坐了一会儿他就走了，说要赶去淮海路，那天他好象情绪不好。一有新作，我就去科影厂找他，请他看看，他总是赞许，感叹自己做导演以后写得少了。我说写得少，你也是大师级的。
　　蓝色的诗歌的确好，从来不把同行放在眼里的周泽雄认识我以后，也佩服蓝色的诗。我带他去蓝色家拜访过一次。记得那天瑛子也在家。蓝色出过一本油印个人集，集子名叫《朝阳》，诗风朴实，却字字珠玑。后来我知道，诗集是白夜帮他打印的，为次还惹出点波折。那天，他签了名送给周泽雄一本。
　　后来在上影画报封二上看到过蓝色导演的一部故事片的剧作，片名好象叫《修冰箱的的人》。没有公映过，看剧照，有点喜剧风格，我猜想可能像匈牙利的一部短片《废品的报复》。后来科影厂给东方电视台兼并，就一直没有蓝色的消息。

　　沈宏菲

　　沈宏菲是个乐天的胖墩，是80年全国中学生作文大赛的一等奖获得者，文章叫《星空下》，内容也是写张志新。那时他写的一些反思文革的诗篇经常登在《上海文学》和《萌芽》，入选了全国百家诗人作品集，我很喜欢他流畅的文笔。
　　经小龙介绍后我们很谈得来，经常走动。他家在黄浦江边的滇池路上，我去过两次。那阵子他还在广州暨南大学读书，寒暑假回来，我们总要见面。当时我住在嘉木错•柯海家里，他来过一次，半夜里饿了，我们把楼下的国营饮食店卖剩的糯米糖铰浸在豆浆里吃，他说很好吃，从没吃过。他有个台湾亲戚在台湾是著名的反派演员，专门演红军团长，八路军师长什么的。
　　有一天他给我写了一封信，说我是天才，诗写得比他优秀，他决定从此不再写诗。我很吃惊，给他回信劝他不能这么想。他没回信，从此我们也没再见面。宏菲是第三个肯定我诗才的诗友，每当我创作陷入危机时，我常常会想到83年他给我的那封真挚的信函。后来他的踪迹我都从小龙那里听来的。宏菲现在是美食专家，他在报章上关于美食的美文我都看，仍然喜欢。现在可能胖成巨人了，我想。

　　卓松盛

　　卓松盛的诗在实验诗社是别具一格的，他首创的长句子诗歌，我称为“卓式诗体”，许多诗人很多摹仿他，杭炜发挥到极致，创作了一系列长句子情诗。我也仿之写了几首，比较满意的是一首《谢谢酒》。
　　实验诗社在小龙家举办过两次交流活动，我与卓松盛见过两次面以后，他邀请去我复旦大学，我们开始了短暂的友谊。当时卓松盛还在年中文系三年级，与许德民和张真同是复旦诗社〈诗耕地〉的骨干。
　　我一共去过三次。第一次是黄昏的时候，没聊多久，就去中文系的食堂吃晚饭，他说他喜欢我的诗。后来好象要小雨，我急着走了；第二次他来信约我参加他们诗社的朗诵会，我披着一件胸前印有“安全生产”字样深蓝色工作棉袄，卓松盛向与会的同学介绍我是著名的工人诗人；第三次我与王一梁一起去的，他非常推崇卓松盛的诗，我心血来潮说，去找找他。那天是春节过后的几天，大学还在放寒假。卓松盛正巧披着一件军大衣在宿舍窗边里看书。我们不期而访，他很高兴。他说准备不写诗了，专心研究经济学。王一梁追问他原因，他只是神秘地笑笑。
　　毕业后，卓松盛分配到了北京，在团中央研究室工作。86年5月，团中央计划要派他连同三千个团干部去全国各地的县里实习，做副县长之类的，锻炼基层工作能力。87年初，计划取消后，卓松盛又潜心研究起老子和佛洛伊德，出版了两本专著。
　　正如他所发誓一样，84年以后，一直没读到过他的诗篇。98年我的〈四十大惑〉出版后，去小龙家送书。小龙说起卓松盛现在中南海工作，工作性质好象保密的。曾经随口问胖山，卓松盛为什么要主动去北京。胖山说他们家小，他想以后把房子让给弟弟结婚。

　　张真

　　80年代初期，张真是民间诗坛有名的女诗人，她的男性式诡异的诗风，非常耐读，发表在实验诗刊上一些诗作，都是她在诗耕地上发不出来的。第一次见到张真在贝岭家，那天我们在贝岭的上海亲戚家聊诗，后来孟浪提议去看望小龙。我们随后去了小龙家。进门，张真叫小龙老师。办实验诗刊时，小龙已经不准我叫他老师，他说论诗歌的口语创新，我还得叫你老师。
　　张真的脸庞让人过目难忘，乌黑的眼圈，古铜色的皮肤，她当时与一个瑞典人在恋爱。老外最喜欢张真那种类型的少女。
　　88年在南方家看到南方画的一幅速写，上面是一个长发忧郁少女，我觉得很像张真，南方说是张真，他说他跟张真是中学同学。这幅速写后来刊登在南方主编的〈异乡人〉创刊号上。当时谣传张真的瑞典的丈夫搞同行恋，热恋的对象是顾城。不知张真是如何面对这一谣言的。咳，谣言可畏。
　　96年与张真又碰了一次面，那时她在芝加哥一所大学讲授电影史。那天我们在虹桥路上一家餐厅用餐，记得餐厅布置得像三十年代，传说老板是周旋的一个儿子。共进晚餐的还有胖山、老邱和广州的导演孙周。席间，我们谈起出个人集的事宜，张真很纳闷怎么没人找她出个人，我笑着说，你长期在国外，一直缺席，只有老朋友还记得你。她尴尬地笑笑。那天，她给我看了两首新作，说实话，我不敢恭维。

　　伢儿

　　伢儿与蓝色是戏剧学院导演系的同学，在宿舍里睡上下铺。小龙经常去他们宿舍念诗。伢儿诗写的不多，但很有味道。毕业以后他分配在上海青年话剧团做编辑。伢儿长得善良，一看就是个好人，这样的好人一般在单位里都甘于寂寞的。他给我介绍过另外两个朋友，一个是吴保和，在《上海艺术家》杂志工作，还有一个是赵荣川，在杭州话剧团工作。
　　与伢儿交往不多，87年在上海电影制片厂文学部写剧本的时候，才频繁点。一次我与小龙在写作楼商谈剧本，他来找小龙，约小龙写点先锋剧本，还带来一个他们团里姓刘的编辑，那时小龙、我还有梁星明想组建一个平民剧社。当时我们都很忙，后来他们找了云南来沪的张宪，写了一出《时装街》的戏，公演后，反响不错。
　　小龙是个热心人，他把伢儿的一个叫贺子壮的校友介绍给文学部住进来来写剧本。那段时间我与伢儿交往多了起来，他经常来文学部写作楼看望贺子壮。贺子壮戏剧学院毕业后分配在上海淮剧团，不久讲话也有点淮剧腔了，他就去北京读电影学院研究生。那阵子他刚毕业。后来伢儿他们帮《小街》的导演杨延晋改编了琼瑶的《庭院深深》，票房收入很好，贺子壮就留在了上影厂，后来还做了主管剧本的文学副厂长。
　　伢儿略带喉音的亲切低语听起来很舒服。一天澳大利亚作家周思来沪，问我们上海诗人要一首手稿抄写的诗歌，记得伢儿谦虚地说他诗写得不好，他还对周思说小龙和我才是真正的诗人。周思后来出任澳大利亚国驻中国大使馆文化参赞，回国后写了一部关于中国的长篇小说《长安大街》。出版后我买了一本。后来听芒克说，周思一生最恶心的一件事是，他离婚后，他的一个最好的朋友娶了他的老婆。
　　后来也见过几次伢儿，一次是楼乃明来上海导演《空气爱人》，那天在青话剧场彩排，伢儿是责任编辑，见他忙里忙外，我们也没说话。还有几次在上影厂门口，匆匆忙忙寒暄几句就告别。

