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家：翻译从来非儿戏

[朱松壑]

把用韦氏拼音拼写的“蒋介石”译成“常凯申”，豆腐翻作“大豆凝乳”、糖醋里脊译为“酸甜肉”……近来，翻译界出的笑话不少。于是，我们听到这样的大声疾呼——谁来挽回译坛颓势？

本期《近距离》专刊讲述三位老翻译家的故事，或许能给读者诸君以启迪。

智量 五十春秋和一部长诗

本报记者 沈湫莎

智量先生长得很高，两侧的头发花白。他爱笑，笑起来嘴巴能咧到颊的两侧，看得到整齐的牙齿。看着他的笑容，你会忘记他是经历过那么多苦难的人。

智量先生住在华东师大一村。60多平米的老房子堆满了书籍和杂物，显得逼仄，甚至难有转身的余地。20多年来，就是在这间屋子里，他翻译了托尔斯泰80万字的《安娜·卡列尼娜》，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上尉的女儿》，狄更斯的《我们共同的朋友》，康德拉《黑暗的心》等一系列作品。他还以自己的人生经历为蓝本，写作和出版了《饥饿的山村》、《人海漂流散记》、《海市蜃楼墨尔本》等几部小说。晚年，他好画虾，有人评价“颇有白石风韵”，但他却引用《安娜·卡列尼娜》里的一句话说：“我绝不会愚蠢到以为我自己是一个画家。”

他少时痴迷于诗歌，对学习语言有着超乎常人的热情，他曾为了师长的一句嘱托，20多年孜孜不倦地翻译俄国大诗人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如今半个世纪过去了，他还在不断修订，为了使其更美丽，更精致。然而翻译界风气日渐浮躁，最近甚至出现了某出版社把“蒋介石”翻译成“常凯申”的笑话，每谈及此，老先生禁不住叹息。

“现在翻译质量严重下降，真是令人担忧啊。”智量先生说。

为《奥涅金》痴迷

就在今年年初，80多岁的智量先生又一次修订了他的作品《叶甫盖尼·奥涅金》——每行字数都限定为10个，为的是使这部俄国长诗更符合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

但是做起来又谈何容易？“有的俄国人名字就占去四五个字，用剩下几个字去表文达意，还要照顾诗歌的节奏和韵律。”对这部烂熟于心的长诗，他又整整修改了6个月，才拿出成稿。

他仿佛就是为这部诗集而生的。一本《叶甫盖尼·奥涅金》，他翻了20多年，其后又经过十多次的重译、重抄、修改。

智量1928年6月出生于陕西汉中莲花池畔的一户书香人家，父母均为中国第一代受新文化运动影响的大学生。他在父母影响下打下了出色的文学基础。智量后来考上了北京大学法律系，随着1949年北平解放，他又转入西语系俄语专业学习。当时市面上有两个版本的《奥涅金》，一个是从世界语翻译过来的，但是离原文太远了；还有一个是吕荧先生的译本，忠于原著，但缺少诗歌的味道。在学俄语的过程中，智量为《奥涅金》痴迷，一有看不懂的地方，他就去问他的老师刘泽荣、曹靖华和余振，要是老师也不懂，他就去问当时在北京城里居住的“白俄”（十月革命后逃到中国来的俄国人和他们的子女），就这样利用课余的时间，他居然把书中400多个十四行诗节全背了下来。

尽管如此，智量从没有想过自己来翻译的事，直到后来，他到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当时的所长何其芳先生鼓励他说：“你能翻！全中国能有几个把它从头到尾背出来的人？你怕是第一个。”这才激起了他去试一试的念头。

正当他雄心勃勃壮志满怀准备“啃”下这块“硬骨头”时，命运向意气风发的年轻学生展示了残酷的一面。

1958 年的春天，智量被错划为“右派”，分配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附近的小米峪村进行劳动改造。突然之间，身份、地位、妻子、儿女都离他而去，他不知何去何从。但他永远也忘不了在临行前一天，在如厕时“巧遇”何其芳先生，何先生用浓重的四川口音只说了一句话：“《奥涅金》你一定要搞完咯。”

这句话给了智量取之不尽的力量，从此他白天在地里干活，晚上在住的农民家煤油灯下继续一节节细读《奥涅金》，每每想出好的译文，他就从屋子的墙壁上扯一角发黄的报纸把它们记录下来，有时是写在卫生纸和香烟壳上。

