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松壑
加入时间: 2007/08/20 文章: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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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009-9-29 周二, 上午2:42 标题: 一册《星星》照亮的诗情岁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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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星星》2007年第1期的老照片前附着一段编者的话:“50年过去了,围绕着《星星》,多少人和事,仿佛仍在眼前。世上的事物,因世间而染上沧桑。我们谨以这组老照片作一次回望,这是《星星》自己的一首没有言辞的诗。”如今,听,《星星》不用言辞的诗歌,还在轻轻吟唱……
成都,一座有着深厚诗歌情缘的城市,在这座城市里,掀起了一场又一场诗歌热潮,成都也因此坐上了中国诗歌第一城的宝座。创刊于1957年的《星星》诗刊,是这座诗城里最闪亮的一颗星。《星星》诗刊用它半个多世纪的历史,缔造了一出诗歌传奇,也见证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诗歌走过的道路。
《星星》的起源
《星星》诗刊的创立曾经缔造了一个辉煌。它于1957年1月1日诞生于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天府之国成都,是新中国创刊最早的诗刊,自创刊以来,《星星》首发过毛泽东、朱德、陈毅、郭沫若、艾青、臧克家等政治、文化要人的作品,先后推出过舒婷、北岛、顾城、杨炼、贾平凹、海子、西川等著名诗人、作家的代表作。
但是,《星星》创刊不久其最初的编辑人员与大多数第一批作者在其后的“反右”运动中一一被“打倒”,最后迫使《星星》于1960年停刊。1978年,《星星》复出。一批年轻的诗人,经过漫长的冬天后,终于在这个诗歌的春天里找到了自己的创作激情和港湾。
“《星星》还是那颗星星。”回顾《星星》诗刊发展的历史,著名作家曹纪祖诗意地吐出
了这句话,曹纪祖的第一组诗是在《星星》诗刊发表的,他和《星星》一起,进入了一个属于诗歌的时代。回忆和《星星》的故事,曹纪祖说:“有一次,叶延滨先生写信给我,说是我发表在《星星》上的《试论现代诗对中国诗歌传统的变异》一文,有人有不同看法,写了批评文章,他们准备发表,问我有没有意见。我想争鸣是好事,便回答说没有意见。当然他只是‘安民告示’,但却表现出对作者的尊重。那时诗坛思想活跃,学术批评的空气浓,于此也可见一斑。时新代故,不知当今文艺界,为什么有那么多庸俗的人情评论?”
曹纪祖讲述了他难忘的一件事:“《星星》大胆借重基层作者,我当时在雅安市文化局工作,不迷信权威,着力扶持新人,令我十分感佩。”
世纪大争论
2009年国庆前初秋的一个黄昏,《星星》诗刊主编、著名诗人梁平在他落满夕阳的办公室里,用诗意的语言总结了《星星》改革开
放30年的风雨历程——“鸟过留痕,时过留诗,有诗在,时间亦是可以翻阅的”。
梁平回忆起《星星》一复出就在中国诗坛投下的一枚重磅炸弹——一场关于朦胧诗的世纪大争论。当时,“朦胧诗”方兴未艾,顾城、舒婷等朦胧诗人的诗作先后在《星星》上发表,这些有着强烈自我意识的诗歌作品,与传统的诗歌大相径庭,在获得关注的同时引起了诗歌界的种种非议。1979年,诗人公刘在《星星》上发表文章《新的课题——从顾城的几首诗谈起》,他痛心地忧虑着朦胧诗在历史观上的片面和情绪上的绝望悲观,希望大家帮助这些“迷途者”,以“避免走上危险的道路”,一场关于“朦胧诗”的大讨论由此展开。