　　尾语

　　活跃于80年至83年底的《实验诗社》的诗人，在当时上海诗坛被称为“上海朦胧诗人”，我向来认为这一传谓失之偏颇。朦胧诗人精神上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承袭对正义和真理的呼喊，而实验诗人的诗歌主题显然是放弃的，我们更关注的是人们的日常生活，以及诗歌语言表达上的创新；我们对汉语可能性的迷恋超过了对诗歌主题本身的关注，可以毫无愧色地说，现代诗歌鲜活的语言最早出现在上海实验诗人手笔下。他在朦胧诗和86年崛起的第三代之间，起到了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由于实验诗人对功名相对恬静淡泊，我一直认为这段历史诗坛知之甚少。
　　91年创作完史诗《在中国长大》第五章节“争取未来”以后，我就封笔。98年夏天，我应邀赴漳州参加“新死亡诗派”的一个笔会，由于岑寂多年，除神交已久的舒婷和吕德安外，与会的来自全国各地的诗人我一个都认识，颇为尴尬。但是开幕式上，福建诗评家林茶居对我的介绍，却让我吃惊不小。他说，默默是一个跨越朦胧诗和第三代诗人之间的一个特殊诗人。
　　至今，我一直在诧异《实验诗社》和《实验诗刊》这段默默奉献的历史是如何被传播。写的这里，又想起毅伟当年的经常感叹：这就是历史，这就是五千年的文明史！


第四章 海上诗刊与海上诗社



　　海上诗刊的缘起

　　《海上》俱乐部是由《城市的孩子》诗刊、《广场》诗刊》、《MNOE》诗刊、《舟》诗刊、《师大》诗丛、《笠》诗刊共同组建下成立的，后被中国诗坛称为“海上诗群”是贴切的。核心人物为刘漫流、孟浪和我。
　　《广场》诗刊的成员是刘漫流、天游、海客、杭炜，共出两期，小32开本；《MNOE》诗刊的成员是郁郁、孟浪、冰释之，共出5期，16开本；《舟》诗刊的成员是方文、戴坚、泰子、朱乃云，共出3期，小32开本；《师大》诗丛的成员是成茂朝、王寅、陆忆敏、陈东东，共出5期，小32开本；《笠》诗刊的成员是黑白、刘敦、金乐敏，共出2期，16开本。
　　84年夏天，刘漫流从华东师范大学毕业，我经方文介绍与孟浪相识。当时都有一个共同认识，互相各搞一个诗社，各出1本诗刊，人力财力都是个问题，我提出了一个建议，停止各个诗社的活动，联合成立一个共同诗社，出一本共同的诗刊，经过与以上的部分诗人反复磋商，大家一致赞同，集中人力物力，联合编辑《海上》诗刊。

　　海上成立大会

　　《海上》诗刊筹备会在漫流的办公室举行，参加的人员有我、刘漫流、孟浪、天游、海客、黑白，时间大约是85年4月初的一个晚上；海上诗刊的成立大会，也就是创刊号首发会的地点是华东师大的丽娃茶社，时间是4月16日，到会的有100多位诗界同仁及文学爱好者。会议无人主持，共有十几个圆桌子，大家随意坐，随意交流。孟浪胸前挂着一只军用书包，坐在入口处，负责收取每人2元人民币会费。

　　出刊情况

　　《海上》诗刊共出刊4期，负责第一期印刷的是海客；负责第二期印刷的是孟浪；负责第三期印刷的是折声，他是后来参加的；第四期也即是终刊号，负责印刷的是郁郁和郭吟。
　　前3期间隔时间较短，差不多在一年内，第四期是90夏天印发的，印刷费是京不特从泰国汇给刘漫流的。

　　《广场诗刊》

　　我是广场诗刊的特邀同仁，第二期上以“美国”笔名发过两首诗，一首是〈当我二十岁的时候〉，还有一首是〈国产的产业工人〉。
　　《国产的产业工人》是我第一首工业题材的诗，也是流传甚广的一首工业题材的诗，相比后来写的一些工人诗，其实里面有很多矫情。孟浪后来去深圳大学开诗歌讲座的时候，专门选讲这首诗，他对我说，很多同学喜欢。
　　那年我正好二十岁，诗前面有一个题记，抄录于此：

　　　　——谁得到真正的爱情
　　　　谁就是英雄
　　　　——让我是英雄吧
　　
　　很幼稚，也很可爱。这就是我二十岁的心愿，也是我一生的心愿，做一个爱情烈士，为此我衣带渐宽终不悔。

　　广场的诞生是对夏雨岛的叛逆。夏雨岛诗刊是华东师大校团委主办的一份诗刊，主要的活跃者是宋琳，张小波，徐芳。最后一任主编是陈鸣华。陈刚曾经是81年级的组长，后来退出。刘漫流、天游、海客当时的诗风与为人很难与之融合。从他们在广场创刊号的扉页上引用的格言就可知一斑，抄录于此：

　　最具体的和最主观的乃是最丰富的——列宁
　　目的虽有，却无路可寻；我们称作路的东西，不过是彷徨而已——卡夫卡
　　我的恋爱对象永远穿着一件铜打的衣服——阿尔封斯•卡尔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毛泽东

　　的确，他们的诗花当时如果开在夏雨岛上，那也就不是奇花异葩。
　　创刊号共35页，蜡刻油印，桔红色的封面，锋芒毕露的字迹一看就是天游的字迹。第二期22页，书边用花边机裁过，花纹是当时照相馆流行的“一圆两尖型”，是字迹是海客的，仿印刷版的宋体，很像。海客写得一手好字，当时是中文系黑板报的的宣传员。
　　广场不设主编，我捐过一批纸张。漫流当时以“牛仔”笔名，杭炜以“舟子”笔名，天游以“剑客”、“侬侬”笔名发表诗作。


第五章 《舟》诗社和《舟》诗刊



　　《舟》诗社的的灵魂人物是方文和戴坚，成员主要是当时居住在闸北区的一批诗人，主要还有泰子，张国顺，朱乃云，董守春等。《舟》诗刊负责印刷的是戴坚。创刊号上刊登的第一首是方文的《纤夫》。第一次看到《舟》诗刊，是通过郭吟和曹学峰。记得是83年夏天冶金工业学校毕业前夕，郭吟把我叫到他们班第一排最后一个座位，曹学锋递给我一本《舟》诗刊，介绍说是他中学时的同学编辑的。
　　8月酷暑的一天黄昏，去华师大陈刚宿舍，碰到秦晋燕，他也送了一本《舟》诗刊给我。他说，方文和戴坚和他是中学同学。我表示想会会方文，秦晋燕说他来引见。天黑后，我们就去丽娃河游泳。82年的丽娃河非常清澈，河中还有鱼。划水时，我的胸脯还被一条大鲤鱼撞了个满怀，隐约还有点疼。那天同去游泳的的陈刚、胡昂青、秦晋燕及秦的女友，都被鱼撞过。记得胡昂青还在岸上跳水，身姿矫健，陈刚还劝他别跳，说湖浅，危险。
　　一个星期以后，也是一个暑气蒸人的黄昏，方文和戴坚拿着秦晋燕写的地址，找到东安新村我的家。如今胡昂青在海南通用公司主持工作，秦晋燕弃笔从戎，已官至大校。

　　孙放

　　方文的真名叫孙放，当时还在华东政法学院读书。那天我们一见如故，什么话题都谈，无所顾忌，三个人穿着短裤，一支接一支抽烟，半夜时分就抽完了。83年商业不像今天那么繁荣，附近没有夜市，买不到香烟，要买的话，得骑自行车到南京路新闸路口的星火日夜商店去买。最后我先从烟缸里挑长一点烟蒂，孙放和戴坚也开始一支接一支挑，，话题投机，都不愿散，最后抽到烟蒂只剩海绵头才罢休。那天我读了很多诗，他们听得十分入神。多年以后，在孙放宽大敞亮的办公室回忆当年争抽烟蒂这一幕时，我们都十分动情。

　　和我一样，孙放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常常，我们坐在公共汽车上，望着窗外一晃而过的高楼，都会不约而同地感慨唐朝以来，中国作为一个诗歌大国的衰微，为振兴中国诗歌，上海应该建造一座诗歌大厦。孙放说他将来有财力了，一定要盖这样一座诗歌大厦。这是杜甫的1000年前的理想呀，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我暗暗地为孙放与我有同样的理想而感动，视他为不可多得灵魂知己。其实当时我们的理想很简单，外省诗人来沪，诗歌大厦提供免费食宿；在会议厅经常举办各种风格的诗歌朗诵会，不停地搞国内、国际级的诗歌节，天才诗人拥有一套诗歌大厦套房的终身居住权。在大厦里面建立中国诗歌档案馆，定期举办培养新诗人的讲习班。有一阵子，这个共同的乌托邦梦想日日夜夜激荡我们的心灵。

