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过旷野穿透肌肤的诗歌——评郭建强诗集《穿过》

[新岳]

　　诗集《穿过》的出版给了我们集中阅读郭建强的机会，这部诗集以《孤树》《黑天鹅》《安魂》三辑渐次展示了从少年时代便钟情于缪斯，到满脸络腮胡须的中年依然痴迷诗歌的郭建强的写作历程。我阅读的直观感受是，从创作伊始，郭建强便选择了一种以艰难的跋涉和心智的苦役膜拜诗神的庄重、肃穆态度，他似乎把未经淬炼和打磨的感觉、情绪、灵感，逞才使性地涂抹为诗句的写作行为视为对诗歌的亵渎，他具有“苦吟派”诗人的风范，决定了他的诗歌内涵的艰深和形式的诡异。

　　郭建强在步入诗人行列之初，便把对诗歌的热爱化作诗人的自觉担当，他是怀掖着一种使命感来写作的。早期的《致新一代诗人》中有这样的诗句：“而你们必须更有力地把握刀与心跳/必须更执拗地保持守望之姿”，“高贵的先人们呐喊过/轮到你们挺身而出保卫微弱的/——诗歌之火”，诗句中的“你们”实际上可以置换为“我们”或者“我”，在一定意义上，这是郭建强的诗歌宣言。联想到上个世纪90年代，曾经盛极一时的诗坛花果飘零，许多诗人转战商海寻求物质利益的满足而弃诗歌如敝屣，依然写作的诗人陷入自恋的泥淖浅吟低唱专事技巧的操作，诗歌读者大面积萎缩的背景，郭建强，这个初出茅庐居于边地的诗人，执著于接续表达人类精神高贵的诗歌传统，强调诗人的责任，“守望”“保卫”诗歌的纯净之地的姿态便不能不让人感动，面对甚嚣尘上的消解深度、平面化的文化语境对诗歌精神的侵蚀，郭建强的抗争呈现了堂·吉诃德大战风车的无畏和注定领受痛苦的悲壮。一个在信仰被悬置的年代恪守信仰的人是孤独的，但也是坚强的。我愿意把短诗《孤树》看作郭建强踏上充满艰辛的诗歌写作的不归之路的心迹表白：“扮演一个与众不同的角色多么幸福，同时/何其不幸——只能与上帝的意愿背道而驰”，俗世的生活法则经常像威力无边的上帝一样左右着人们，抗拒俗世的确有将自己置于孤境的危险，然而，诗人又说：“悲剧的舞台总有演员骄傲地拾级而上”，诗人就是一个怀着虔敬之心走进被人太多背弃的诗界的人，他如此孤独却骄傲无比并且充满力量：“空旷中的孤树，绚丽、锐利/犹如逼迫沉闷视觉的——刺！”这株孤树让我想到了鲁迅笔下的枣树，历经沧桑、伤痕累累，却直刺奇怪而高的天空，显示着倔强、韧性、不懈坚持的性格。我想这也就是郭建强在20年间执守于诗歌标志人类精神高度的意义的力量所在。

　　将诗集命名为《穿过》，代表了诗人的一种态度，即穿过表象直抵真实的坚韧与决绝，是穿越俗世的羁绊迈向澄明诗境的渴望。《在铝锭成品库》不是郭建强最重要的诗作，却是与他的现实处境联系紧密的诗作，这首诗显然与他十年炼铝工人的经历相关，现代科技的产品呈现着金属的锃亮光泽，面对用“我们变的” 劳动成果，诗人丝毫没有产生像未来主义诗人以及所有的迷恋机器、技术、速度的现代诗人那样表现出对工业文明的由衷赞美，而是将自己的劳动产品比作了一堆无灵魂的腐肉，“我们”的生命为此枯萎，当然可以把这首诗的题旨归结为异化劳动对人的戕害，但我更想把此诗看作是机械刻板的劳动生活与幽深温润的诗歌世界的冲突在他的内心引发的灼痛感的呈示。在写作于1994年至1998年间的诗作中，到处弥漫着这种因生活的琐屑、庸常带给诗人的焦虑，“我被一个关于飞行的短暂梦境惊醒/一堆堆冒着热气的肉体继续沉睡”(《自由》)，“原以为什么都忘记了：/就是这样：在办公室喝茶、读报/委曲求全；回到家中擦窗、拖地/学烧麻婆豆腐讨老婆欢心。”(《唤醒》)，诗句中充斥着与典雅、优美、温柔、和谐的情绪相对立的诸如阴郁、昏暗、麻木、羞耻等词汇，日常生活场景在诗人眼中 “仿佛但丁的地狱片段”，强烈地与象征着自由的飞翔的鸽子，与活在传唱艺人口中的格萨尔的故事和特洛伊的传说忠勇血性相颉颃，现实的侵扰让诗人疲惫异常，现实生存的需要将折断精神升腾的翅膀似乎成为诗人的宿命，所以诗人警惕着麻木对诗歌精神的损害，“我更惧怕疼痛感消失/我更惧怕没有能力抓紧/疼痛的文字”(《漩涡》)。