两年后，贫病交加的他投奔上海的哥嫂。当他打开仅有的一只旅行袋时，家人都惊呆了：里面装的全是写有密密麻麻文字的香烟壳子和碎纸片，这些就是《奥涅金》的译文初稿。

198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比较了几个版本后，决定选用智量先生的译本出版，这时距离他开始翻译《奥涅金》已经有整整30年了。

纯正的学者风度

尽管热爱翻译，智量先生也有过把翻译工作往外推的经历。

有一次，出版社请他翻译英国作家司各特的《艾凡赫》。智量先生非常喜欢这部小说，于是没日没夜完全沉浸其中，可两个月后，他还是把书退还给了出版社。他说：“我翻不了。”

两个月里，他总共翻了6000字，而整本书一共有40万字，这时的智量已经70多岁，“我怕身体吃不消。”他说。退书的时候，他把自己翻译的6000字手稿也一并给了出版社，“希望能对后面翻译者有所帮助。”

责任心，是智量一直坚守的翻译准则，作为华东师范大学的教授，他如今已是桃李满天下，学生都喜欢称他为“智量师”，一个“师”字，满含的是一种敬仰，一个处世为人的道标。

“文艺是要载道的。”无论是翻译、著书，智量无时无刻都表现出这种责任心，他翻译的时候反复推敲格式、包括韵脚、语义，成稿后还要多次修订、检查。

他从不把出版社拿来的译稿给他的学生翻，尽管这样“又方便又实际”，他不无担忧道：“如今外语系、中文系的好多学生论文中也有错别字，让他们去翻译，怎能放心？”

正如南开大学教授王志耕对他的评价，智量翻译与研究中最值得年轻人学习的，是在那过程和成果中显示出来的纯正的学者风度。这种治学态度在今天充斥着庸俗商业气氛的翻译与研究界可称得上一种难得的“古风”，令后生晚辈思之，敬之，仿效之。

翻译工作者应受尊重

老先生告诉记者这么一件事：十几年前，一家出版社请他翻译屠格涅夫的《散文诗》。他很喜欢屠格涅夫的散文诗，就应承了下来。后来，这本书在这家出版社再版重印过多次。重订合同的时候，这家出版社提出的报酬标准是当时最低的，用智量先生的话来说，“是一个几乎感到遭受侮辱的标准。”这时他向这家出版社提出，只要求每千字报酬增加一元。“这一块钱不算什么，只是为了找回应得的尊严。”然而这个要求也未能被接受，出版社再也没有和他联系。

后来，智量先生看到市面上《屠格涅夫散文诗》出版，译者已然换了别人。他一打听才知道，这家出版社在未曾通知他的情况下，已经把这本书的翻译交给了另一个人。

智量先生说，他记得，在上世纪50年代，翻译稿酬每千字是大约十几元。而现在，50多年过去了，物价涨了百倍不止，出版部门支付的稿费千字不过七八十元，有时还要更低。尽管稿酬标准已经很低，但出版社自有一套办法，一是加大“千字”的标准，国家规定每10行诗算1000字，但按出版社不成文的规定，现在每 20行才算1000字。二是等书出版再支付稿费，等出书时，物价往往已经上涨了。还有一些出版机构，看外国文学名作好卖，就把人家已经出版的书稿略加改动，东拼西凑地弄出一个“新版本”，就放在市场叫卖。智量先生不无痛心地说，“这样下去多么可怕！”

叶廷芳 译笔饱蘸思想的墨水

本报驻京记者 吴越

叶廷芳常说，“翻译家”是他次要的身份，他更看重“学者”所意味的对人类文明精神的守望职责。纵观叶廷芳的翻译生涯，他一向采取主动“拿来”、带着思辨 “择取”的方式，本身就带有“学人”烙印。从上世纪80年代初，他首先引入卡夫卡、迪伦马特等当时还被称为西方“颓废派”代表作家作品，到如今仍不断地向读者引介西方美学思想中的精华，叶廷芳那支精妙的译笔，始终饱蘸着思想的墨水。

