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旦的人生陷阱

[陆维]

浙江海宁的陈伯良先生以80高龄，积数年精力，写出《穆旦传》[1]。按照人之常情，我等后生只有钦佩的份。待我读完之后，却又觉得遗憾甚多，比如从头开始，陈先生似乎一定要把穆旦塑造成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到了文章的结尾，陈先生又忍不住高呼：“安息吧！我们敬爱的爱国诗人”，这种带有道德标签的传记立场，在我看来，几乎要把穆旦的诗歌价值和人生教训彻底遮蔽了。好在我们读《穆旦传》，读的是穆旦的人生，穆旦的诗歌，而不是读陈伯良先生的传记方法。就着陈先生陈列的诸多穆旦资料，我相信所有喜爱穆旦的人会对穆旦有一次更加立体的了解。

掩卷思考，忽然觉得在诗歌价值和人生教训这两个向度上读穆旦，可能才会真正还原穆旦，让穆旦在历史的行列里找到合理的位置。众所周知，在诗歌界，穆旦的地位现在已经是确定无疑了的，众多专家给与了穆旦崇高但是准确的评价。我个人认为，现代汉诗到穆旦手上，已经成熟。从诗歌史看，五四一代诗人，与穆旦同时代的诗人，均没有达到穆旦的水平，这其中包括了大家熟悉的艾青、郭沫若，闻一多。1949年以后，诗歌沦为工具，沦为街头巷尾、田间地头的口号，一直到80年代朦胧诗歌兴起，现代诗歌的语言品质才得以恢复，但朦胧一代显然在视野和学养方面不及穆旦。直到90年代后期，以于坚代表的诗人们通过后现代技术的打磨，复苏人性主体，才让汉语诗歌多多少少具备了超越穆旦的迹象。

但是穆旦的人生教训呢？人们欣赏他的诗歌，似乎有意无意忽略了他的一世悲苦，半世屈辱。南开大学的来新夏教授说得好：“他生前的二十几年，几乎没有一天舒心日子，主观的向往和客观的反馈，反差太大，不论做什么样的诠释，穆旦终究是个悲剧人物。对于穆旦，用世间的通用词汇应该是含笑九泉了，但这句话是活着的人对亡者的祝福，实际上身后名不如生前一杯酒”[2]。如此总结，让人心里发苦，我想问，这是为什么？怪时代么？穆旦所处的时代的确荒诞、无耻，但他有过绕开这种无耻与荒诞的机会。经历过死亡与贫穷之后，穆旦自费去美国留学，找到了好妻子周与良，他的人生轨迹在这个时候绝对是一派明媚。他的好友杨振宁、李政道劝他不要回国，但他却执意回到了大陆，将自己弱小的身躯和心灵主动卷进到一场旷世的浩劫中[3]；怪命运么？我认为命运对穆旦非常有恩赐，他有着常人不备的聪明头脑，他还借着命运的眷顾，从原始森林中死里逃生，那么多人都在森林里成了白骨，只有穆旦活着走了出来，这只能解释为是命运的垂青；怪性格么？他温柔内敛、寡言少语、乐于助人，他就是一个典型的好人啦。

我忽然意识到陈伯良先生把穆旦定义为爱国主义诗人，为我打开了另一种思考路径。穆旦这一代人刚好处在“救亡压倒启蒙”[4]的转折阶段。从陈先生收录的资料来看，穆旦的救亡意识显然是非常浓烈的。“还有一次，社会上抵制日货，穆旦就不让母亲买海带、海蜇皮吃，因为当时这类海鲜大多是从日本进口的。要是买来，她不仅一口也不吃，到头来还把它倒掉。因此连大家庭中的伯父们也议论穆旦是赤色分子，让他三分”[5]。如果陈伯良记录的这个细节属实的话，便足以证明穆旦这一代人从小就完全被救亡式的国家主义情绪所统辖。穆旦在著名的一二九运动中曾经给他的中学同学写信，描述运动场面。“一二九那天，清华、燕京的师生，冒着严寒，高唱着聂耳的《毕业歌》，庄严的列着队，向西直门走去，竟被禁闭的城门阻在外面，当即遭到军警的驱赶和镇压”。可以想见，当年的穆旦一定是一个血脉贲张的爱国学生。[6]》

这样的情绪构成了穆旦的早年部分诗歌文本。

比如，被众人称道的《赞美》：



一样的是这悠久的年代的风，

一样的是从这倾圯的屋檐下散开的

无尽的呻吟和寒冷，

它歌唱在一片枯槁的树顶上，

它吹过了荒芜的沼泽，芦苇和虫鸣，

一样的是这飞过的乌鸦的声音。

当我走过，站在路上踟蹰，

我踟蹰着为了多年耻辱的历史

仍在这广大的山河中等待，

等待着，我们无言的痛苦是太多了，

然而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然而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7]