　　现实不再能够给诗人提供可以信赖的价值、观念，一切原本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诗人因此变得异常清醒与冷峻，他穿过现实的表象，目睹了赤裸的残酷的真实。在《雨过天晴，经过特殊教育学校》一诗中，郭建强这样推断着那群残疾孩子未来的命运：离开这里，以后的道路，漫无方向/也不清楚下一句会说什么话/……消逝的和尚未抵达的，同样陌生/但总以为在某一天会找到那泓湖水。说出真相显得无比残忍，但却有着浅薄的温情主义和人道关怀永远无法触摸到的深刻。在《绒布老虎》中，从布匹和老虎两个维度透视了生活中丧失自我本质的荒谬，布匹“被固定在与己无关的形象内/做命运嘲弄的囚徒”，而布匹模拟的老虎 “永不可能震慑山林”。诗人用这种穿透力极强的眼光经常审视着我们浸淫其中的文化语境的悖谬，让某些神圣之物显现出它虚假、矫饰的实质。那些在炫目的神性光环下力图改变世界的巨人们描绘着“虚幻的圣景”(《演说》)，至圣先师被现实任意涂抹，几千年来支配了中国人的精神向度和行为方式的学说只能是虚妄的 (《孔子》)，在诗人眼中，中国传统语义中诗意饱满的月亮却是孱弱、亏欠、病态的生命状态的表征(《病月亮》)。冰冷的真相让人绝望，孤独挣扎的诗人在现实和传统中无以栖身，于是，诗人转向了内心去寻求自我救赎的可能。

　　《安魂》辑的诗歌是诗人反刍自我内心，注重个体精神体验的沉思之作。现实场景渐次消退，呈现精神本相和心灵真实的诗作成为写作的主要内容，跳跃的繁复的意象，冷峭的富有张力的语言，组构成一个因为在精神探索的过程中所有意义尚未确定的显得有些晦暗的紧张万分的诗歌世界。拿郭建强非常尊崇的诗人里尔克作参照，里尔克的《图像集》中体现的受罗丹雕刻艺术的影响，形成的用简洁准确的线条把握物象的造型能力，郭建强并不具备，他更接近写作《杜伊诺哀歌》时的里尔克，那种对穿透肌肤的身体痛感的生命体验的沉思，那种对爱与美、幸福与苦难、生与死的本质的苦苦追索。他由此将诗人的感性体验化作了哲思，恰如海德格尔所说：“诗的创作和思一样以同一方式面对同一问题”。对个体生存境遇和生命本相的体认是进入关于生命哲学界域的基础，一个过于完美的生命是无法触及生与死的哲学命题的。郭建强关于生与死的思考源于对个体伤残生命形态的确切感知，他曾沉痛地质问：“谁分配给我一个残破的命运？”(《唤醒》)，现代人的标志之一便是破除了文艺复兴时代人为“万物之灵长”的优越感和谎言，在自我审视中发现人的分裂、脆弱和欠缺，从而直面困境进行生存选择。郭建强的《秘色青瓷》一诗寓意丰富，那“美赋予泥土以灵息，火用热量一遍遍塑捏；/你脱颖而出，照亮无数白昼和黑夜”的青瓷，但最终无法逃离破碎的命运，这与人的命运何其相似，在中外神话传说中，人也是神用泥土捏成的，神的创造物最终也难免撕裂、枯萎、沉沦，这不就是作为生灵的人命定的际遇，在这里，可以依稀听到“九叶诗人”穆旦对“伤残的我”的喟叹，也能够听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拷问灵魂的鞭挞声响。

　　在穿过现实的旷野、穿透个体肌肤，领略到生命的痛感之后，诗人开始面对生与死的问题，这是一个比哈姆雷特的困惑更让人揪心的问题，哈姆雷特的生死考量还停留在责任义务与现实境遇冲突的层面，而郭建强则将自己推到了须面对生与死本质的极端境地中。长诗《石中火》是迄今为止他最为重要的诗作，集中表述了诗人对生死问题的思考。青海西部旷野，暴雪突降，一支商旅被困，面临生死考验。这种虚拟的生死境遇并不新鲜，重要的是对这一境遇象征的命题作出不同寻常的回答，因为“这困境是必然的/这大雪是注定的”。诗人认为，“生命源于时时相峙的荒漠/正如莫测的黑暗孕育光明”，死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生的反证，死让我们理解了爱，死让我们理解了保持尊严的意义。从生的维度而言，生并不意味着肉体存在的短暂与长久，而在于“逝者如斯”却“不舍昼夜”，在于像扑火的蛾子般勇敢而充满信念，在于那株老树最后的叶子的舞蹈，“一瞬击败了遍地寒霜”，显然，在“向死而生”的辩证关系中，诗人看重的是用苦难残缺印证存在的心理体验，诗人也是在这一体验过程中发现了真正的诗歌生成的缘由：“清醒的忍耐就是尊严/痛楚的抗拒造就诗歌”。