与“催人泪下的幽默”相遇

60 余年前，浙江省境内距衢州县城45里的山路上，一个13岁的独臂少年饿着肚子，脚踏草鞋，匆匆行走着。天色向晚，冷雨夹着雪籽扑打在他破旧的蓑衣蓑帽上。这条山路，少年以前只走过两次，一次是摔坏了左臂，被大人抬往百里之外看中医时路过县城；一次是不久前的进城赶考。由于乡下人不信西医，他那条原本只是一般骨折的左臂在草药的包裹中腐烂生蛆，最后只好任其全部断送。

在求学的季节，独臂少年失学了，眼前只剩务农一条路。可是，一个寒冷的雨雪天，他擅自拿了房梁上挂的两串粽子和家里的十几斤大米，趁午饭前父亲还没回家，径直向县城的衢州中学进发。迟到两周报到的少年此后在全校名列前茅，后考取北京大学西语系。1964年，叶廷芳从助教岗位上跟随导师冯至一起调入中国社科院外文所，从此与德语文学结下不解之缘，并成为向国内引入卡夫卡和迪伦马特的著名德文翻译家。

文汇报：赏析《变形记》时，您写道：“人一旦遭遇不幸（丧失工作能力的疾病、伤残、政治袭击等），他就不再被社会甚至家庭所承认，从而失去作为人的价值和尊严，成为无异于低等动物的 ‘非人’。”这番话，我觉得可能也是您个人心声的吐露吧。

叶廷芳：可以这样说。《变形记》让我联想到自己曾经的境遇：畏父与遭弃，心灵上产生共鸣。所以怪诞，特别是悖谬型的怪诞，作为艺术手段具有一种催人泪下的幽默感和强烈的悲喜剧情趣。迪伦马特也以怪诞和悖谬著称，从他的名剧《老妇还乡》中，我发现当年欧洲小城居民与经济腾飞前夕中国人的心路历程何其相似！

文汇报：在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前期中国的社会文化背景下，您是怎么挑出一个“卡夫卡”的？

叶廷芳：我最早知道卡夫卡是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那时外文所编辑一个内部刊物叫《现代文艺理论译丛》，其间接触到“存在主义”思潮及其代表性作家卡夫卡等，当时被称为“颓废派”。我发现这个卡夫卡在西方文艺批评界的“点击率”很高，当时就比较留心。

干校回来后（1972年），听说外文书店在通县的仓库有200万册原版书正在“清仓”，我和当时正跟我学德文的何其芳赶紧跑到通县去淘书。发现了一部厚厚的上世纪60年代民主德国出版的卡夫卡选集，包括《城堡》、《诉讼》和一些主要的短篇。另外找到了一个单行本《美国》（即《失踪者》）。

看完《变形记》，我非常惊奇，心想“这就叫颓废派？”好像有一种说不出的“味道”，仅仅“悲观”二字根本概括不了它。所以我研究卡夫卡的兴趣，比翻译他的作品的兴趣还要大。

几年后，“文革”结束了。知识界喊出了“打破禁区”的口号，我所在的《世界文学》杂志准备就从卡夫卡开始“破禁”。我花两个多月时间匆匆写出了一万多字的评论，首次从正面肯定卡夫卡，与李文俊译的《变形记》一起发表。当时我心里还没把握，发表时没用真名，后来看看没事，胆子又大了，一发不可收拾，又写了《西方现代艺术的探险者》等，后又以专著形式“再论”卡夫卡，在文艺界引起反响。

译家应着眼于推动国内文学艺术的变革

文汇报：你认为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译者？

叶廷芳：首先必须明白，文学翻译是一门深奥的学业，它不像一般的科技或政治翻译。“文学是人学”，它涉及的是想象、情感，现代文学则更涉及“潜意识”、幻象等等。因此我常说，文学翻译拼到底的是你的“悟性”！因为翻译的最高境界是“传神”，它也是区别你是翻译匠和翻译家的分水岭。

其次，翻译不仅必须忠实于原文的愿意（信），而且还得尊重原作的风格和笔调（达）。如果人家的原作笔调很轻快，你却译得很稚拙，这就与“达”相左，也与 “信”相违。至于“雅”，那也要看情况：如果原著的语言很粗俗，你的译文却很漂亮，这就与“信”相悖了。两个不同语言风格的作家，在你的译笔下都变成一种风格，这恐怕不能算作优秀的译者。

