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中国当代文学丢了什么？

[中山乔]

陈鹏 　

在经历建国初期的革命现实主义与改革开放后的伤痕、寻根、先锋、新写实等文学流派嬗变之后，中国当代文学自上世纪９０年代中后期突陷迷茫，２００６年，德国汉学家顾彬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棒喝言犹在耳，而国内出版人、作家也直面当代作家的懒惰与自卑，甚至危言“文学已死”……可以说，中国文学从未像今天这样深深困惑、疲态尽显……

备受打击的当代文学

３年前，德国汉学家顾彬的一席论断至今还让中国文坛脊背发冷。“中国现代文学是五粮液，当代文学是二锅头”、“中国作家胆子特别小，互相看不起”，“中国作家外语水平太差，更缺乏自己的声音”。

紧接着，诗人、出版人叶匡正抛出《中国当代文学的十四条死状》，称文学机构死了、作家死了、读者死了、文学刊物死了……“作家们把文学看作应市的蔬菜，都想赶个早市，都想取得文学小贩与买菜婆的欢心”、“文学这具尸体，现在已被运进了停尸房，我们目前还不能把它开膛破肚，查明死因。原因很简单，还缺少一个人出来签字。无论它是怎么死的……我们还是为它一起默哀吧……”

著名作家残雪也在她的博客里称，当代中国作家日益堕怠自卑。上世纪８０年代至９０年代中国文学眼界大开，向西方学到了很多好东西并运用到创作中来，中国文学获得空前发展。但很快，“我们就一步步退化，再也没有向前发展了……作家写过两三部东西之后就空掉了，江郎才尽，转行、用劣质品来蒙骗读者的比比皆是。”

在各种振聋发聩的诘问中，３年来的中国文学似乎“好转”，一个特殊现象是，鲁迅文学奖、矛盾文学奖持续在读者中间掀起热浪，获奖作品因此走红。但北大教授、文学评论家张颐武无奈地说，“正因为文学的日益边缘，才使大奖成为人们关注文学的理由。这正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可悲之处。”

文学评论家、云南师范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胡彦认为，顾彬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评价一针见血。“改革开放３０年，中国文学也到了总结这３０年功过的关口。”

中国当代文学丢了什么？

近３０年来的中国文学令人眼花缭乱。继１９７０年北岛的横空出世，１９８４年， “我就是那个写小说的汉人”马原以其《冈第斯的诱惑》、《虚构》等小说为中国的先锋派拉开大幕，“先锋小说”登场了，残雪、格非、余华、苏童等小说家不断从西方２０世纪经典文本中汲取营养，创作了大批技艺精良、目眩神迷的先锋小说，其影响至今未绝。

另一方面，以贾平凹、韩少功、阿城、王安忆为首的寻根派也试图在传统与西方之间寻找当代文学之根，但很快，１９９０年突然发轫的“新写实”主义将显赫的先锋派、寻根派们逼入尴尬境地――通过较为轻浅的文字，关注日常生活的鸡毛蒜皮，“新写实”把那些被先锋派极端的形式、晦涩的语言、抽象的观念搞懵的读者重新拽回鲜活的故事现场，也用讨巧的城市题材把寻根派们故作高深的乡土文化轻松消解，于是，先锋们立即转身向古老的历史和故事求救，苏童的《妻妾成群》、余华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及至《兄弟》，即无形式、更缺内涵，尤其缺乏对当下时代精神深刻洞见的先锋派已成昨日黄花，整个当代文学亦显得浮躁、凌乱、疲敝不堪。

“因为积弱已久，当时（８０年代）的那种摄取也是浅层次的，我们的文坛既没有力量也没有气魄真心接受外来的东西，更谈不上将其变成自身营养。”残雪说。

这３０年的确是向西方学习技术的３０年。“我们大概只用了１０年时间就把国外上百年的文学嬗变走了一个遍。”胡彦说，３０年来的文学无论从语言形式、表现领域等比之现代文学均有很大突破，但显然确实缺乏震撼人心的力作和公认的大家，其重要原因就在于我们对西方经典的模仿仅得其形，是用别人的话语和形式装点自己的门面，中国当代文学已经丢掉了自己的根。

“先锋派直接从博尔赫斯、卡夫卡、福克纳、海明威、马尔克斯等大家身上仿制，即使寻根派们也不过是更多地借用传统文化符号而已；新写实仅仅写出了生活的表象，却没有写出生活的真相，远远缺乏对当下现实生活的穿透力。我认为，３０年中国文学的‘技术时代’当休矣！”胡彦说。

应从传统中汲取博大的精神内涵

当然，中国文学的创作理念、叙事技术必须向西方学习，但胡彦认为，３０年来的“技术使命”业已完成，中国当代文学眼下必须自省：如何丰富作家的文化积淀？哪里才是我们的文学之根？　

对此，作家残雪坚持认为无需调转船头向传统问津，因为“营养越来越少”，传统文化缺乏精神内核，而绝大部分作家又寄生于此，从日益干瘪的传统中吸取营养，结果可想而知――既缺乏继续学习西方文化的勇气，更缺乏拒绝传统的魄力，中国当代作家已经“懒惰而自卑”，当然无法创作出具有文学公约性的、博大深沉的力作。

胡彦并不赞同残雪对传统文化的判断，认为她的创作尚有很大的争议，无论表现形式还是精神内核都深受西方影响，只能是当代中国作家的典型个案。其实中国文学传统中的丰富营养不言而喻，如唐诗宋词，明清经典小说，“一味靠西方是靠不住的；当技术时代终结之后，如果作家没有足够的传统底蕴和文化精神，他的写作生命也就终结了。”

胡彦认为当代文学无法与现代文学相比即在于此，“鲁迅、胡适等一批大师，无不是受传统熏陶成长的，他们在创新和借鉴的同时并未割裂传统。”

文学评论家、云南大学文学研究所所长宋家宏认为，３０年的“技术革命”使当代文学的艺术能量超越了现代文学，但精神能量远不如现代文学。原因很复杂，既有建国以来“运动、革命”对作家创造力的限制，也有８０年代的文学繁荣之后经济大潮的冲击，而对于先锋派的过分看重也使当代文学误入歧途。

与不少人的悲观不同，宋家宏认为自２００７年以来，中国当代文学已有不少改观，这两年的诗歌、小说从思想深度上仍显示了不小的进步，“结束技术时代之际，中国当代文学正在获取一个新的起点，当传统日益受到重视，当学者们日益渗入文学领域，当更年轻的作家成群崛起，中国当代文学的未来仍然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