　　84年初，我提出停办我们各自编辑的诗刊，集中力量办好一份新的诗社和新诗刊（《海上》的酝酿阶段）建议时，孙放一口赞成，还主动《舟》诗社成员的思想工作他来做。不久，我约出天游，我们三人在黄浦公园商量筹办新诗刊的事宜。那天春风如沐，我们坐在黄浦江边兴奋不已，畅谈着上海诗歌的未来，中国诗歌的未来。不久我和孙放四处活动，约各界诗友谈心，商量着筹办新诗刊计划，在人民公园茶社，在白夜家•••也就是那段时间，我创作完成了《在中国长大》的第二章《我们的自白》。

　　85年夏天，我和孙放坐在南山路他家门口纳凉，两张小竹椅，一张小板凳上搁着两杯茶，两包烟，一只烟缸。有一刻，我仰头久久地望着天上的电线，那时我学鲁迅，有十几个笔名，孙放说我笔名太多，应该定一个常用的，我询问他用那个笔名好，他说用默默好。默默，内心里，我喜欢默默无闻的凡人境界。我接受他的建议，从此开始只用默默至今。

　　戴坚

　　在我的印象中，戴坚总与一个大大的牛皮公文包联系在一起，第一次来我家，他就夹着，在财政局工作时，更是包不离手。财政局在外滩，路过外滩时我总要去他办公室，一起吃饭时，他知道我喜欢吃肉饼子炖蛋，每次都点。他的公文包里什么都有，上班时的文件，诗歌手稿，《舟》诗刊打印稿，甚至避孕套。
　　戴坚带着一付深度近视眼镜，个子高高，脸庞长得像博古。戴坚钟爱我的诗，钟爱我的为人风格，在众人面前，为了表示与我亲近，总是喜欢像同性恋一样亲我，弄得我肉麻，很不自在。我写的小说他也喜欢，还仿我的叙述风格写过两篇，有一篇叫《梅花坞》，文笔非常好。他常常说我的文字是一种巫术，一不留神，就会中魔。他对我的推崇，甚至影响了他当时的一个姓秦的女友。
　　有一天深夜，我们在孙放家门口纳凉喝茶，她的女友突然对大家说，默默是童话诗人，我们应该把他供养起来，不许他再上班，把他关在花园的玻璃房里，让他写不停地写，写出来让我们享受不完。这评价，这心意，让我感动的不知如何回答是好。那天不知是否酒喝多了，戴坚对女友说，你喜欢默默的话，现在可以亲亲他。那女友捣了戴坚一拳，对于戴坚的放肆，我已习惯。
　　戴坚是姨妈带大的，他父母在杭州工作。他姨夫在闸北公安局工作，单位分配的一套空房子，是我们经常喝酒聚会的地方。平时为人，戴坚深得世俗要领。不过，烈性的时候也就不顾一切。一次，他们中学的老同学聚在一起，酒喝完了，他逞雄，就用乙醇兑开水喝，喝得连夜被送进医院灌肠，折腾个半死。
　　与许多诗友一样，认识我以后，戴坚就不写诗，常常说，有你默默在为中国写，就够了。他为上海诗歌做了很多工作，《中国诗歌38首》就是在他家编辑完成的，好象印刷也是他托人印制的，但诗集并未选他的诗，他毫无怨言。
　　现在，他开了一家彩色灯泡厂，孙放说他胖得挤进自己的车子都难。
　　胖博古？

　　张国顺

　　第一次见到张国顺的时候，他还是热血青年，记得是在方文家，还有戴坚。那天很热，我们四个人光着膀子喝得脸红脖子粗，谈历史，谈诗歌，谈革命。后来话题扯到戴坚身上，方文戏说戴坚是中山狼，得志并猖狂；我说戴坚深得世俗要领，很会做人。戴坚一付宁做真小人，不做伪君子的样子，笑嘻嘻，也不辩解。印象中张国顺在一边笑而不语，韬光养晦。
　　第二次与张国顺相会是90年，董守春陪着来的，那天又是夏天。张国顺即将去美国留学，问我要《在中国长大》的手稿。他说《在中国长大》写出了一代人的命运，应该在全世界传播，让全世界知道我们当代中国青年人在想什么，应该是大家共同的责任。我迟疑地问方文怎么没来？他说方文最近比较忙。尽管我有点迟疑，但想起83年张国顺和他的一个同学杨智勇把两辆自行车拼在一起，在人民大学门口，吆喝着卖《舟》诗刊的情景，我还是去房间里取出了手稿。把手稿递给张国顺，我发现张国顺一刹那的笑容非常诡秘。几年以后，董守春忏悔了，他说张国顺其实是来骗我手稿的，如果在美国混不下去，他就冒充《在中国长大》的作者，他感觉冒充诗人在美国容易混。
　　对与张国顺这种企图，我是又好笑又可乐，笑的是他幼稚，乐的是《在中国长大》在他心中崇高的地位。后来我还知道，他太太96年去澳大利亚，随身带的就是当年手抄在日记本里的《在中国长大》手稿。张国顺太太与他是人民大学的同学，那时《在中国长大》前三章节，已经流传到北京各大院校。张国顺对《在中国长大》的喜爱，很大程度受他太太的影响。
　　开房地产公司发财以后，张国顺想把《在中国长大》改编成诗电影，拍成一部中国式《迷墙》。他欲出2万元人民币买三年的改编权，听取张广天的意见后，我没同意。当时我已经衣食无忧，不在乎区区2万元。找我谈版权的是孙放，为了不让孙放为难，我打了个电话给张国顺，当面回绝了他。
　　不知怎么地，我总觉得张国顺像张国焘，尤其是有一次他谈起他的奔驰车停在路边，怕被路过的民工划坏时。事情就是这样的，80年代的愤怒青年，有了一点钱以后，最后都堕落成胆战心惊的资产阶级。

　　泰子

　　泰子的笑容让人过目难忘，泰子80年代普善路的家，也让我难忘。那时泰子的诗风与我有点像，我们特别亲近。去过100次他的家，再去，你也会迷路。他家坐落在八卦式的弄堂，不在弄堂里穿梭到晕头转向以后，你是永远找不到他家的。家家门对门，水池都在门外，家里来什么客人，全弄堂都知道。
　　印象最深的是泰子的母亲，一个非常善良的母亲形象，有一天晚上我们在他家喝酒喝得很晚，兴头上大声嚷嚷，他母亲根本无法入眠，就拖了一条小板凳在一旁坐着，听我们讲着她永远听不懂的诗歌。
　　她母亲烧的猪头肉特别好吃，那天我才知道，为什么喝白酒的人，特别喜欢用猪头肉做下酒菜。泰子现在闸北区区政府工作，给区长做秘书。一次，他邀请我喝酒，席中还有几个火车头队的足球队员，大谈足球界黑幕和黑哨，他们都是泰子现在的朋友。那天我们没有谈诗歌，那天尽管满桌山珍海味，但是，我还是想吃猪头肉。


第六章 《作品》诗社和诗刊



　　陈东东、王寅、陆忆敏、成茂朝当时是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80届学生，诗丛的核心人物是他们四人。刊物共出6期，印刷费主要靠同届中文系学生共同募捐，有的捐钱，有的捐饭菜票，每期上还有当期募捐者的名单。第一本《师大诗从》是海客借给我的，惊喜之外，觉得学院味太浓。不久，好斗的海客与天游去主动拜访，回来后对四人的印象是，都不抽烟，人老老实实的。

　　《海上》俱乐部成立那天，说好每个成员交2元钱活动费，陈东东托故不交，引起了孟浪和许多诗友的愤懑，我更是愤懑。我们抽烟喝酒买书，每个月工资50多元，几乎到月中就囊空如洗；陈东东一不喝酒，二不抽烟，陋习少，钱应该比我们多。他的吝铿，使很多朋友疏远了他。

　　87年的时候福建诗人吕德安的妻子来上海，先是陈东东接待的，他把吕妻带到一家小旅馆，让吕妻自己掏钱，其实住宿费最多2元多。后来他把吕妻带到宝山扔给了郁郁接待，郁郁竭尽东道主之谊。为此，吕德安在一封致我的信中气愤不已，说他从此不再相信信中深情的人了。谁是他上海真正的朋友，他的眼睛已经擦亮了。