文汇报：您挑选作家作品的眼光聚焦于哪里？

叶廷芳：我的研究方法遵循的一个原则是介入国内文学艺术的实践，把我通过外文较早掌握的现代文学艺术新理念、新方法和新观点汇入到国内作家、艺术家的讨论和活动中去，以推动国内的文学艺术的变革；同时通过从国内作家、艺术家的接触中领悟创作的奥蕴。80年代中后期我在文学界提出“泛表现主义”的概念，使许多作家受到启发，使他们知道创作方法除了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以外，还有一个“主义”。

出版界是造成译坛颓势的“合谋”者

文汇报：针对目前我国颇多非议的翻译界现状，请您谈谈看法。

叶廷芳：在40岁以前，我没有发表过译文。过去出版社对译文的把关是很严的。记得上世纪60年代初，我在北大西语系文学教研室当助教。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送来两部德国长篇小说的译文校样征求我们的意见。我们觉得两部译文的水平有一定差距。结果出版社决定只出一部，即《布登勃洛克一家》。

那时社会上对翻译的严肃性也很关注。记得一位资深俄文翻译家翻译时遇到一个有“修正主义”之嫌的人名，就把他删掉了，结果受到留党察看和5000元（接近于他两年工资的总和）罚款的处分！

当下，我们的翻译队伍确实在不断壮大，但我们的翻译质量却在明显降低。鲁迅文学奖的翻译奖连续三届都没有评出一等奖。显然目前学术界的浮躁风在翻译界刮得也不轻。粗制滥造、错误百出、笑话连篇的现象时有听闻。有的人缺乏起码的社会责任心，不顾自己的水平和实力，大干快上，尽出次货。有些有一定实力的人则一心为了牟利，突破道德底线，抢译、快译、重译，只求速度和数量，不顾质量。这方面某些出版社也难辞其咎。它们既没有外语编辑，又非要出翻译作品，而且往往抢译、赶译，拽着上述译者跟着跑。因此出版界是造成译坛颓势的“合谋”者。

文汇报：对于您来说，翻译的收入高吗？

叶廷芳：翻译收入之低，对于我也不例外，一般每千字稿费在40到50元人民币左右。有一次，某出版社告诉我，倘若给我每千字50元的稿费，就附加一个买断我的译文版权的协议；如果我不答应，则每千字付我40元。后来不知是谁做了一下中间人，才把我的价码提到50元，算是额外开恩了！

任溶溶 给孩子美丽的童话世界

本报记者 徐晶卉

任溶溶这个名字，也许很多人并不熟悉。

然而，老年读者们可能还不曾忘记儿时读过的《古丽雅的道路》、《铁木尔和他的队伍》，中年读者大概也无法忘怀当年《木偶奇遇记》、《安徒生童话》带来的奇妙旅途，今天的小朋友们或许正手捧图书，认认真真地读着《夏洛的网》、《小熊维尼》、《查理和巧克力工厂》……

在所有这些书的扉页的小角落里，你都会发现一行相同的文字：任溶溶译。他隐藏在字符的另一端，轻触笔尖，翻译出一串串令人着迷的文字，像施了魔法的音符，陪伴每一个孩童进入甜美梦乡。

他今年已是87岁高龄。他的作品“长生不老”。

到底他的世界有多神奇？日前，在任溶溶先生被上海市版协、上海译文出版社共同授予“资深翻译出版人”纪念牌之际，记者采访了这位一生致力于儿童文学翻译事业的老人。

童话书塞满书架

在预约采访的时候，我心里一直有些担心。电话接通了，传来和蔼的声音：“啊！要接受采访啊，我紧张……我有点怕……”老人带着浓浓的广东口音，然后咯咯笑了，像个孩子。我的心忽然之间就不那么紧张了。

“首先，恭喜任老师拿到这个‘资深翻译出版人’出版奖。”正式采访的时候，我说。

“啊！不好意思。我也没有想到会得到这个奖，资深资深，大概就是年纪大了，资格老了吧。”他既而偏过头想想，清咳了几声，孩童般笑了起来，“不过我从事翻译工作几十年了，自己做得还是不错的，总是贡献了一些。”

任先生“文革”前曾在少年儿童出版社担任外国文学编辑，接触了大量外国文学作品。“文革”后他进入上海译文出版社做编审，而这段时间，正是欧美文学作品大规模进入中国人视野的时期。