“一个民族已经起来”这样的句子反复用了多次。观察穆旦其他的诗歌文本，国家主义和救亡意识一直是他的主线，宏大叙事似乎多于命运的细节。

我们发现，这种宏大的集体性审美似乎一直是所有中国诗人无法规避的主题，似乎没有这样的写作，诗人的意义就不能彰显。不过我在他的《隐现》看到了清晰的人性意味和宗教关怀，某种意义上，这首诗歌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上具有相当醒目的另类审美价值。



现在，一天又一天，一夜又一夜，

我们来自一段完全失迷的路途上，

闪过一下星光或日光，就再也触摸不到了，

说不出名字，我们说我们是来自一段时间，

一串错综而零乱的，枯干的幻象，

使我们哭，使我们笑，使我们忧心

用同样错综而零乱的，血液里的纷争，

这一时的追求或那一时的满足，

但一切的诱惑不过是诱惑我们远离；

远远的，在那一切僵死的名称的下面，

在我们从不能安排的方向，你

给我们有一时候山峰，有一时候草原，

有一时候相聚，有一时候离散，

有一时候欺人，有一时候被欺，

有一时候密雨，有一时候燥风，

有一时候拥抱，有一时候厌倦，

有一时候开始，有一时候完成，

有一时候相信，有一时候绝望。[8]



可以肯定，如果穆旦的诗歌写作能够如此 持续展开，他的诗歌成就是不可限量的，可惜这一切只能是假设了。

当年穆旦有如此心态，应该是大势所趋，艾青曾经指责西南联大的教授和学生不关心现实，沈从文、张爱玲一个时期内被大众读者忽略，主要原因就是救亡意识不足。即使在西南联大，也有学生中途离学，奔赴延安，学校组织了欢送会，冯友兰、闻一多热烈支持，显然，穆旦受到影响应该在情理之中。日后，他以诗人和大学助教的身份参加远征军，除了一些生活上的原因，内心深处的救亡意识肯定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需要强调的是，在左翼青年大面积救亡思潮的缝隙中，另一种理性思想一直在传播。胡适在不同场合提醒学生，“万国之上，还有人类在”，针对国家主义者所鼓吹的“牺牲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的论调，胡适向青年呼吁：“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面对苏联的国家模式，胡适甚至撰文，称蔓延于苏联和东欧的共产主义思潮，仅仅是人类文明发展历史上的“一次小小的逆流”。博学者如钱穆先生也数次提醒青年人要学有所长，力劝“在校师生须安心读书”。现在看来，穆旦更多的是受到了左翼思想和救亡运动的影响，对于胡适、钱穆等人的提醒并没有深刻体会，或者说是他对意识形态的陷阱明显警惕不足。这种文明价值方面的错觉，直接导致穆旦日后放弃在美国的学术前途，万里迢迢回到大陆，立志参加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国家建设。

攀比总是让人心酸。当年穆旦和杨振宁、李政道、巫宁坤等人在美国成立“研究中国问题小组”，巫宁坤、穆旦主张回国，杨振宁、李政道反对[9]。若干年后，杨、李二人成为世界级泰斗，也成为共产党中国的座上宾，巫宁坤被整得九死一生，穷困潦倒，90年代后决意移居美国，历史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巫先生几乎用一辈子的时间，绕了一个没有意义的圆圈[10]。穆旦则成为历史反革命分子，从此放弃诗歌写作，靠翻译打发时光，59岁便以一介罪人的身份告别人世。现在，穆旦的四个孩子生活在北美，穆旦的夫人周与良在美国去世，他的亲人们的生活方向，算是对穆旦生涯的小小补充吧。


[1] 《穆旦传》，陈伯良 著，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10月出版；

[2] 1999年12月22日《中华读书报》来新夏教授文章《怀穆旦》；

[3] 1952年底，穆旦带妻子一起回到中国；

[4] 救亡压倒启蒙，李泽厚教授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中提出的重要学术理念，参见本书李泽厚章节；

[5] 陈伯良《穆旦传》14页；

[6] 陈伯良《穆旦传》24页；

[7] 《穆旦诗全集》李方编辑；

[8] 同上；

[9] 陈伯良《穆旦传》121页；

[10] 巫宁坤《一滴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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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维 - 纵然语言为人所共有，但多数人立身处世仿佛各有其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