　　93年，有一天投宿在天津诗人肖沉家，肖沉愤懑地说，你们上海有个叫陈东东的人，说现在诗坛上有很多流浪诗人冒充他，骗吃骗喝，叫我碰到假陈东东不要接待。他妈的，肖沉气得眼冒金星继续说，他妈的，你真的陈东东来，我也不给吃给喝，算嘛事，平白无故被他羞辱。温文尔雅有着绅士风度的肖沉那天是真被他气急了。说实在，那天我为陈东东的工于心计我也觉得丢脸，因为肖沉一口一个你们上海诗人。

　　这就是我始终无法与陈东东投缘的缘故。

　　不过公正地说，陈东东的《太阴之门》不错，他对女性阴部的狂想让我震慑得张口结舌，为此我认为他是下半身写作的鼻祖，因为《太阴之门》写于80年代初。下半身写作的诗人们应该到上海来举办一个认祖归宗的仪式，抱头痛哭的场地鄙人可以提供。


第七章 即兴诗大奖赛



许多伟大的诗篇诞生在酒后，李白斗酒诗百篇，竹林七贤把酒饮风，在没有缪斯女神在场的时候，酒神也能独自克隆诗神；多少年，多少代，多少风流诗人在饮酒狎妓后挥笔洒墨，多少风情万钟的诗篇飘飘欲仙地诞生，几乎可以撰写一部《酒诗史》。风花雪月的千古文人传统为一代代诗人着迷。
然而，80年代初的上海，无风无花无雪无月，更无妓，倘若狎妓吟诗，那么流氓罪的7年徒刑就接踵而至。
只有酒，只有酒也好，酒后一挥而就的诗篇就只有酒香，而无脂粉气。

即兴诗大奖赛的发祥地在南市区保屯路的西贝家，时间是84年10月1日晚上，参与者是西贝、孟浪、贾毅军、默默，那天我第一次应邀去西贝家，孟浪也是第一次，西贝酒量厉害，不喝酒语少，喝了酒后沉浸在飘然境界，话就更少。晚餐丰盛，但多有冷场，盯着眼前的烟缸，于是我提议以烟缸为诗题，一起写一首同题诗，然后互相朗诵一遍，再无记名投票，评出最佳的一首，无奖品，无证书，纯荣誉。
第一届“烟缸杯”大奖赛获奖者是孟浪。记得离开西贝家走在大街上，10月的大街像7月酷暑的大街，沿街全是纳凉的人群，那天奇热，摄氏39度，我们大汗淋漓，嘴干得不停地买饮料喝。那天是国庆25周年，那天邓小平第一次在天安门城楼检阅部队，那天第一次看到“小平，您好！”的横幅。那天我睡在屋外的小天井里，凌晨第一丝清凉的风吹来，才舒爽地睡去。

　　在大孚橡胶厂工会图书馆工作期间，周休是每周二，每周二就会有很多诗友不约而来，11月的一个周二来的是中医学院的学生魏伦，华东纺织学院的贵州学生小黄，诗人胡赤峰，那天我开了1瓶舅舅送我的董酒。物质稀缺的那年，董酒是1瓶特别珍贵的佳酿。我们都醉得见谁不是谁，在我的提议下，我们醉意盎然地开始第二届即兴诗大奖赛“董酒杯”的比赛。比赛开始的时候，已是下午3点钟，记得提笔的时候，窗外秋阳朗照，心灵一片鸿蒙。诗一气呵成，仿佛心中流出的清泉。

那时，我常去胡赤峰家。骑自行车上下班的话，天天要路过胡赤峰在延安西路的家，他的家座落在一片密密麻麻的平房中，烧菜都在门外的油毛毡下，用的是煤炉。胡母是中学数学老师，见我来很客气。胡父沉默寡言，进进出出一声不吭。
平时在家里吃饭，我一去，我们就去马路对面的小酒馆喝酒，每次都是两瓶黄酒，一人一瓶，胡赤峰在工厂里做钳工，身体粗壮，手掌肉鼓鼓的，脸庞也肉鼓鼓，常常会突然觉得他像一个颟顸的土匪，应该投胎在湘西丛林里，不该生活在一个温温吞吞的上海。
11月下旬的一个晚上，醉曛曛地摇晃到他家，我提议一起以牙买加为题，写一首同题诗，算第三届即兴诗大奖赛。他憨憨地摸索着去找纸和笔。那个年代我们崇拜遥远，身在上海，心在异乡。于是一气呵成完成了。
记得胡赤峰小屋的灯很暗，念的时候看不清，经常跳行念，我们互相听得不知所云，只是傻笑着互相吹捧。

还是在痛饮两瓶黄酒后，还是在胡赤峰的小屋，还是在昏暗的灯下，还是他趴在小桌上写，我趴在他的枕头上写，还是我出的题，还是一气呵成。那次关心了美洲人民，这次关心非洲人民。
　　喝酒买单互不谦让，诗歌方面也是互不谦让。还是一人一票，还是没人得奖。

童年时，巴勒斯坦新闻就没停止过，耶路撒冷更是全世界各教教徒的聚焦的焦点，作为一个共产主义少年信徒，耶路撒冷也在85年1月的深夜酒后进入我的脑海。那天我提议后，胡赤峰否决说，这个诗题他没感觉，写不出来。我说，写不出来，正好可以发挥想象，不必牵涉宗教内容。后来他勉为其难地憋出了一首。
　　我无论如何也没想到，五年后，胡赤峰变成了一个狂热的宗教信徒，先是对古兰经着迷，最后完全成了基督教的信徒，90年我们久别重逢的一个晚上，他低狂地对我传教，被我驳得哑口无言。我坚信马克思对宗教本质的概括：人民苦难的出口。他傲慢地执迷不悟，最后我们不欢而散。

郭吟从上海第二钢铁厂财务科调到二钢报以后，他的报社办公室就成了我们一个聚会地点。下班后的报社办公室空旷清净，在附近小酒馆痛饮之后，我们常常会回到办公室，继续畅谈，有时候就在写字台边的空地上铺张草席子，席地而眠。
87 年一个炎热的夏夜，我、郭吟、卢翔飞喝了一瓶白酒后非常兴奋，回到办公室后就东倒西歪，电风扇吹着还是大汗淋漓，不一会儿，我们三人就脱光只剩裤衩。记得我盘腿坐在写字台上，一队鸽子飞过窗外时，我突然一阵激动，提议作一首同题诗，题目就叫《赤膊》。郭吟嘲我，卢翔飞笑我，说赤膊怎么能入诗，我强调说让日常生活进入诗歌，这是我们平民诗人的使命。他们拗不过我，只得光着膀子开始写起《赤膊》诗。
郭吟从没有写过新诗，卢翔飞6年没动过笔，那天他们公认我写的最好，得奖当之无愧。我有愧，那首诗写的并不好，现抄录于此，贻笑大方。


第八章 《撒娇诗社》与《撒娇诗刊》



　　草创《撒娇》

85年4月19日晚上，天天文化社成立晚会的那天，在话筒前发完言，一个头大大的，个子小小的，脸笑呵呵壮小子把我拽到一边，记得拽到了茶社的茶水间的小窗前，他热情地说：
“你是默默吧。王依群说你是天才，诗歌和小说写得都非常好！”
很突兀，我不知如何回答是好。
“王依群能把你的小说《玻璃墙》背得出来。我也能背出来。”
“是吗？”
我干巴巴地回答。
他就是京不特，当时叫冯征修。站着讲话累，我们找了个不为人注意的角落坐下后，京不特掏出一本日记本，里面全是他写的诗歌。一句诗让我印象特别深：老妪的乳房随风飘洒。我问他是哪个老妪的乳房，京不特摇摇头说是随便谢谢。我说，应该是慈禧的乳房。京不特呵呵地傻笑起来。我们谈了20分钟不到，他已经憨厚地傻笑了100次。
我诗歌题材很丰富，也有许多黑色幽默风格的，与《海上》和《大陆》诗社的编辑方针不符合，登在上面不合适。于是我向京不特提议，我们另外组建一个诗社吧。京不特顿时眉飞色舞地答应。京不特的日记本里有一首较长的诗，题目叫《傻叫》，我随口说：
“《傻叫》没金斯伯格的《嚎叫》好。诗社名就叫《撒娇》吧。撒娇是一种温柔的反抗。”
京不特兴奋地连忙称好。天天文化社成立的那天，也就是《大陆》诗社成立的哪天。也就是《撒娇》诗社成立的那天。就这样简单，随意。
那天我是晚会的主持人之一，不停地有熟人跑过来，说有仰慕我的陌生的诗友想见见我，我只能与依依不舍的京不特约定过两天再见面，商量《撒娇》的具体事宜。