“‘文革’前‘框框’很多，中国读者看到的基本都是苏俄文学。后来‘文革’结束了，我在译文社编辑《外国文艺》杂志，第一期就做主推荐川端康成的作品，后来又陆陆续续介绍了一些以前内部介绍的文学作品。再之后，外国文学作品就大量涌入了。”

不过，任溶溶真正开始一心一意从事儿童文学翻译，还是一次偶然的机会，“我有一个朋友在儿童书局办杂志，急需翻译，我就乐呵呵地帮着翻了，我到外文书店一看，哎哟，这个外国书太漂亮了！从此就一头栽进去了！”

任先生的书架上，塞满了童话书，五颜六色，很漂亮。我很好奇：“这些书都是你的？”

“这屋子里的书都是我的，可以勉强拿出来‘摆阔’。”老人呵呵笑起来，“里面有些是自己的译作，有些是叶君健等优秀翻译家的作品，还有些是‘古董’了，是我珍藏的，比如我小时候最喜欢读的意大利童话《木偶奇遇记》。”

或许，儿时的他也没想到，那本心心念念的《木偶奇遇记》，有朝一日，会在他手中诞生出中译本，并迅速受到了读者的欢迎。

“我的翻译很口语”

读任老的童话书，仿佛总能勾起孩提时无忧无虑的回忆。

“看了那么多版本的《木偶奇遇记》，我还是最喜欢您的作品。”我至今还记得那个故事的开头——

“从前有……

‘有一个国王！’我的小读者马上要说了。

不对，小朋友，你们错了。从前有一段木头。……”

我低声念着，任老先生轻轻笑了：“这也是我翻译时印象最深的一本童话书，一边翻译一边自己笑个不停，像个孩子。还有一本印象很深刻的，也是意大利作家的作品《假话国历险记》，‘文革’前我就买了，后来给小儿子当插图本看，结果他还给了我。这个故事讲的是一个海盗当上了国王，为了隐瞒自己的底细，就颠倒黑白，让人们都说假话。‘文革’后我一看这不正好讽刺‘四人帮’么？所以翻译起来很起劲。”

任老翻译起来是个急性子，有些人喜欢译了改，改完再改。他不同，看了几遍就丢一边不高兴看了，他这样解释：“我是编辑，等样稿出来了还有机会动脑筋斟酌文字。”

任先生的翻译功夫可是到家的。他喜欢用“小朋友”代替“孩子们”，他喜欢用对叠词、谐音字、绕口令，口吻总是像在对孩子说话。“世界上所有的孩子都是相同的，我的读者对象很明确，家长是如何跟孩子讲故事的，我就怎样译。”“我个人提倡口语，不喜欢‘文绉绉’、‘大道理’、‘疙里疙瘩’的问题。‘信雅达’一直是翻译界的老问题，然而我觉得‘信’是最主要的。翻译的时候我也经常会斟酌，我喜欢用浅显的单词来表达。而且我挑选的书大都是得过‘安徒生奖’的，翻译的作用就是给小朋友们看好书，给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做参考。可惜，现在许多翻译者太浮太躁，做不到这一点。”老人说。

率性老人“奇思妙想”

翻开任溶溶的简历，大多数人都会“吓一跳”。他懂得英、俄、日、意四国语言。

“这个你要帮我辟谣的。”老人急忙说，“其实我比较精通的是英文和俄文，懂英文是因为我读的中学是英国人办的；懂俄文是由于在俄罗斯人家里做过家庭老师。意大利文和日文都是在‘文革’十年无聊时学的，不作数的。”

不能否认的是，正是这四门语言的天赋，命运兜兜转转，最终将他“兜”进了儿童文学翻译事业的大门。

“我曾碰到一个考古学家，如果不是当初碰巧去搞翻译，我大概就去考古了，跑到从没打开过的古墓里面看看是什么样很有意思，可惜，我岁数过头了。”老人笑道。

“我真的是很喜欢翻译儿童文学，现在想想没入错行。”他自豪地说，“很早之前我翻译的《查理和巧克力工厂》、《木偶奇遇记》，如今的《夏洛的网》都改拍成了电影，受到了小朋友的喜爱，证明我没有选错书。”

“其实许多国家如意大利、丹麦都有非常好的儿童书，我国在小语种翻译上人很少，我之前也培养过几个小语种翻译人才，可惜了，现在都出国了。”老人流露出惋惜的表情。