　　在另一首长诗《安魂曲》中，郭建强又一次面对生与死的命题。这首诗是写给世纪之交离世的诗人昌耀的，但绝非一首单纯的悼亡诗，而是昌耀这位受人敬重的诗人自己掌控生死的行为给另一位本土诗人心灵的震撼，于是，这首诗成为两个诗人之间关于生死问题的一次对话，一次精神的隐秘交流。死亡“我们呵斥它，挥赶它，最终仍拥吻它空空口舌！/但它若非生命另一种形态，如何稳居每个人心中，/成为前行者最大动力？”伴随这一深刻询问的还有另一种世俗的质问 “死就是死”，“谈什么意义？”肉身的消亡在世俗的眼中意味着生命的终结，自我了断更可视作一种绝望的遁逃，一种对责任的回避，而在诗人眼中，诗人之死是诗歌精神的延伸，是天鹅的绝唱，是进入永恒的必由之路。下面的诗句是郭建强借已故诗人口吻的咏唱，显现了两代诗人心灵的相通：“这一刻，我其实是安宁的。 /这就是说，我一生的痛苦和渐满的绝望/恰恰自己能够承担；……这就是说，我早已预习了骨中提炼水晶/灰烬中重绽丁香；……这就是说，生与死的界限于我此时无分彼此，/而我可坦然歌曰：我即风暴！”由生死的互证进入到生死境界的浑融，而生命的温度和质量也就此呈示。

　　我觉得，郭建强在其20年的创作履历中，坚持了最初的诗歌理想，那就是不断地穿过种种物质与精神的外壳去追寻生命的本质，在他冷峻的诗句背后包含着极为强烈的热情，包含着对完整、健康、自由生命状态的尊重与期待。我相信，未来的他还会恪守这一尺度，直到捕捉到“狂放醉意”的生命本相。(作者系青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刘晓林)

　　简历

　　郭建强，1971年出生于青海西宁。当过十年炼铝工人，做了十年报纸编辑，在上海复旦大学作家班读过近两年书。

　　写诗的时间，比上述经历的时间之和更长；迄今仍然是一个稍稍感觉到了诗歌之美，而愿长久追随诗神的虔敬信徒。

　　现供职于西海都市报社。

　　诗观

　　人与世界质感的摩擦诞生诗；

　　诗是人对自我的观照、辩驳和祝福；

　　诗是人类精神的语言结晶。

　　《穿过》后记

　　风华绝代的唐朝，走到诗人韦应物的眼前时，已经被风雕雨琢得斑斑驳驳，露出了深秋的气息。这是世间万事万物都要领受的结果。

　　出生于官宦世家的韦滁州随即写下这样的诗句——既像应时写景，又像在摹写终极；既像是自我警示，又像是一声喟叹：

　　落叶满空山，何处寻行迹。

　　诗人用词简约，以轻脆的树叶寓写生命负重的行迹，深极了，透极了，有一种寂寞的美。只是，终归消极了些。

　　诗人的言说当然应该是自由的。

　　可是，诗歌也应该具有一种“实在”的质地。在我看来，诗歌不但要本能地表达生命的迹遇和体悟；更重要的是，诗歌还要迸发光亮，照亮驻立枝头的青果和满山积雪般的落叶。

　　在编辑整理这本小书的过程中，我时有韦滁州般关于时光流逝、生命流逝，且无处无迹可寻的感怀；然而，出自自己笔下的这些诗歌习作，却不断地提醒我这样一个事实，即：流水成诗。是的，不管自己愚钝到何种程度，写下了怎样令自己耳赤的词句，终归以俯首诗神的方式，表达了对生命的敬意。如此，我也许可以这样解读韦滁州之诗：

　　何处寻行迹，空山满落叶。

　　满山落叶虽然予人卷册般的压力，但是毕竟提供了一种参照，一种关于生命的记录；其实，就是一种展示、交流和鼓励。

　　诗歌不正是一种展示、交流，和诚挚的鼓励？

　　感谢青海人民出版社给我这次结集出版的机会；感谢画家谢昀元，我的小书因他的插图而多了一种色彩。(作者：郭建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