　　《撒娇》成立

隔了一天，京不特找到我家，带着他数学系的两位诗友一起来的。当时京不特在上数学系念三年级。坐定后，京不特又开始疯狂地念他的诗歌。当时他风格受两个人影响，一个是王依群，还有一个是陈东东。受王依群影响的诗好一点，受陈东东影响的诗很蹩脚。我坦承道，他也坦承同意我的看法，说我的眼光很毒。随同而来的两位数学系同学非常崇拜京不特，所以当着他们的面，我不便多批评京不特的诗，客气地挑了一首诗说这首诗不错后，我就把话题转到了《撒娇》上。
当天就商定王依群和孟浪加盟。王依群的诗作不多，但都非常撒娇，孟浪与我相同，部分诗作也很撒娇。我建议我们都用新笔名发表在未来的《撒娇》诗刊上，京不特也同意，那天我说什么，京不特都是一个个好好好。
王依群人胖，但个子中等，胖在横度里，我给他起了个胖山笔名；孟浪头发软，京不特给他起了软发笔名。那天，京不特正式放弃冯征修真名，开始用京特的笔名。我呢，给自己新起了一个锈容笔名，作为《撒娇》诗社的专用笔名。

　　第一届《撒娇》诗歌朗诵会

出刊前，京不特在上师大梯形教室举办了一次《撒娇》诗会。那天与我同去的还有诗人白夜。诗会的主持者是陶骏。陶骏当时是上师大代培生，其创作的话剧《魔方》当时在大学生艺术节上正红。那天他不断地撒娇，朗诵我诗歌的时候，一会儿戴上墨镜，一会儿又脱下，有点滑稽，有点过。那天京不特还邀请了他们的学生会主席于其多来朗诵，于其多的嗓音男男的，特别有磁性。
听众一半是特意来参加诗会的，还有一半是夜自修的学生。气氛很乱，诗会结束后，我批评京不特差劲透顶的组织能力。他解释说没有经验，只在食堂留言栏上张贴了一张诗会通知，没好好组织。白夜不住地摇头。第一届《撒娇》诗会，让我觉得非常扫兴。不过那天有两个穿中山装的听众最认真，他们是上师大保卫科的干部。
后来陶骏计划把我的小说《撒阁》改变成大型广场音乐剧，约我去他在师大旁边的借住的农舍谈了一次。结果不了了之。
于其多毕业后分配在东方电视台，出任《星期五档案》的栏目制片人兼主持人，让我惊讶的张口结舌。

　　第一次《 撒娇》编务会议

每星期二厂休是我的诗歌活动日，《撒娇》诗刊第一次编务会议照例是在星期二。那天在场的还有胡赤峰，他上午来，1点半去工厂上中班。我们精心挑选了4个人的7首诗以后，就开始午餐，母亲炒了几个蔬菜，我买了点熟食荤菜，胡赤峰带来两瓶黄酒。我们边听邓丽君的销魂的歌，边畅饮，醉意盎然以后，我提议虚构一封邓丽君致我们《撒娇》诗社的的信函，京不特和胡赤峰也是邓丽君的铁杆歌迷，兴奋地附和。点上一支醒宝牌香烟，我头靠在椅背上，随口胡诌起来，京不特飞速地记录起来。后来给我们带来麻烦的这封信5分钟内就虚构完成，现原文抄录于此：

　　京特并化石、胖山、土烧、锈容五君好：

千言万语……美国目前流行一个说法：“孤独就是团结。”这是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思说的。收到信时，正在比达尼唱片公司赶制一盒我自己作词作曲的演唱磁带，名字叫《风风雨雨》预计秋天可以寄来。
　　你们几位高级知识分子也喜欢我的歌，我真是高兴。
　　《撒娇》创刊号出刊，请寄美国俄亥俄州佛响舍大街2号邓香宾先生转即可。盼!
　　听说锈容先生口吃很厉害，但想不到他的诗却这么优美，庄奴兄看后哑口无言。我和你们不谋而合，觉得他是一个罕见的天才诗人。庄奴不久要来内地找你们聊聊。
　　真想对你们撒撒娇。

邓丽君 85.5.2草上

这封信刊登在《撒娇》创刊号时，我还加了一个像煞有介事的后记：

　　感谢吴非同志为我们赶译了邓丽君女士这封用英文写的信，也请翻译界各位先辈容忍指正吴非同志的译笔初试。

　　这就是不折不扣的撒娇风格，图个乐，让端庄的缪斯偶尔还还俗。

　　第二期《撒娇》诗刊

　　第一期《撒娇》出刊工作由京不特全城负责，吴非负责打字印刷。第二期出刊后，我赶到上师大。那天是上午，我们坐在校园的草坪上，艺术系的董理对《撒娇》称赞不已。第二期上发了胡赤峰的诗。印刷虽然粗糙简陋，但捧在手上特别开心。
　　京不特对身上有匪气的男人特别崇敬，董理就是那种人。董理有个女朋友在艺术系声乐班，京不特非常羡慕。

　　第二届《撒娇》诗歌朗诵会

　　1986年夏天，第二届撒娇诗歌朗诵会在上师大艺术系的一间教室召开。吸取第一届的教训，京不特这次召集的与会者不多，但都是真正的诗歌爱好者。与会者有胖山，京不特，我，艺术系音乐班的玛尔可，吴政伟，一个姓徐的上海女同学；美术系的张阳，一个姓徐的画国画的广西女同学；数学系的董克思，中文系的卢明华等共30个人不到。我邀约了两个工厂里的诗友，张海荣和他的女友。
　　晚会由京不特主持，我朗诵了《在中国长大》的一些章节，教室里的窗下有一架教学钢琴，胖山会弹点钢琴，我朗诵时，胖山弹奏《红旗颂》及《国际国》的旋律，会场气氛庄严。京不特朗诵时，胖山没有伴奏，京不特为此不高兴，耿耿于怀。中场的时候，玛尔可用吉他弹唱了几支英文歌曲，他的嗓音不错。
　　朗诵会开了1个半小时，散会后当晚，我们去艺术大楼楼顶上纳凉，在上面睡到天亮。虽然凉风习习，但蚊子很多，不时被咬醒，抓挠一通，继续睡。


第九章 蹩脚诗诗刊



　　《蹩脚诗》诗刊创刊于1985年冬天，创刊于天山支路47号202室林沁园家里，当时我参与《海上》、《大陆》、《撒娇》民间诗刊的编辑工作，许多诗人以在《海上》、《大陆》、《撒娇》发表诗为荣，而且其他诗歌民刊经我推荐，他们就会重视。然当时诸多有实力的诗人创作旺盛，许多诗作都没版面发，那些刚入道的诗人的习作，就更难有一席之地。
　　经常收到他们寄来的诗稿，有时他们还送上门来，叫我不知如何是好，推也不是，荐也不是，望着他们一张张淳朴的面容，有一天，就萌发了创办《蹩脚诗》的念头。林沁园与我一拍即合，说干就干，第一期很快就出炉了。
　　《蹩脚诗》问世后，上海诗坛反响很大，理解的人表示理解我们的黑色幽默；误解的认为我们是亵渎了神圣的诗歌；曲解的认为是别有用心的恶作剧。反正我和林沁园的本意是为了让那些作品稍嫩还不能在《海上》等诗刊上发表的诗人，提供一个作品交流园地。完全出于善意。
　　我向来认为一个人能坦然地自我嘲讽，是一个很高的境界。在《蹩脚诗》诗刊上，我用“默得默”和“渴得飘”两个笔名发了两首中学时代的习作。
　　创刊号刻印了30本；
　　主编：默默 林沁园
　　开本：小32开
　　页数：24页
　　
　　歌歌的废话连篇