公刘的观点得到了一批老诗人的支持,艾青指出朦胧诗的创作“排除了自我以外的东西,把我扩大到了遮盖世界”的地步了。诗人丁力、鲁扬、李丛中也坚定地否定这股诗风,称之为“古怪诗”、“看不懂”甚至“不是诗”……最具分量的当属老诗人臧克家,臧老以他惯有的硬朗作风“来了就坐,坐下就讲,讲完就走”,义正词严地痛斥朦胧诗是“诗歌创作的一股不正之风,也是我们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文艺发展中的一股逆流”。
面对老一辈诗人的非议,北岛、舒婷、顾城、杨炼等朦胧诗人也毫不示弱、据理力争,不断在《星星》上发表自己新的“朦胧诗”,赢得更多拥护者。
复刊后的《星星》,见证了中国诗歌在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次观念大碰撞,迅速成为中国诗歌思想交锋的前沿阵地。时至今日,关于“朦胧诗”的讨论早已经尘埃落定,但是这场世纪大争论,却折射出当年人们对诗歌的热爱和执著。
狂热“星星”迷的见证者
1986年12月,为庆祝《星星》创刊30周年,《星星》在成都举办了为期一周的“中国·
星星诗歌节”。10位当选的“我最喜爱的当代中青年诗人”应邀参加庆祝活动,在成都掀起一股前所未有的诗歌热潮。
“那真是一个诗歌的时代。”亲历这次诗坛盛事的著名摄影家肖全至今对当年的“万人追诗人”的盛况无法释怀。1986年,他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业余摄影爱好者。北岛、顾城、舒婷等诗人入住成都花园宾馆,白天,诗人们在四川省作协的大楼里开会,门外挤满了狂热的诗歌爱好者,几个窗户被人群堵得满满的。
晚上,“我最喜爱的当代中青年诗人”颁奖典礼在成都文化宫举行。梁平深情地回忆着:“那一晚,观众把现场挤得水泄不通,人群中甚至有人不断高呼‘诗歌万岁'诗人万岁’!”
肖全的记忆中,那时当选的诗人顾城穿着一件毛衣,头上始终戴着一顶帽子,显得格外有朝气。肖全至今记得,那一晚顾城不停感叹,“写诗太难了,写到现在也没什么太像样的诗”。
晚上,诗人们去成都新声剧场参加活动,台下观众如潮。电台播音员在台上朗诵诗人叶文福的诗歌《将军,你不能这样做》。在观众的欢呼声中,叶文福走上台来,他用手臂向黑压压的观众挥动,高喊一声“我的人民呀”便晕倒在地……活动结束后,诗人们被保安疏散在后台的一间化妆
室里,门被反锁,走廊外人声鼎沸。保安抱着一堆各式笔记本走进来,请诗人们签名。两小时过去了,坐在化妆桌上的顾城面色铁青:我不管,我要出门,我要回去!他一把拉开了门,气势汹汹地往外闯,诗迷们见顾城出现了,欣喜若狂蜂拥而上,他却用胳膊肘左右开道,杀出了一条“血路”。离开成都时,顾城依依不舍,他说:“成都人太好了,干脆我在成都办讲座,卖门票,直到剩下一位听众。”
天上那颗诗歌的星永远都在
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的辉煌,《星星》在90年代遭遇了意想不到的低谷。面对娱乐圈的歌星影星、财富圈的大腕大鳄,诗人们不复往昔的风采。而在流行歌曲、流行文化的强烈冲击下,纯文学的《星星》面临苦苦支撑的艰难境地。对于诗歌的低谷,著名诗人、《星星》诗刊主编梁平并不回避:“80年代诗歌是人们生活的唯一,人们的精神生活刚刚复苏,诗歌是当时唯一能享受的精神食粮。而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价值取向逐渐多元化,诗歌不再成为人们生活的唯一。”
面对低谷,《星星》人开始有意识地走出办公室,向网络,向民间,到更广阔的天地中寻找诗歌的沃土。
梁平说,他很喜欢1979年《星星》复刊时扉页上的一句话:天上有三颗星星,一颗是青春,一颗是爱情,一颗就是诗歌。“我喜欢这样的表述,这句话是《星星》创始老人们心里珍藏的温暖,它还会传递给以后一代又一代的星星人。”
记者 胡晓 实习生 郝栩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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