　　第二期因故夭折了，90年在长桥一村整理手稿，意外地发现了当时为第二期写的编者按：歌歌的发话连篇。歌歌是我当时担任蹩脚诗刊主编的化名，先将这篇当年的戏文抄录于下：

　　第一号《憋脚诗》出刊后，我们收到了徐汇区某幼儿园的一封殷切的来信。希望我们为他们编一个专号，帮助祖国的花朵早日发育成长。同时，我们也收到某市精神病医院的来信，希望我们编一个无病呻吟诗专号，供他们院里的病人享受，配合他们治疗。由于编辑力量有限，组稿方面困难颇大，在此我们只能表示遗憾。
　　我们办刊的宗旨仍然是为了消灭诗坛上存在的欺世盗名的现象。让那些自我感觉良好，总是捧着自己蹩脚诗而爱不释手的，且沾沾自喜的人见艾得青吧！
　　末日属于你们！
　　为了编选出真正有质量的蹩脚诗，我们需要你们不断的支持。
　　来稿请寄：上海延安西路：１２６４弄５号４０１室 马洪亮　收
　　来稿一经采用，即致厚酬：大巴掌若干个！

　　为了消灭诗坛上存在的欺世盗名的现象这个目标，是在编辑创刊号时渐渐产生的，编稿过程中，阅读许多老诗人新作，看了能让你气得背过去，居然还有一些评论家尾随之后吹捧。记得当时看到苗得雨写的一首《肥皂》诗，通篇讲不要把肥皂头扔掉，捏在一起还是可以用用的，要注意节约。我和林沁园看得肺差点气炸。还有老前辈艾青写的一首歌颂“四化建设”的诗，也让我们愤怒得连粥也咽不下。

　　两则诗坛信息

　　那年在整理手稿时，还意外地发现了当时夭折的第二期的两则“诗坛信息”，现抄录于下：

　　诗坛信息1：《红云》诗社大家不陌生吧？《红云》诗社是中国继《今天文学研究会》解散以后，诗人食指、多多、芒克、北岛、江河各奔前程以后，成立的一个探索性、实验性诗社，《红云》诗社近年来为全国，尤其是上海诗坛的芸芸众生作出了贡献，其主编白竹现耕耘在诗坛，深得才疏学浅之辈的敬爱。

　　诗坛信息2：贾伟军是个相当有才气的诗人，他的【童年幻想】可谓中国城市诗的先驱之作。诗人默默为其扼腕嚎惜。

　　这两则与沁园一起杜撰的信息，既自吹自擂，又自我嘲讽，记得写完后，沁园笑的前仰后翻，我指着他说他笑得像香港电影《蟋蟀皇帝》里的皇帝。片中，那个迷恋蟋蟀的皇帝逃进园中假山的洞里，脚露在洞外，被一孩童用活鱼的鱼尾巴刮脚心，痒得笑不能罢。那天，我们也笑不能罢。
　　当时，真他妈的开兴！

　　第二期目录

　　90年在长桥一村整理手稿时，还意外地发现了当时夭折的第二期的目录，现抄录于下：

　　饮血圣诞　　　　　　　　　【蒋得胖】
　　万宝路　　　　　　　　　　【张得天】
　　一个谜　　　　　　　　　　【贾伟军】
　　循环　　　　　　　　　　　【许得民】
　　给死去的情人一封信 　　　【默得默】
　　怀念　　　　　　　　　　　【寒得飘】
　　悲剧弥漫　　　　　　　　　【渴得飘】
　　电车里　　　　　　　　　　【火得火】
　　弹头　　　　　　　　　　　【石得磊】
　　一个男人的爱情　　　　　　【沙得特】
　　蓝色岁月　　　　　　　　　【雪得沙】

　　因为许多蹩脚诗人的名字中间都有一个“得”字，如苗得雨，许德民等，故，我们也在每个作者名字中间加了一个“得”，如我默默的名字加成了“默得默”，张广天的名字加成了“张得天”。却不料这一戏称却成了上海诗坛诗人们之间的呢称，孟浪叫“孟得浪”，郁郁叫“郁得郁”，冰释之叫“冰得冰”，一直延续至今，形成了我们自我解嘲的称谓文化。


第十章《劳动界》诗报



　　一直的抱负

　　24岁那年，也就是1988年，我跟郭吟见面就探讨无产阶级诗歌问题，苏联早期，很多诗人一起搞过“拉普文学”。列宁、高尔基、卢那察尔斯基、卢卡契，关于无产阶级文学有过很多论述。托洛斯基曾经刻薄地挖苦阿赫玛托娃的诗歌，全是从子宫里呻吟出来的痛苦的声音。对资产阶级诗歌批评的著述很多，但是真正的无产阶级诗歌一直很少，在中国诗坛更少。我一直有这方面的抱负
　　85年，完成了《在中国长大》第三章“迷乱”以后，我创作了一些自认为的无产阶级诗歌，自己觉得满意的《牙膏厂女工》、《女浴室爆炸》、《工资》、《奖金》、《被钢水吞没的父亲》。

　　创办劳动界

　　海奴（俞健慧）从上师大培训结业后，分配到上海第二钢铁厂的《二钢报》工作，与郭吟一个办公室，面对面坐着，一起编副刊。《二钢报》副刊是当时全国企业报副刊里编得最好的一个版面。
　　我和胖山经常去他们办公室，胖山也写过许多底层人题材的诗歌。就这样，我们决定编一份《劳动界》诗报。海奴建议挂在《二钢报》后面，作为《二钢报》的特刊，大家同意。
　　出刊后的《劳动界》诗报8开2页，共印了1000份。
　　印刷：郭吟，俞健慧
　　日期：1988年12月

　　内容介绍

　　创刊号刊登了海奴的三首诗，《哎呀呀，老耿死了》，《夜话》，《颂歌（第五十八章）给一位在工伤事故中死亡的年轻工人》；胖山的二首诗，《兵工厂工人阿福简历》，《大头梦》；我的二首诗，《牙膏厂女工》，《污水河》。
　　我们还选了美国诗人卡尔•桑德堡的长诗第107章的《人民，是的》，和一个俄罗斯无名氏诗人的《别把我算进去》。卡尔•桑德堡的诗歌我一直爱读，他诗歌关注的视野对我影响很大。
　　我在题记里写道：人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一声声向诗坛贱价拍卖自己的嗥叫和献媚声；人消失了，人民被那些诗商和诗政客忘得一干二净。
　　为劳动界刊名题字的是时任《二钢报》主编的王加宁先生。我为胡赤峰涂鸦的一幅插图题了一句话：无产阶级没有梦。

　　通宵写《编后语》

　　记得，郭吟在海奴家化了一个通宵改定了《编后语》。郭吟凡是都认真，行文更认真。那天是寒冬，我与海奴、胖山喝着酒聊天，聊到天亮。郭吟趴在猛抽着烟，孜孜不倦地改着。现把《编后语》抄录于下：

很惭愧，我们几个奉献给劳动界的诗歌，竟是眼前这摸样。我们自己读了也都觉得很糟，很不如意。 但为什么我们还要把它们编排出来呢，首先当然是我们写不出更好的，甚至连不怎么太糟糕的也写不出，所以抛砖引玉，成了我们主要的愿望，
　　另外，我们也确有其固执已见的一面：认为目前还很难写出真正能奉献给劳动界的名符其实的那种诗歌，原因是，虽然我们的劳动界命运和以前并没发生多大的变化，而且如今越来越显得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它的认识意义已经发生了很多很多的变化，而它的现实意义也变得越益复杂。这使得我们对劳动界多年来不断呈现的某些基本事实----受压迫和受奴役的事实，往往难以确认。

　　当时用也庙笔名，郭吟特别喜欢这个笔名，经常用。那天清晨从俞健慧家里出来，我们各自回家，在车站等车时，我们都冻得浑身哆嗦，一夜未睡，瞳孔放大，看谁都变形，我们一个劲地嘿嘿傻笑。

　　俞健慧

　　88年是俞健慧最忧伤的一年，那年他正与一个著名影星的妹妹热恋，好象有点波折，他很内向，不愿说。用现在时尚的话来形容俞健慧的长相就只有一个字了：酷。他的微笑里有一丝艾草的苦味，说话声音轻声轻气，唤人名字时总是很深情，维国，与我说什么前，他常常先唤我一声。
　　他天生一副诗人的忧郁气质，才华横溢，驾御起一般诗人认为很难的工人题材得心应手，平凡的工厂日常生活，经他的诗笔一点化，顿时就升华了。他的控制里特别强，决不会在工厂题材的诗歌里作浪漫主义的幻想，每一首诗都镌刻着现实主义的冷峻。
　　89年初他去澳大利亚留学了，从此再也没有看到过他的诗作，非常可惜。我常常想，经过澳大利亚的资本主义洗礼，俞健慧再提起笔，会写什么。
　　前两年回国后在黄埔公园里开了个餐厅，最近听郭吟说，他又开了一个大酒吧。但愿他生意兴隆的时候，别忘了劳动界。

　　《被钢水吞没的父亲》

　　87年夏天，郭吟约我为《二钢报》副刊写一首诗，我在钢铁厂工作过一段日子，熟悉钢铁工人的生活。不久我完成了《被钢水吞没的父亲》，题材取自于一个钢铁工人在行车下指挥吊运，突然倾泻下来的钢水一瞬间把他吞没了，尸体也熔化在刚块里了。诗中的结尾我写道：

　　　　你消失了
　　　　一个人消失了
　　　　一百五十公斤钢诞生了
　　　　一个人消失了
　　　　一个月产量指标超额完成
　　　　超额一百五十斤
　　　　一个人消失了

　　这首诗一直深深打动张广天，2001年编导歌剧《红心美女》，广天节选了这首诗的段落，谱成了曲。办“黑板报网站”时，广天还把这首诗贴到网站上。


第十一章 《上海诗歌报》



　　创刊号也是终刊号

　　冰释之从上海大学毕业后，分配在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学校在仙霞路上，离我工作的单位10分钟自行车车程。
　　那时，我在工会图书馆工作，非常清闲，就常常去冰释之那里喝茶谈诗，渐渐地就有了创办《上海诗歌报》的念头。
　　冰释之与校长办公室的秘书关系甚好，那秘书姓施，《上海诗歌报》的打印工作就是施小姐帮忙的。
　　我拿出全部的积蓄买了纸，印出了创刊号。冰释之当时正准备去美国留学，积蓄不敢动用。因此，创刊号的《上海诗歌报》也是终刊号。
　　一共印了200张。

　　第一次学拼版

　　报头题字是书法家承文浩的墨迹，当时他与我同在工会负责文选。排版费了我不少时间，好在工会图书馆每天只忙下午1点钟到2点钟一个小时。先把每个人的诗作打印出来，再裁减拼版，拼在一张A3纸的开面里。反复拼了几次，均不满意，只好找些画来填版。
　　第一版上白夜的诗旁边，拼了一张少女流泪的画。把那画一剪三，就有了点毕加索《格尔尼克》的味道；第二版上我的诗下面，嵌了一张微张的红唇，也是剪下一幅画的局部；第三版上冰释之的诗下面，嵌了一张鸥鸟争飞在海滩上的照片。
　　一共选了5位诗人当时的近作。毅伟（白夜）选了《三点钟的下午》，《冬天的感觉》，《夜话》，《关于秋天》；刘漫流选了《死亡也不过如此》，《缓慢的音乐》，《蓝本》，《一个夜晚》；我选了《涅磐前后》，《忏悔》，《秘密啊》，《明了》；郁郁选了《残疾者如是说》，《消灭公害》，《死亡是一个真理》，《孤独》；冰释之选了《门没关严》，《摹仿愤怒》，《水象》，《岁月安详》。
　　第四版上还发了我的一篇诗论，抄录如下：

　　悼念沈从文/萧军

　　拼版时，恰逢老作家沈从文和萧军与世长辞，两位作家是我和冰释之当时敬仰的作家，于是我们就在报头上嵌了一个悼词：上海诗歌报沉痛哀悼著名作家沈从文/萧军，表达我们的哀思。
　　多年后揭密的档案抖落出，反右时，沈从文曾写信揭发聂弩绀是军统特务。在我们心目中一向清白高大的沈从文顿时渺小污秽了。应验了那句老话，文人无行啊！
　　曾为了鲁迅欲与狄克决斗的萧军，向来是我们心目中侠义的偶像。91年听芒克偶然说起一件事。《今天》被迫解散前，芒克与北岛曾去求助许多文坛老前辈，严文井老毅然相助，萧军吓得萎缩了。还是应验那句老话，文人无行。

　　一喝就醉

　　报纸印出来的那天，在我东安新村的小屋里，我与冰释之饮酒庆祝，5点钟开始喝的，7点钟，冰释之不胜酒力，就喝倒睡去。我一边自斟自饮，一边捧着《上海诗歌报》，翻来覆去地看不厌。付出了心血，自然爱不释手。
　　凌晨2点左右，冰释之醒了过来，连声说不好意思。那年他27岁，他说，默默呀，27岁，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呀。
　　那年我25岁。冰释之说，再过两年，你也会有这种感觉。两年后，也就是1990年，我果然也有点。


第十二章 《诗经》诗刊


　　《诗经》诗刊的缘起

　　一直怀疑《诗经》不是孔子根据民间歌谣汇编的，而是他自己偷偷写的。这个怀疑萦绕在我内心很久，怎么也无法排遣。萦绕的时间越长，对孔子的崇敬就日盛。整日带着72个聪慧的弟子，奔波在战火纷飞的春秋大地上，怎么会不油然憧憬风雅颂的田园景象？心中的憧憬怎么会不在劳累的途中轻轻吟唱在竹简上？
　　假借民谣也不是没可能。鲁迅就曾经用过76个笔名，我也用过12个笔名：野云、锈容等等。
　　一个口述《论语》的哲人孔子，与一个吟唱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诗人孔子，终于在87年秋天的一个深夜叠加在一起。那一夜，孔子在我心中无比亲切。
　　就这样，我纠集漫流，胖山，里纪，陈刚办了一份叫《诗经》的诗刊。
　　《诗经》共出三卷，第一卷主编我和里纪，我化名孔丘，里纪化名李耳；第二卷主编我和刘漫流，我仍旧化名孔丘，漫流化名荷马；第三卷主编我还是化名孔丘，漫流还是化名荷马。

　　第一卷《诗经》

　　第一卷《诗经》，我摘录了里纪笔记薄上的一些断想，编辑在一起，作为创刊号的序，抄录序的最后一节于下：

　　——只有反抗的人才知道命运。艺术没有命运，因此也就没有反抗。
　　——没有混乱的感觉，只有混乱的思想。
　　——老子谁也不怕，谁也不怕老子。老子说：人人可畏者，我不可不畏。
　　——我们的口号：操你的娘。

　　我化名屈原发了诗作《在某地理发》，化名李白发了《深入小夜曲》，用默默名发了《我和我》和《从来不》；漫流化名李贺发了《一个句子》，化名杜甫发了《归来》，用刘漫流名发了《鸟是用一种死去的眼神看我》和《我的工作地点》；胖山用胡同的化名发了《好日子》；蓝蓝用李清照化名发了《无可奉告》。
　　出版日期：1987年12月；
　　印数：50册；
　　第一卷打字印刷：朱建英女士；
　　资金：默默。

　　第二卷《诗经》

　　第二卷《诗经》，里纪根据上海七人的当时精神状态和代表话语，概括整理了一篇《七人语录选》，作为序。这七人是孟浪，默默，陈刚，里纪，刘漫流，胖山，郭吟。抄录七人话语的标题于下：

　　凶年之兆——孟浪
　　沉默或者逃跑：要将一个堕落的世界坚决恨到底——默默
　　我渴望获取治疗，渴望得到心灵的拯救——陈刚
　　与世隔绝——王一梁
　　一群受伤的野兽，如果还有做人的资格，就会哀兵必胜——刘漫流
　　变，变，变，就是好——胖山
　　过几年，必有翻天覆地，这便是唯一的希望了——郭吟

　　刘漫流化名稽康发了《以后》，用刘漫流名发了《深入种种》；胖山化名谢灵运发了《摸索》；蔡杰化名陈之昂发了《宿名》；蓝蓝用原名发了《没有题目》；海奴用原名发了《一个工人的观点》和《告戒兄弟》；我化名陶渊明发了《反抗到底》，用默默名发了《回家》。
　　出版日期：1988年1月；
　　印数：50册；
　　第一卷打字印刷：朱建英女士；
　　资金：默默。

　　第三卷《诗经》

　　我请陈刚作了第三卷的序，里纪李耳的头衔自动禅让给了陈刚。陈刚的序道出了我们当时对所谓作家诗人的看法。我一直鄙夷自己被称为诗人，泰戈尔说过：诗歌是卑微者的财富。孔子是圣人，我们一直渴望成为一个圣心备焉的圣人。抄录《序》的开篇如下：

　　不做战士的人，往往要去做高僧，连高僧也做不了的人，只好做作家了，他或许因为懦弱，或许因为抵挡不住种种诱惑，总之，他既没有战士的勇敢，又缺少高僧的坚毅，他不得不做作家。

　　第三卷上，蓝蓝化名李清照发了《也没有题目》；白夜用真名张毅伟发了《走过沼泽地》；郑耀华化名冯翠花发了《痛啊》；蔡杰发了《下午四点三刻》；伤风发了《最后一个儿子》；我化名柳宗元发了《经历》，化名隋炀帝发了《出卖不完》。出版日期：1988年1月；
　　印数：50册；
　　第一卷打字印刷：朱建英女士；
　　资金：默默。

　　郑耀华

　　与耀华的交往，可谓君子之交其淡如水。83年秋天一个夜晚，胖山带着耀华，蔡杰第一次来拜访我，那天耀华始终一语不发。耀华的脸庞酷似当时红遍大江南北的侯德健，可能祖籍都是广东人的缘故吧。眼镜片后面目光总是隐约着一丝清淡的笑意。
　　第二次碰到耀华是84年秋天在上海师范大学的大礼堂外面，那次收到胖山和耀华的请柬，去观看他和胖山导演的《雨果先生》。那年是雨果逝世100周年纪念年，他们选择了美国著名的左派剧作家马尔哈兹的剧作《雨果先生》，可见耀华当时的精神倾向。
　　在礼堂门口兴奋地和我说了几句话，耀华就匆匆地回后台去准备开演工作。那场演出，耀华既是导演，又是灯光。演出结束后，耀华扭动着双肩，说累死了。那天他趴在后台的地上，聚精会神地打了足足两个小时的灯光。
　　再后来就是86年春天，与耀华一起参加张广天和戴立新组建的太阳同伴乐队的首场演出，地点在上海房地产管理学校的礼堂。那天胖山和耀华友情出演唱了两首歌，我朗诵了《在中国长大》的一个章节《今夜多么想你》。尽管是为广天和戴立新捧场，但耀华唱得很投入。
　　86年作协诗歌组为我和耀华，胖山举办一个诗歌演唱会。印象中耀华一直在忙忙碌碌地搬弄乐器和音响设备，除了上台演唱，就是默默无语。
　　87年筹办《诗经》诗刊，与胖山一起去耀华当时在合肥路上的一个暂住地。那天我们席地而坐，他的妻子徐涛，当时还是女友，不停地为我们起查沏茶。那一阵子，耀华正埋头研究评弹艺术，他说评弹里有很多诗歌的养料。
　　不久，他为《诗经》寄来了《痛啊》的手稿。88年1月，因毛蛤引起的肝炎肆虐上海，耀华也不幸感染。让我感动的是信寄出后，耀华还特意吩咐徐涛给我打个电话，提醒我看完信后最好洗洗手。对朋友，耀华总是细致入微。
　　88年底，在交通大学礼堂，耀华和胖山组建的四个耳朵乐队和太阳同伴乐队同台演出。那天耀华唱了一首特别先锋的歌，唱到一半时，被礼堂的学生干部强行拉幕。那首歌唱的是两个恋人在公交汽车车站等车，男恋人突然想抠抠女恋人的屁眼，于是在吉他的伴奏下，耀华反复唱着：我要抠抠你的屁眼，我要抠抠你的屁眼，我要抠抠你的屁眼。
　　幕拉上了，中国摇滚歌坛的第一次前卫演唱遭到无情的镇压。
　　用才华横溢概括耀华一点也不为过。耀华的书法独树一帜，他学黄山谷的字，但比黄山谷更有禅意；他的金石艺术，刀工飘逸；他的诗才，堪称一绝。
　　多年以后，我与张广天经常为耀华缀笔息作而扼腕可惜。有一次，耀华悄悄对我说，你知道吗，欧美很多诗人写诗前都要测血压，量体温，算心跳，如果反常，那天他们就不写诗的。
　　那些年，徐涛找不到好工作，耀华为生计所迫，终日辛劳，血压，心跳，体温，如何能正常。咳，诗人也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朱建英

　　朱建英的形象和气质很想雷诺阿肖像画中的法国贵妇人，不同的是法国贵妇人总是做在午后的花丛中，而朱建英只是坐在英雄牌打字机前。
　　朱建英是我当时所在单位的厂办打字员，《诗经》都是朱建英利用下班后时间为我偷偷打印的。那时，如被厂办主任发现，是要重罚的。我怕连累她，有一次我傻傻地问她为我打印《诗经》怕不怕，朱建英轻轻说，怕什么？有什么好怕？
　　打印第三卷《诗经》时，她也利用过上班时的空闲时。有一天我正好坐在一旁，另一个厂办人员正好走进打印室，她若无其事地用《解放日报》盖住诗稿，从容的神情就像一个贵夫人在宫廷里游刃有余。
　　朱建英是家里的幺妹，父母早夭，由姐姐们领大。她总是叹息自己长得胖，我总是说你怎么算胖，你这是古希腊的丰腴美。她说我是恭维她。天地良心，她的体态真的丰腴之极。
　　看朱建英打字的姿态正是享受，手指仿佛长眼似地能把一个个躲在字盘里的汉字飞快地揪出示众。如今，我已能在电脑键盘上娴熟地写作，朋友们夸我的打字速度时，我眼前就会晃现一双有十个小小肉窝的白皙手背。当时，我觉得为诗歌打字的手，是世界上最美丽的手。
　　现在，我也这样觉得。

　　蔡杰
　
　　蔡杰留给世界的笑容很多，留给世界诗作很少，据我所知，我手头上只有《宿命》和《下午四点三刻》。我们都叫他阿蔡。
　　阿蔡的笑容可以做一个谜面，打一句成语，谜底是温良恭俭让。阿蔡处处与人为善，人缘极好。在上海师范大学，胖山、王寅、陈东东，对京不特都不待见，惟有阿蔡对京不特总是循循善诱。为此，当时对谁都怒火冲天的京不特只对阿蔡赞不绝口。
　　在《雨果先生》话剧里扮演雨果期间，阿蔡与扮演雨果女儿的陈黛渐生恋情。毕业后阿蔡分配在郊县的青浦中学，青浦中学的教学质量虽好，但离市区很远。我和胖山周末几次去青浦中学探望阿蔡，陈黛都在。胖山很感动，曾对我说，阿蔡很福气，他们班上分到郊区中学的男同学，女朋友都与之吹了，唯有陈黛依旧对阿蔡一往情深。
　　87年我与胖山在上海电影制片厂文学部修改剧本《阿妮的故事》，时任文学部主任的杨时文，其儿子杨威因老实敦厚，常被同学欺侮，杨时文与其妻石晓桦导演焦虑万分。求到胖山和我，我们和阿蔡打了个电话，阿蔡一口答应。不久杨威就转到青浦中学，每日吃住与阿蔡一起，阿蔡对杨威悉心看顾，不负胖山所托。有一次我们不约而去，推开宿舍的门，正好看见陈黛在帮杨威盛汤，阿蔡在帮杨威夹菜。这情景让我感动了很久。
　　那天好象是元旦，那天陈黛为我画了一张甜美的贺卡，阿蔡题了一句话赠我：蛇需三跃才成龙。这以后生活的狂风恶浪，折腾得我岂止是三跃。成不成龙无所谓，关键是我和阿蔡都成为了朋友。
　　后来陈黛去了美国爱荷华大学，不久，阿蔡也去了。行前，我与阿蔡有一夜通宵长谈，那夜我们谈了一夜中国哲学。到了美国，阿蔡的研究课题是把《毛泽东选集》全文输入电脑，结果发现毛选中的137个字已经是我们中国人的常用语，渗透到我们的骨髓里。如搞男女关系的搞，这个问题抓一抓的抓，严打的打等等。 96年，他们夫妇俩回上海，胖山与我在愚园路上的一家餐馆为他们接风，阿蔡意味深长地说起他的这个研究成果。
　　他们在美国的生活非常艰辛，我与胖山听了很难过，劝他们不行的话回国算了。又8年过去了，但愿他们在美国生活的幸福，但愿陈黛依然娴雅从容，但愿阿蔡依旧笑如春风。

　　注：由于篇幅所限，80年代几乎天天朝夕相处的老友刘漫流、郁郁、孟浪、京不特、王一梁，曹秉、陈刚，以及天游、杭玮、海客、陈鸣华、董守春、吴政卫等密友的诸事，不及一一叙述，留待下篇再叙。他们为80年代上海诗歌的繁荣，作出了巨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